音乐教育：启蒙、对话与滋养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

05-31·阅读时长9分钟

227人看过

音乐人的音乐人生

新刊上市，点击订阅

《爱乐》2025年第6期

音乐教育：启蒙、对话与滋养

领唱者｜王健：成为演奏家之前

要成为音乐家，需付出多方面努力，并非仅凭某一方面的才能或特长就能实现——音乐虽是直观的人与人之间沟通的工具，但音乐本身是复杂而深奥的东西。

作为音乐家，我们需长期投入，借助各类理论、分析与学习充实自身，真正理解作品，进而产生更深刻的共振与共鸣。有了这些，我们才能把作品演奏出来，使得观众也抱有同样的共振与共鸣，音乐才能达到它真正的力量与能量。

若从广义的艺术家范畴探讨所需特质，我认为对人性情感的敏感至关重要。缺乏这种敏锐的感知力，便难以迅速捕捉艺术品中引发共鸣的内核。

对我而言，童年时父亲给予的教育至关重要。记得最初，即便我拉奏最简单的儿歌片段，他总会问我“每一句想表达什么”。这让我从小养成习惯：无论演奏几个音符或片段，我都会努力感受和探索其中的韵味、气韵、张力、意境与情感。我学得很慢，但一旦演奏，便总想融入自己的表达。长大后我意识到，所有技术都应为音乐服务。

我们班上的学生目前技术水平都比较高，因此我非常希望帮助他们建立一套属于自己的、主观的审美观。具备这样的审美观，他们才会明确自己想要呈现的演奏风格。当听众听到一段演奏或一首作品时，若能产生直接的触动与感受，毫无疑问，这场演奏便是成功且有感染力的。这种能力需要长期打磨。我正竭力帮助他们培养具有个人特色、符合音乐规律且能被大多数人接受的音乐审美。作为教师，能在关键时刻帮助学生突破瓶颈，让音乐抵达更深层次的境界，这种成就感无比强烈。

｜本期精彩｜

张立国（摄影：Todd Rosenberg）

华彩｜音乐教育是一场相互教育 ——对话中提琴教育家、演奏家张立国

从苏格拉底提出“音乐教育的目的是使人性情温和、通情达理，从而培养人们履行生活中一切社会义务与道德义务的意愿”，到席勒将“剧院作为一种道德机构”的论述，再到前些年丹尼尔 · 巴伦博伊姆在 BBC 逍遥音乐节上真挚呼吁以共同的音乐教育抵御“孤立倾向”，音乐教育的深层意义被不断探讨。学习音乐不仅是掌握技巧，更是在学习如何去认识广阔的世界。

对于从“黄金时代”走过来的大多艺术家而言，音乐教育是刻入使命的责任。正如其挚友巴伦博伊姆一样，张立国也始终将这份事业视为毕生的责任：对未入门者，他有引导的责任；对已入门者，他的责任是告诉他们如何追求更好地走下去。我们的对话始于去年冬天里卡尔多 · 穆蒂大师的中国之行。当时，张立国作为穆蒂大师的御用中提琴首席一同抵达。从寒冬到暖春，这场对话断断续续进行着，或许尚未完结。在这几次跨越时间与空间的交谈中，我们从接受教育聊到育人，从独一无二的剧院聆听体验聊到如何确切地去拉好一个弱音。也就在这数月间，世界局势剧变，美欧换届选举，特朗普打破美国艺术界传统，自任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主席……当下，我们或许更能切身感受到，音乐绝非独立学科，音乐教育更是如此，它与世界及我们个体的命运相连。几次交谈的核心始终锚定于此：音乐教育，究竟在教育什么？在学习什么？又在塑造些什么？

张立国：我的启蒙记忆里满是隐约的钢琴乐声。那时妈妈在家教钢琴，学生络绎不绝，我的摇篮和小床就在隔壁。我对音乐最初的记忆，源于妈妈教的几首曲子：格里格的钢琴奏鸣曲、柴科夫斯基《四季》中的《三驾马车》——这些至今仍是我最早的童年回忆。她喜欢这些曲子，学生们也都在弹，妈妈说我从四岁开始学钢琴，但我竟不记得学琴的过程，只隐约记得一些片段：妈妈的钢琴班设在永福路一栋花园小别墅里，房主是位医生，他家的孩子是妈妈的私人学生。每个月，我们都会在那里举办演奏会，我是当时最小的学生，有一天进场后我竟打瞌睡睡着了，直到大家叫醒我说轮到我上场，我走上台，完全不感到紧张。学习钢琴没让我觉得吃苦，我学得十分顺利，妈妈也从未逼我，就这么自然而然学着，但我对这段印象其实并不太深，有人说，印象不深说明没吃什么苦头。

