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资产上亿的“富二代”一起摆地摊，我看见“爽文男主”的另一面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

今天·阅读时长33分钟

39人看过

如今刚刚才加入企业的张子龙，需要在父母打造的“大家庭”里寻找自己的位置。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父亲是战略领头人，他掌握着大方向，而母亲则负责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是最好的执行者。经过二十余年的风雨洗礼，两人的配合十分默契，早已形成成熟的管理风格。如今刚刚才加入企业的张子龙，需要在父母打造的“大家庭”里寻找自己的位置。

文｜简一

摄影｜黄宇

摆地摊的“富二代”

我不可能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和资产上亿的“富二代”一起，在湖南平江的桂花小学门口摆摊卖汉堡，还因此被城管驱逐了两次。

站在我旁边的是知名零食企业“麻辣王子”的“二代”张子龙，抖音账号叫“麻辣儿子”，被网友戏称为“辣条帝国继承人”。张子龙喜欢穿卫衣、戴发箍，略显潦草的发型下是一张朴实的脸，单眼皮、肉鼻头，常露出一种憨厚的笑容，看起来像一名刚毕业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这样的外形使得他摆摊卖小吃显得非常合理，以至于城管都没有怀疑他的身份，两次过来将他赶出了校门口人流最集中的黄金地段。

卖汉堡的张子龙，被小学生和家长们团团围住（黄宇摄）

3月17日下午下着小雨，平江的天灰蒙蒙的，张子龙和同事一边拿伞，一边手忙脚乱地搬起几个泡沫箱，里面装着200多个自制汉堡。在城管的指引下，他们淋着雨，狼狈地撤离到可以合法摆摊的空旷街区。为了吸引小学生，他和团队采购了粉色面包坯，夹了流行的火鸡面、“麻辣王子”辣条、鸡蛋、生菜，每个定价才三块钱。

下午4点半，桂花小学的铃声一响，小学生一窝蜂地冲了出来。张子龙见状立马扔下摊位，抱起泡沫箱跑到了人流最拥挤的十字路口拐角处。他丝毫没犹豫，对着路过的学生熟练地叫卖起来：“火鸡面汉堡，三块钱一个，同学要不要尝一下，很好吃的！”这一吆喝，让不少小孩认了出来，“你是麻辣王子吗？”“可以跟我拍照吗？”“汉堡多少钱？”，也有成年人过来询问，“你们工厂还招人吗？”张子龙站的地方，很快被人们围成了密不透风的茧，无数伸出的小手在泡沫箱里抓来抓去。不到半小时，200多个粉色汉堡被一抢而空了。整条街都是一边走路、一边啃得满嘴流油的孩子。

这次的摆摊过程，被张子龙胸前挂着的镜头全程记录了下来，之后将发布在他的自媒体账号“麻辣儿子”上。张子龙从2024年就开始运营“麻辣儿子”，现在已经有了26万个粉丝。在视频里，他经常体验不同的职业，卖过鸡蛋仔、送过外卖、搬过砖、当过消防员。前段时间为了给员工完成带父母去海南的梦想，张子龙还去帮员工父母守了几天的烧烤摊。

无论是互联网还是现实中的张子龙，都保留了一种朴实的乡土感，他似乎在努力塑造自家企业的品牌气质。或许是出于这个原因，“麻辣儿子”的账号互动量惊人，视频平均赞数过万、评论上千，张子龙经常被网友评价为“最接地气的厂二代”。

张子龙和同事在学校门口摆摊，桌上是上百个自制的粉色汉堡（黄宇摄）

但张子龙告诉我，其实在四年前大学毕业时，他还“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和很多年轻人一样迷茫。虽然他生于湖南平江，从小吃着辣条长大，但过去他对这个产业并不了解，也缺乏情感认同。他没想过到家里的企业上班，误以为这是一门负债累累、难做的生意。童年时期，父亲曾问他要不要来家里的辣条厂工作，他心里很抵触，把头一扭，“我才不去呢”。那时，辣条总和“脏乱差”“地摊货”联系在一起，是家长们最痛恨的“垃圾食品”。同学问他父母是做什么的，他支支吾吾不好意思开口，只说是做零食的。

