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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悠终于不再发愁儿子小皓的作业辅导问题。吃上治疗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药物后，小皓的状态稳定了许多，能在晚托班完成部分作业。完不成的作业，陈悠也不再要求。她开始包容小皓那些她之前不能理解的行为，比如，喜欢在教材上涂涂画画，就为他准备两套。这样的变化始于小皓三年级时校长的一次“劝退”。

陈悠记得，当时校长一上来就告诉她，“这孩子没法教，太影响正常课堂秩序了，看看是退学还是转学吧。”班主任在一旁补充小皓的种种行为：上课时不时插嘴，大声说“这个我都会了我不听”，或者说老师讲得不对，老师的制止和安抚都无效，反而会激起小皓离开座位，跟在老师身后满教室转。如果老师拍他肩膀让他回座位，他会还手，做出踢人的动作。一次教导主任拉了小皓一下，他把对方胳膊抓得满是指甲印。

面对“劝退”，陈悠第一反应是小皓“又可怜又可恨”。她之前也想过一些办法。小皓幼儿园时就好动，在家里莽莽撞撞，如果前面有把椅子，他不会绕过去，而是踢倒，看电视嘴里也时刻大声嘟囔，小女儿常哭着和陈悠抱怨，“哥哥太吵了！”陈悠听说这可能和孩子体内的微量元素有关，幼儿园时带他去医院检查出铅高，吃了药，还设置了奖惩机制，如果能听话就奖励他喜欢的乐高，气极也打也骂，都收效甚微。

被学校劝退的那天，在班主任的建议下，陈悠一出办公室就带小皓去市里的儿童医院检查是否为多动症，诊断结果显示，小皓是重度ADHD，混合型（兼有注意力不集中与多动冲动）。陈悠一阵发懵，她从未了解过多动症，在她生活的河南村庄，几乎没有人会把小皓的表现和多动症联系在一起，从家人到邻居，都觉得这个见到人会礼貌问好、数学能考100分的男孩“只是小时候皮点，正常。”

事实上，多动症不是单纯的调皮，其学名是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是一种起病于儿童期的神经发育障碍，常见于学龄儿童，主要与大脑发育和神经递质调节异常相关，受遗传和环境多重因素共同作用。ADHD典型特点是孩子会长期、反复地表现出与同龄人不相称的注意力不集中、不分场合的过度活动和情绪冲动，并伴有认知障碍和学习困难，会影响到人际关系及日常生活等。

这样的特质很大程度上让多动症孩子更难适应规整的学校生活，矛盾往往先从家长群体中爆发。今年四月，一年级ADHD孩子妈妈邓敏就在微信家长群里被“围攻”了。那是接完孩子放学的一个中午，一个男孩的爸爸气冲冲地在家长群里连发几条消息，表示自家孩子被邓敏儿子多多打了好几次，之后七八个家长纷纷应和，投诉多多会骂脏话、拿同学字典橡皮、撕坏同学的书等等。看完二三十条群消息，邓敏崩溃了，她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其他家长，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小孩？”

纠结了一周，邓敏在家长群里发了一封“致全班家长的道歉信”，解释了多多做出这些行为的原因是他被诊断为ADHD，大脑前额叶发育不完全，已经在给他做干预，必要时会申请陪读，希望大家谅解。

一面是邓敏这样的家长因为ADHD孩子难以顺利融入班级而痛苦煎熬，另一面，其他孩子的家长也有自己的现实顾虑。生活在南京的赵芝儿子刚上一年级，开学不到两个月，儿子小志就和ADHD同学小铭在语文课上打起架来。小铭上课常离开座位，当时跑到小志身旁和他聊天，还向后仰躺在小志桌上，两个孩子争执两句后开始互踢。赵芝得知后警铃大作，初入小学的孩子自控力本就较弱，她很看重小志能否在一年级培养起良好的学习习惯，可小铭频频不受控地打破课堂秩序。语文老师曾表示，因上课时要多次停下制止小铭，进度已经落后，管理也难免松懈，“我在他身上要花更多精力，那分给其他孩子的精力肯定就少了。”

在南京这样一个教育很“卷”的地方，赵芝不希望儿子“输在起跑线上”。她想给儿子转班，班主任拒绝了，说不能开这个头，也驳回了赵芝对于能不能让小铭转学的请求，表示受教育是孩子的基本权利。赵芝觉得这问题“无解”，唯一方法是给儿子转学，代价是花一百多万买套新房，换个更好的学区。即使这些都能负担，赵芝也担心新学校是否有名额接收，更不能确定的是，“很费劲转过去了，结果新班级又有多动症孩子，该怎么办？”

她知道小铭家长其实也不容易。沟通时小铭妈妈告诉她，给小铭花费的干预费用已经超过7万元，他们家境并不宽裕，妈妈在食品包装厂工作，爸爸开出租车。说到最后小铭妈妈也有些崩溃：“老师希望他乖乖坐着不动，其他家长希望不要干扰同学，药也给他吃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赵芝想了想回复她：“大家立场不一样，各有各的难。”