小提琴大师大卫·奥依斯特拉赫

直到我七岁那年，小提琴领域的权威大卫·奥依斯特拉赫（David Fyodorovich Oistrakh）来上海演出，简直轰动全城，作为音乐学院老师的母亲费了很大劲才搞到两张票。我记得演出地点在大光明影院，因为那时候的上海几乎没有专门的音乐厅。奥依斯特拉赫演奏了五首还是七首曲子，包括返场曲目。听完音乐会，我告诉母亲我想学小提琴，她没训斥我，只是说：“你钢琴学得不错，再弹几年，学小提琴的事以后再说。”就这样暂时搁置了我的请求。当天回家后，我从玩具堆里找出一把木枪，拆掉外壳，只剩中间的木条，又找来四根线绑在两端，用竹片做琴马，找了个物件当琴弓——一把自制“小提琴”就完成了。那时家里有一面藏在衣柜里的穿衣镜，我每天都站在镜前，对着镜子“拉琴”，这把琴发不出声音，但大人们却因为我的突然安静很快找到了我，他们找过来时发现我正在镜前摇头晃脑、无声地“演奏”我的自制小提琴。那段时间我每天执着地重复这套动作，一两周后母亲终于妥协，帮我报了一个由音乐系学生执教的业余班。记得那是1958年，附小课余班开学第一天，全体新生集合，由吴国钧老师给我们讲学习音乐的乐趣，以及我们为何要学习音乐等内容，随后，他播放了《天鹅湖》中“双人舞”那段小提琴独奏。

后来同学们还常提起这段趣事：当音乐播放时，我突然站起来，装作拉琴的样子，随着音乐的节奏和旋律“演奏”，大家都被逗乐了。现在回想起来，我刚来第一天，怎么就这么“厚脸皮”呢。就这样，我上了人生第一节小提琴课，可刚过15分钟，我就后悔了，因为肩膀扛着琴实在太酸了。“哎呀！上当了！”事后我忍不住感叹。

刚学小提琴时，拉出来的声音并不好听，我就跟我的启蒙老师说我的琴不好。琴不好，而不是我不好。说来也好笑，琴不好这件事跟随了我一辈子，后面反而变成了好事情，我对琴的要求非常高，非常讲究，甚至到了吹毛求疵的程度，我也跟我所有的学生说：你一定要有一个“恰当琴”，琴一定要好，弓一定要好，不是贵，就是真的能够为你服务的琴，而不是减退你能力的。

1959年，张立国与母亲盛建颐、妹妹张立桢在上海音乐学院附小。盛建颐是我国儿童音乐教育先驱，首批出国留学的女性艺术家，她毕业于英国皇家音乐学院，后在上海音乐学院附小任教

就这样，在业余班学习一年后，我报考了上海音乐学院附小。当时我妈妈是教导主任兼钢琴教研组主任。记得入学考试的考官有赵基阳老师、我妈妈、姜瑞芝校长（她是贺绿汀院长的夫人），还有教歌唱和乐理的吴国钧校长。考试时，我演奏了一首儿童乐曲，拉到一半却忘谱了，尴尬得进行不下去，最要命的是我妈妈就坐在考官席上。这时，赵基阳老师赶忙说：“哎，随便拉点什么，你熟悉的歌就行，你喜欢拉什么就拉什么。” 我立刻应下，拉了一段《社会主义好》。我自信满满地演奏着，据说摇头晃脑还挺有表现力，就这么被学校录取了。

这就是我最初的学琴经历，没有外力强迫，纯粹因热爱一步步走进音乐之门。我十分感激附小、附中的成长环境，后来虽然被中断了，但在早期的音乐教育中，那些勤恳敬业、呕心沥血的老师们，为中国音乐教育奠定了基础，其影响延续至今。

前奏｜我所接受的教育是一场永不停息的平等对话

钢琴家罗维：在我的经历中，音乐与教育的关系，就像一场永不停息的平等对话。在这场对话中，我们既是学习者，也是传递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