这个和家庭、和乡土都有距离的年轻人，如何在成年后重新找回归属感，成为这个产业的一部分？这个故事还得从头捋起。

横空出世的乡土零食

张子龙的父亲张玉东开始做辣条，也是时机使然。张玉东1969年生于湖南平江，曾应征入伍，1995年为了结束和妻子黄晓丹的异地恋，他决定退伍回乡做生意。他开过养猪场，开过酒作坊，还做过茶厂。张玉东说，当时茶厂做得小有规模，工厂有几十号人，有自己的设备和车间，茶叶行销全国各地，但这门生意资金周转压力很大，“那时的茶叶都是代销模式，我们依靠茶叶经销商卖货，他们先拿货，卖完再回款，我们要提前垫付茶叶和用工成本。一垫就是几百万元，压力很大，每年都要花很长时间走访经销商，一点点地磨，才能把回款要回来”。况且，这门吃力不讨好的生意还有明显的季节周期，每年的采茶时间集中在春夏，下半年工人便无事可做，白白浪费许多资源。

辣条的横空出世，是在1998年长江流域特大洪水后。洪灾导致平江大豆减产、价格暴涨，当地传统酱干产业陷入绝境。三名平江三市镇工人邱平江、李猛能、钟庆元为求生计，用面粉替代豆粉，在二手米线挤压熟化机上反复试验，并以四川火锅为灵感加入麻辣调料，于1998年底成功试制出条状麻辣面筋食品，即最早的辣条。

辣条的制作过程（图源：@麻辣王子账号）

张玉东下面的老员工李满良回忆，辣条一经发明就很受欢迎，当时平江三市镇的辣条作坊外，排着一溜儿的三轮车等着拿货，一排就是十天半个月。“那时候中国人基本上没有什么零嘴，平时闲下来就只能嗑嗑瓜子、花生，这些我们叫‘土货’。辣条一出现，鲜香爽麻，味觉体验是很有冲击力的。”辣条恰好出现在千禧年前后，中国经济开始腾飞的时刻。“中国人不再只追求吃得饱，还追求口味，追求生活，小孩子口袋里也有了零花钱，怎么去花？辣条就成了承接那个需求的商品，算是吃到了时代红利。”他回忆，当时爱吃辣条的多是学生、年轻的女孩，辣条口味好、解馋，价格低廉，一毛钱可以买一大包，一下子就风靡全国，供不应求。

张玉东的茶厂就开在三市镇，妻子黄晓丹看着隔壁辣条厂的生意那么红火，很是心动，多次劝说他改行。比起茶叶，辣条成本低廉、现货现款，也不分什么淡旺季，显然是一门更容易的生意。2002年，张玉东终于下定决心转行做辣条，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还完了之前欠下的100多万元。与此同时，辣条的发明已经彻底改变了平江这个湖南小城，90%的酱干作坊都转行做了辣条，食品工业逐步替代农业成了县里的经济支柱，吸引了大量劳动力回流。那时，每次过完春节，张玉东就派员工进村“抢工人”，和别的厂拼工资，还承诺老员工，介绍新人进厂就给介绍费。三市镇成了远近闻名的“老板镇”，“人人做辣条，遍地是老板，个个都发财”。

平江气候潮湿，土地以山地丘陵为主，本地的小麦产量有限，交通也不方便。为了把生意做大，一些平江人率先走了出去。比如最为知名的头部辣条企业“卫龙”，很早就到盛产小麦、人力便宜的河南漯河办厂。此后，辣条工厂在河南、湖北、四川、广东等地扎根，这项传奇的平江零食走向全国的同时，口味也逐渐变得柔和，更甜、更鲜、少辣，以迎合不同地域的口味。