生活在深圳的胡凌会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养育多动症儿子的经验，网友问的最多的问题之一是为什么不把孩子送去特殊学校。胡凌专门咨询过深圳的特殊学校和教育部门，得知特殊学校接收的都是情况更严重的残疾孩子，胡凌儿子这样智力正常的多动症孩子不满足特校接收条件。教育部门工作人员告诉胡凌，对于多动症孩子，政策是留在普通学校应随（指随班就读）尽随。

私立国际学校也许能给多动症孩子提供个性化的环境，可高昂的学费是大多数家庭无法负担的。40岁的白文文是长沙一所国际高中的老师，她接触的学生有很多是无法适应中高考体系的情绪障碍孩子，转换环境后能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发挥天赋，她认为这也可能适合自己多动症儿子小先。小先由于无法集中注意力，上课很难吸收知识，考试也写不完。同时他还有读写障碍，写字乱七八糟，“B”和“D”总是记反。这导致他成绩常年居于班级倒数行列，很大影响了小先的自信心。白文文想过让小先去国际学校，可是一年费用十几万，比她工资高得多。作为单亲妈妈，她还要承担房租、小先的吃药费用、运动干预课程费用等等，对国际学校只能有心无力。

最无奈时，有的家长也冒出过让孩子不去上学的念头。但再仔细想想，一方面是孩子自己想去学校，他们需要同龄社交的环境。另一方面，如果在小学阶段离开学校，就意味着早早脱离一条正常成长的轨道。多位医生建议胡凌，“能不搞特殊就不搞特殊”，胡凌也认同，儿子将来还是要做一个普通人，有一份普通的工作，过普通的生活。她反问道，如果八九岁就不上学了，“之后这辈子怎么办？”

因此，公立小学成为这些普通多动症孩子家庭唯一的选择，随之而来的是陪读需求。陪读一般有两种形式，专业的影子老师或家长自己陪读。邓敏了解到，桂林的影子老师一个月需要6000到8000元，而她和丈夫的总月收入是6000元，房贷3000元，上大学的女儿生活费2000多元，儿子多多干预费用近2000元，已经是入不敷出的状态，影子老师更是请不起。邓敏舍弃了更有发展前景的岗位，自己陪读，每天搬把椅子坐在教室后门外，儿子出现异常时站起身来用眼神警告和制止他。多多也愿意妈妈来陪读，他也烦恼于无法自控，妈妈能管住他，比如几周后他就改掉了上课把脚放进抽屉的行为。

当然，不是所有孩子都像多多这样听妈妈的话，陪读对亲子关系也是一个考验。陈悠有三个孩子，丈夫在厂里上夜班，一周才能回家一次，辅导小皓作业的任务全部落在陈悠身上。每晚她都要一手抱着不到一岁的小儿子，另一手陪小皓写作业。更令她崩溃的是，只要一秒没盯着小皓，他就会发呆，或者戳笔，加上读写障碍，一个字要划掉好几遍才能写对，直到凌晨一两点都写不完作业。陈悠急火攻心，小皓的反抗比她更激烈，“我又没让你管我！都怨你在这里我才不写作业的！”

最后陈悠选择了在她看来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吃药。也不是吃上药就万事大吉，每个多动症孩子都有不同情况。有款常见药小皓吃了后抑制生长发育，三年级一整年都没长高，停留在一米三九，比同龄的堂姐矮了十几厘米，还瘦了20斤。而另一款药小皓吃了无效，反而更暴躁，为了寻找适合他且副作用小的药，陈悠带小皓辗转了三家医院。药的选择并不多，小皓现在吃的这款20天需要一千多元，陈悠发愁，如果小皓之后对这款药产生了耐药性，就没别的药可以吃了，到时该怎么办呢。

胡凌儿子洋洋是多动症并发阿斯伯格，没有攻击性，更大的问题是无法符合学校的规范。胡凌想了很多办法。她加入家委会，帮老师收集表格、给班级画黑板报，希望给老师和其他家长留下些好印象，以此换得他们对洋洋多一分包容。但老师的压力也客观存在，学校以评分体系考核班级纪律和各方面管理，洋洋不好好做操、掉队等都会给班级扣分，“我的孩子在里面就好像颗老鼠屎”。接到老师投诉后胡凌“威胁”洋洋，一天不做操就翻倍打屁股，从50下打到了800下，洋洋还是没法好好做操。胡凌又送他去学街舞，想提升身体协调性，后来胡凌发现，洋洋不是故意不认真，而是只能跟得上前四个八拍，之后注意力就跟不上了，看上去动作像捣乱。洋洋也很辛苦，每晚胡凌匆匆骑电动车送他上干预课，他坐在后座好几次睡着，差点摔下车。

这一切胡凌都自己扛着。丈夫观念传统，让她别听医生瞎说，“哪有什么多动症，就是打他太少，多打打就好了”。没有家人助力，她自己摸索查资料，时刻关注洋洋的状态，和别的家长交流取经。学校老师说相关部门有政策支持，可以去做免费的心理咨询和个案指导，胡凌顾虑会留下档案资料，影响孩子的未来，也没去尝试。胡凌总是相信，现在看着“不太行”的洋洋有一天也能行。