《我们的当打之年》剧照

行业爆发的同时，这种出身乡土的零食却缺乏行业监管和生产规范。李满良记得，当时只要办张卫生许可证，人人都能做，工厂虽多，却都没有品牌概念，生产的商品包装简陋，连个logo都没有，“行业跟风的问题很严重，但凡一个产品火了，其他工厂立刻一窝蜂上来模仿；一部电视剧红了，就给产品换成电视剧的名字；一首歌红了就换成歌的名字。有叫‘爱情公寓’的，还有叫‘唐僧肉’的”。

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张玉东决定自创品牌，做出差异化和市场认知度。李满良回忆，当时公司上下绞尽脑汁，想了上百个名字，“什么‘美味公主’‘麻辣女神’，但最后还是老总拍板，就叫‘麻辣王子’”。这个略带诙谐和幽默感的名字，后来成为一代湖南小孩的童年烙印。

2008年，张玉东在平江工业园区率先建立了第一个透明工厂，除了包装环节，生产过程实现了全自动化。2012年，“麻辣王子”已经成为平江规模较大的辣条企业，生产的拳头产品“如意棒”一年能卖3亿元。

看似顺风顺水，张玉东却感觉到了潜伏的危机。他看出，“麻辣王子”当时虽然处于盈利状态，但依然没能脱离白热化的“低端竞争”——一是同质化产品太多，山寨模仿如白蚁般驱之不尽，整个行业都在卷价格，利润越来越薄，“这个钱再赚三五年就到头了”；第二，销售渠道粗放，企业只需要坐在原地开单，司机发货给经销商，“东西卖到了哪里，怎么卖出去的，一点不了解”，换句话说，“麻辣王子”的经营模式仍然受限于乡镇食品厂的视角。

断臂求生

我第一次见到张玉东时，他略白的头发修剪成利落的圆寸，不同于张子龙的憨厚朴实，张玉东眉毛浓密，眼神锐利，坐姿也带着一种退伍军人的挺拔，就连聊天时偶尔的放声大笑都显得中气十足。他遇到拍摄会坚持穿中山装，对初见者会送“和天下”牌湖南香烟做礼物，对熟识的员工会记住他们的家庭情况，时不时送红包表达体恤，身上有老派企业家的自我要求。

张玉东身上有老派企业家的自我要求（图源：@麻辣儿子账号）

李满良回忆，张玉东从早期做辣条起就很注重产品质量，“他做事情比较有追求。为了调香，会买新鲜芝麻制成芝麻油，而不是只靠香精勾兑。同样的价格别人装40克，他要装60克。因为有做茶厂的经验，他更注重标准化的工厂管理，一开始就引入了机器代替部分人工”。这些细节，让李满良在“遍地是老板”的平江选择了张玉东，一跟就是25年。

2012年，张玉东组织了“麻辣王子”的第一次市场调研，走访全国各地的经销商，尝试用现代企业的方法了解自家产品的消费场景，调研结果让他很惊讶：“我们的辣条大多在乡镇、农村的小超市售卖，开在学校门口。辣条被藏在货架里面的抽屉里，学生偷偷摸摸地买，店家偷偷摸摸地卖。到了这个地步，从业者、经销商、消费者都没有尊严了。”

“辣条”声名日下，张玉东察觉到，自己的两个孩子也有点抬不起头，不愿意对外说自己家是做辣条的，谈到未来是否想到自家的企业工作，姐弟俩都是一口回绝。他记得，当时湖南曾出现过一起小学生食物中毒事件，调查结果还没出来，舆论就将矛头对准了辣条，“我是三市镇的我晓得，那时候做辣条，就在屋头厨房做，没有哪家父母是不敢给自家娃娃吃的。辣条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像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呢？”后来证明，学生中毒的诱因是其他食物，但这件事却在张玉东心里留下一道坎。

《少年派》剧照

作为三市镇走出来的企业家，张玉东对辣条是有感情的，低廉畅销的零食，既成就了他，也成就了整个平江。2013年，张玉东决定断臂求生，也主动给行业做个示范：他砍掉了“麻辣王子”的爆款产品“如意棒”，淘汰整条产品线，决定做一款“高端健康辣条”——这句话的意思是，尽可能用天然原料代替化学添加剂。这个目标不好实现，张玉东解释，“添加剂的香气更有冲击力，而且便宜、味道稳定，天然的面粉、花椒、辣椒加工后反而没这么诱人，还不好做品控”。他先后投资了六千万元，用于建立研发中心和制药级标准的洁净车间。

张玉东没想到，这个决策会把企业推到生死边缘。制作成本提上去了，辣条价格翻倍，东西放在货架上没人买，“别人卖5毛，你卖2块，消费者就不搭理你了”。李满良回忆，原本辣条日销几万箱，这一改，营收直接从6亿元腰斩到3亿元，“经销商组团来工厂闹，他们说，‘张总，你不要想不开，不要断我们的财路啊！’企业的员工从1300多人砍到只剩三四百人，裁掉了一大半。同行都笑他瞎折腾。政府的领导也来关心他，问怎么突然一下子变成这样？”为了躲清净，张玉东经常跑到平江的山里去修行打坐，连云山、福寿山、幕阜山，周围的山都被他躲了个遍。那几年，张玉东肉眼可见地憔悴了，长出了很多白发。

2019年的“3·15”晚会带来了转机，某辣条小作坊滥用添加剂、卫生乱象被曝光。晚会之后，政府推动辣条行业统一分类、严管添加剂，并出台了全国性规范，开启行业整顿。许多质量和卫生不过关的辣条企业都在这次风波中被淘汰——根据平江县人大常委会的数据，平江当年对全县辣条生产企业开展地毯式排查，排查发现问题648个，责令停产停业限期整改的企业95家，取缔无证无照生产加工的“黑作坊”41家。而“麻辣王子”则主动邀请媒体公众参观早已运行多年的透明车间，通过危机公关一下打开了知名度。这一年，“麻辣王子”终于停止了亏损，实现了盈亏平衡。

“麻辣王子”的透明工厂（图源：@麻辣儿子账号）

但这个成功的商业故事背后，是“麻辣王子”六年的营收暴跌，连续亏损。张玉东每晚都辗转反侧，头发大把大把地掉，“心里也是慌的，但不能表现出来”。这家公司是张玉东和妻子一起创办并经营的，但为了不把压力传导给妻子，张玉东把企业经营账本直接收了起来，害怕她看见那个无底洞；他卖掉了企业之前盘下的十几亩土地，卖掉了自己在长沙的别墅、车子，填补亏空。

而在员工李满良的眼里，张玉东“始终绷着一股劲”。“当我们产值跌到一个多亿的时候，我们都快绝望了，老板还是很乐观，他鼓舞我们，“麻辣王子”已经到了历史最低点，不会再低了，马上要触底反弹了！再难的时候，他都没有迟发过一天的工资。”

留守的“二代”与温暖的“大家”

整个家庭经历着这些惊涛骇浪的时候，张子龙并不知晓。张子龙后来在网络上突然走红，是因为一则视频里，他自述过去并不知道家中资产上亿，直到2022年毕业找不到工作，入职后才发现，自家公司是年入数亿元的“辣条龙头”。这类似于电影《抓娃娃》的戏剧性情节，被网友调侃为“爽文男主”。

外人听来有趣，只有张子龙知道其中有多少酸楚。某种程度上，他算是一个留守儿童。他出生于2000年，那时父母在办茶厂，后来又改成辣条厂，生意更上一层楼，他被放在农村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直到8岁摔跤受了伤，母亲才把他接回身边，转到平江上小学。“那时候租住在学校门口的学区房里，我看不到他们（父母），是一个阿姨带我。阿姨给我做饭，送我去上学。爸妈早出晚归，见不到人。有时周末妈妈会带我出去玩，但爸爸不会，他很忙。在县城小学读了三年，毕业就被送去长沙寄宿学校读初中了。”