2021年发布的《中国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在6到16岁的在校学生中，儿童青少年的精神障碍总患病率为17.5％。其中，占比最高的是多动症，达6.4％。这意味着，公立小学每个班里都平均存在2到3名多动症孩子。复旦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李晓茹是“小松鼠”项目的执行主任，该项目聚焦ADHD儿童的社会支持体系建设‌。她希望先厘清一个概念，即ADHD是儿童发育性问题，只是一定概率地存在于人群中，他本人以及家庭并没有责任。可往往多动症儿童是学校融合教育中冲突更外显的群体，一个原因是多动症儿童的特质：三分之一的孩子有多动和冲动的表现，容易伤人。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小学越发严格统一的管理之下，孩子的多动越发成为突出问题。李晓茹观察到，现在很多小学课间禁止游戏和跑跳，“严格程度到了只要你双脚离地就会罚分”。学校整齐划一的规范命令和多动症孩子的特点是最为冲突的，他们越受束缚，越容易积累压力从而爆发。

多动症孩子在普通小学融合困难的背后，反映出我国特殊教育理念滞后。邓猛是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研究会融合教育专业委员会主任、华东师范大学融合教育研究院院长，他告诉本刊，受限于特殊教育发展较短的历史和较薄弱的基础，我国特殊教育目标定位长期停留于“残疾人教育”狭义范畴，对象集中于盲、聋、智力残疾和精神残疾，2022年开始关注“其他特殊需要”，但只是初步提及，未能完全纳入教育规划与实际工作的范围。

中国教育学会特殊教育分会秘书长许家成补充，这是因为当时国家要优先解决最困难的群体，即显性残疾儿童入学问题。而近年来，ADHD等特殊教育需要儿童日益增加，对融合教育提出了新考验。许家成表示，多动症孩子引发家校冲突折射出最核心的矛盾，是我们目前的特殊教育体系赶不上社会发展的需求。

在执行层面，对教师的培训也不够充分。邓猛告诉本刊，目前，在我们的师范教育和在职教师的继续教育培养体系中，普通教育和特殊教育是完全分开的两个领域，都缺乏融合教育的专业知识，老师不了解多动症孩子，更难说用合适的方式去对待他们。

作为融合教育的主体，普通学校在处理多动症孩子矛盾上承担了关键角色，但他们的资源并不足够。李晓茹走访调研过上海多个小学，她发现多动症孩子影响到课堂时，现有解决办法往往是请“救火队员”，比如德育老师将其带离教室，等这个孩子情绪消退，但这“治标不治本”。心理老师此时作用也不大，他们惯常使用的谈话疗法对多动症孩子而言没什么效果，这些孩子需要的是行为训练。

理想状态下，应该有资源教室，能给他们创设放松的环境，再配备专业特教老师，带他们运动及游戏。但很少有学校能做到这样。李晓茹告诉本刊，困难之处一是专业特教老师数量少，且在政策没有强制要求的情况下，对于学校的财力和管理层的重视程度等多方面都是考验。

更多时候，普通学校还是以升学和可量化的教学成绩为工作主线。在学业为单一评价体系的环境中，多动症孩子是最先被筛选出去的，“但教育应该是要兜底的”，李晓茹解释，要让每一个孩子都能以适合他们的方式成长。从她的专业角度看来，多动的表现也代表了他们有较强的运动能力、很好的发散性思维和创造力，如果能够扬长避短，发挥优势的话，多动症孩子某种程度上也是“天赋少年”。

上海的“小飞鹰”俱乐部就在做这样的积极尝试。其负责人孟莉莉告诉本刊，从2019年起，他们与上海4到5所小学合作，公益地给多动症和其他特殊需要孩子上运动训练课，以及培养社交等能力的静态课。还以专业第三方身份和老师协调孩子在班内的情况，同时给家长心理支持。去年冬天，一个毕业的孩子妈妈告诉孟莉莉，在“小飞鹰”发展起运动能力，找到兴趣后，孩子现在在东北学单板滑雪。

比起依靠学校和家长个体的力量，更重要的是落实全面专业的支持体系。邓猛指出，国家-省-市-县-校五级资源中心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资源中心数量不足，有的虽然已经建立，但受限于各地不均的发展水平和重视程度，发挥作用也有限。专业巡回指导和跨部门合作机制也仍缺位，停留在送课程和送讲座层面，很少有对老师家长的贴身指导，缺乏针对融合教育实际效果的评估。

更完善的融合教育不仅有益于多动症等特殊需要儿童，对其他孩子来说也是很好的生命教育，可以借此学会接纳不同、自我保护、发现他人身上的优点。邓猛提到，即使是多动症孩子，他们的差异也没有超出儿童的范畴。李晓茹补充，儿童其实是整个社会系统里最弱势的一环，承担的是整个系统的压力和焦虑，最终在他们身上出现多动的症状，“他其实是在替我们所有成年人生病了。”

（应受访者要求，除李晓茹、邓猛、许家成、孟莉莉之外，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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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球球 / 审核：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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