“初三因为调皮，爱在宿舍里捣乱，被老师赶了回来。我从寄宿变成走读。还是那个阿姨陪我，给我做饭。高中在长沙上的，大学在宁波诺丁汉上的⋯⋯所以成长过程中我和父母其实没有太多交流的机会。”张子龙叙述着自己的少年时代，神色出乎意料地平静，像是在说别人家的故事。曲折求学这些年，也是家里因为改革产品线陷入财务困顿的几年，尽管父母从未跟他说过家里的财务状况，但张子龙还是从父母和他人的交谈中了解到他们为经营资金发愁，所以他在生活上力求节俭，平时习惯穿运动服、板鞋，几乎没有什么花钱的爱好。

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形容自己和父亲曾经的关系，“不熟”。他羡慕姐姐，从小养在父母身边，12岁才去寄宿学校读书，至少有过一个完整的童年。而他长期在寄宿学校，一个月才回家一次，一家人坐在桌上吃饭的机会都很少。“就算是吃饭，气氛也比较凝重。我爸总是讲一些大道理，教我做人，对老师要尊重，对同学要讲义气，都是一些宏大的话题⋯⋯好像从来不会有别人家饭桌上那种轻松的说笑。”

《迎风的青春》剧照

由于童年的经历，张子龙一直觉得跟爸爸的关系有点疏离。但形成反差的是，在许多员工眼里张玉东却像是“亲切的大哥”，给企业营造了一种温暖、轻松的氛围。

李满良是跟随张玉东最久的员工之一，两人的关系比起上下级，更像是家人、兄弟。他记得自己结婚时打算在城里买房，是张玉东资助他、帮他筛选，就连婚礼都是张玉东一手包办，“从拍婚纱照、婚宴的安排、客人接待、婚车接送，全都是他在操心。前两年我父亲中风，生病期间他一直很关心，后来我父亲走的那天，他很虔诚地陪我守着。对于这样的感情，我内心是非常珍惜的。”他还记得，之前“麻辣王子”的一个车间主任被诊断出心脏问题，需要马上动手术，张玉东立刻私聊对方了解病情，并让人转了十万块钱，嘱咐她好好治疗。

张玉东拿起儿子刚刚做好的汉堡观察（黄宇摄）

周彩春2015年加入了“麻辣王子”，一做就是十年，现在是品牌部门的负责人。她记得自己有一次办大型活动遇到暴雨，临时需要重新寻找场地，“火烧眉毛了，我们在群里讨论新方案，还没有头绪呢，张总在群里蹦出来说了一句，‘我无条件支持周的决定，尽管还不知道她的方案是什么’，我当时特别感动，他像一个大哥一样包容、信任我”。

在团队里，即使是刚毕业的新人，也能轻松地跟张、黄二人开玩笑，或是直接地表达意见。他们有大部分员工的微信，不吝于点赞员工的每一条朋友圈，还频繁邀请员工到家里吃饭，像对待小辈一样和他们聊天。我采访时注意到即使是联系不多的员工，张玉东也能轻松说出对方的基本情况——哪里人、什么学校毕业、入职几年、做过什么、成家与否——这在大部分现代企业都是少见的。张子龙回忆，其实自己的爷爷也是这样，“我爷爷也有个工厂，他手下就一二十个员工，每个员工家里有几亩地，多少收成，父母有什么基础疾病，他都一清二楚。谁家孙子上大学了，他还会拿钱帮衬。所以我父母也是这样去做的。到现在我们依然会资助家境不好的员工孩子上大学”。

“麻辣王子”的透明工厂，工人们在进行最后的辣条包装环节（黄宇摄）

这些细节共同构成了这家企业的底色——有一种类似乡土大家族的凝聚力。但这种温馨的氛围，却是入职前的张子龙很难体会到的。张玉东和黄晓丹将更多的时间和注意力用于做好一个“大家族的族长”，而非一个小家庭的管家。

而从张玉东的角度来看，这是他保护孩子、表达爱的方式。他认为做父母不要管太细致，最主要是“以身作则”，“从小到大，我对他的成绩都不干涉，对他的未来也不限制，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知道他是一个好孩子，善良、正直、待人真诚，这就够了”。

成为领导者

长大后的张子龙慢热、安静，总是带着一种随和，采访中对于任何问题几乎都不会闪避，更不会打官腔敷衍。即使面见媒体，他也很少打扮，依然梳着潦草的长发，穿棒球外套、卫衣、板鞋，和其他同事一起工作时，并不介意做一些搬箱子、整理东西的杂活。和自带威严感、气场很强的父亲截然不同，很难一眼看出他是管理着近百人团队的领导者。

张子龙评价自己，从小在学校就是一个“小透明”，“不引人注目，没什么特点，也没什么才艺或特长”，平时的爱好就是在家打游戏。高考时，张子龙被调剂到航空航天专业，发现自己不喜欢后转到了学校的王牌专业“国际商务管理”，他坦然告诉我，因为觉得这样可能更好找工作，“我是一个随波逐流的普通人”。大学实习，他没找父母帮忙推荐，觉得“开不了口”，而是自己去找了一家知名地产公司做财务实习生，“感觉不快乐，每个人的工作都被切分成小小的模块，像一个螺丝钉，被工作异化得很严重”。毕业后的他，就像任何一个迷茫的应届毕业生一样，投了600多份简历。他想，能在长沙找一个月薪6000元、双休的工作就不错了。最后只拿到了两个offer，一个是保险的销售，一个是银行的销售。他还记得面试官对他那种天然的不信任，“觉得你这么年轻肯定卖不出去”。

张子龙和同事在家里组装汉堡，放入了火鸡面、辣条、鸡蛋、生菜（黄宇摄）

于是他长这么大以来第一次跟父亲主动开口，说想回家里工作。张玉东推荐他到品牌部试试。“第一次投简历的时候我爸没打招呼，结果没人搭理我，后来他跟品牌部说了一下，才认真看了我的简历，给了一个机会。”

2022年张子龙毕业时，并不知道麻辣王子已经走出泥潭，成为一家增长迅速的头部辣条企业。张玉东是战略领头人，他目光敏锐、说一不二，掌握着大方向，而黄晓丹则负责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是最好的执行者，细心严谨，逻辑缜密，两人本就是青梅竹马的恋人，经过二十余年的风雨洗礼，配合得十分默契，早已形成成熟的管理风格。而刚刚才加入企业的张子龙，需要在父母打造的“大家庭”里寻找自己的位置。

张子龙从品牌部门的基层员工做起，周彩春是他的带教老师，刚进来时都是做一些琐碎的工作，比如找达人合作带货、拓展婚礼酒店的供货需求，当时张子龙给她留下的印象是“做事踏实话不多”。她回忆，当时张子龙开发了不少便宜且优质的合作达人，能在对方粉丝不多的时候就看出其带货潜力，并且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他也很善于利用自己的人脉优势，通过亲戚朋友去联系酒店合作。她发现，张子龙尽管看上去内向，却很有做品牌工作的潜力，“网感”很强，又能虚心接受批评，是个好苗子。后来，麻辣王子想做品牌直播，周彩春就派他从0到1组建直播团队，“这个工作大部分人是不愿意做的，没有基础，也不好出成果。但是他当时带了三五号人，又叫了我们的三位辣条发明人爷爷，天天守在平江的工厂直播，介绍我们的辣条制作过程。后来又直播麻辣王子辣条争霸赛，比赛一分钟能吃多少根辣条就给多少张100元，一下子流量就起来了，才做没几个月就火了”。

张子龙内心明白，自己还年轻，没有锻炼出父亲的战略魄力和社交手腕，也还赶不上母亲对管理和执行的理解，作为一个从小“爱刷手机、爱打游戏的宅男”，最适合发挥的赛道便是互联网营销，能将他的“网感”运用起来，做一些活泼、有创意的工作。对于品牌传播，“00后”的他有一套和父亲不同的理解：“之前在我爸的带领下，品牌强调的是比较直接的正面宣传，不断通过各种方式强调我们的辣条‘天然健康、正宗麻辣’这些概念，认知度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所以到下一步，更多的是用软性的方式增加别人对品牌的好感度，能和公众建立一些特殊的联结。”

“麻辣王子”的透明工厂，刚制作好的面筋被放在传送带上（黄宇摄）

直播火了之后，张子龙开始做短视频账号“麻辣儿子”，通过个性化的“厂二代”形象去传播自家品牌。他定下的策略是做两类视频内容，一种是体验不同类型的基层工作，另一种是给员工设计各种福利惊喜、帮他们圆梦。他希望展现一个接地气、有乡土情、团结友爱的“麻辣王子”，这也是父母经营多年留下的独特而宝贵的东西。

张子龙和自媒体团队很会“整活”。身为辣条“企二代”的他去当背夫，背着50杯蜜雪冰城上武功山，爬上爬下六个小时，累到腰酸背痛，他也去过深圳挑战20元活一整天，吃最便宜的饭菜，骑车给人送外卖；最近一次上热搜，是他在新年开工第一天组织员工抽奖，奖项是“重返假期10天”，一开工就放假，戳中了互联网上一众打工人的心，视频播放量高达六七百万；妇女节，他给自家工厂女工送玫瑰花，玫瑰花下面绑着奖品盲盒，有红包、金箔，还有“本月工资翻倍”的福利，女工们都笑得合不拢嘴。

张顺是张子龙自媒体团队的一员，他曾经帮许多企业家做过策划，但都没有“麻辣儿子”这么成功。他觉得原因在于，张子龙对视频选题总是持包容态度，无论多苦多累都会坚持拍摄，即使是搬砖、做挑夫、跑龙套这些体力活，张子龙也从来不叫苦。并且，张子龙从不会因为一次视频效果的失败而责备成员，而是不断鼓励大家给出新想法。

张子龙通过个性化的“厂二代”形象传播“麻辣王子”（图源：@麻辣儿子账号）

2023年底，“麻辣王子”原本的线上营销负责人离职，张玉东鼓励儿子张子龙接替这个岗位。他的手里从一二十人，一下子变成了九十多号人。才工作两年的张子龙很心虚，但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得以完整地执行自己对线上营销的新打法——他专门组建了内容策划、短视频、直播三个团队，形成联动效果，带动线上营收。在他的策略下，该部分营收从2023年的6000万元增长到2024年的1.1亿元，几乎翻了一倍；而“麻辣王子”这家原本主打小众赛道的辣条企业，突然在网络上变得极有存在感，成为继“卫龙”后第二个在年轻人中具有广泛认知度的网红辣条品牌，整体营收额也逐步突破了10亿元、15亿元，迈向20亿元大关。

如今的张子龙，算是小有成绩的品牌营销人，在自家企业中也找到了一个可以施展才能的位置。他开始和父母有更多深层的交流，越来越能理解父母。张子龙记得，某次一个重要员工提出离职，他挽留了很久也没成功，他很自责，觉得是自己管理上的失败，父亲却安慰他，“一个健康的组织，不管离了谁应该都可以运转，你要对公司有信心”。而当他因为给团队分配年终奖，焦虑得睡不着觉时，母亲却告诉他，你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都理解你，这是管理的常态。

成为“网红二代”后，张子龙经常接到其他“二代”的邀请，叫他联谊或者做资源置换，他一一拒绝了，“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消耗”。他依然不穿西装，留长发，经常穿拖鞋出门，下班后不是宅在家里打游戏，就是去健身。同事评价，他是一个“无聊”的人，“朋友圈全都是老婆的美照，开口闭口就是我老婆最近在干什么”。和父母的全情投入不同，他依然想保留更多的自己，在工作和家庭中寻找一种平衡。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6年15期封面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