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第一大律所“暴雷”：梅向荣和疯狂扩张下的失序业务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

今天·阅读时长24分钟

55人看过

暴雷背后，既是个人不断扩张的野心，也暴露出一家超大型律所在内部管理与业务边界上的失序。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近十年来，律所主任梅向荣利用盈科律所的名义持续向律所内部及社会融资，最终暴雷。其背后既是个人不断扩张的野心，也暴露出一家超大型律所在内部管理与业务边界上的失序。

记者｜栾若曦

编辑｜王珊

暴雷

3月13日，许涛在手机上刷到了盈科律师事务所（简称“盈科律所”）原党委书记、主任、全球董事会主任梅向荣出事的消息。他立刻上网搜索，看到盈科律所宣布梅向荣已辞去在该所担任的所有职务的声明，且已有受害者公开已无法兑付的投资协议，开始维权、控诉损失。许涛“脑子感觉被炸蒙了”，因为他也投入了510万元。

许涛是约在七年前了解到盈科律师事务所的，他当时前往其重庆分所做法律咨询，对盈科律所的印象很好。这之后没多久，在朋友的推荐下，他购买了一份号称由盈科律所参与合作的“盈法宝”，这被宣传为一款惠民法律保障服务产品：投入10万元，投资者会获得价值6500元的法律服务、不限次数的电话咨询以及一年一次的法律讲座等。如果一年内未使用服务，可返还10万元本金和6500元利息。

上海市静安区江场三路181号，盈科国际律师大厦（王之涟摄）

购买后，许涛使用过“盈法宝”的法律服务，到期可兑付的款项与实在的法律服务都加深了他对盈科律所的信任。随后五年里，许涛又投资过两个项目，其中一个号称投资者的钱用来搭建IP矩阵，宣传盈科律所。许涛记得，这些项目的一年期收益率大约6.5%～10%，三年期收益约在20%～30%区间内。

在这三类项目的合同文件里，存在两个甲方主体：分别是上海赢柯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简称“上海赢柯企管”）和北京盈科斑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简称“盈科斑马”），它们都是北京盈科环球控股有限公司（简称“盈科环球控股”）的100%投资的子公司。许涛询问过为什么不是跟盈科律所直接签协议，与他对接的业务员解释称，这些公司都是盈科律所的战略合作伙伴。梅向荣是盈科环球控股占比95%的大股东，因为律所主任身份不能在外参与经营活动，公司股份转由他的妹妹梅亚萍和哥哥梅春华代持，承诺所有资金都会投入到盈科律所的发展。

许涛说，那些年有很多P2P的资金盘骗局，但一想到自己投资的这些项目都是围绕着盈科律所打造的法律产品，有具体的服务和产品实体，他就放心了。而且他看好盈科律所的发展前景：这些年其不断扩大规模、建立分所。出事前，盈科律所在全国范围内拥有127家律所及1家粤港澳联营律所，共有超过2.5万名员工，其中执业律师人数达到1.94万人。何况，之前购买一年期和三年期的项目都是正常兑付的，没有出过任何状况。

作为投资者，许涛曾多次受邀参观盈科律师事务所北京总部和上海分所，每次有20多个人同行。最近一次参观是2024年。许涛说，来参观的主要是中老年人群体，有老师，有公务员，大家的经济条件比较好。想要参观也要达到一定的投资门槛，“有一次的要求是一共购买100万元以上，并新追加50万元”。在盈科律师事务所北京总部的多功能会议室里，许涛第一次见到梅亚萍，她的穿着看起来很朴素，讲话也比较接地气。许涛记得她提到家里人出身农村，哥哥梅向荣聪明，从小学习好，一心扑在律所的事业上，“梅亚萍说我们资金的注入就是让盈科律所冲出中国，走向海外，我们当时心里还是很有自豪感的”。

现在回忆“暴雷”前的异常，许涛记得大约在2025年7月，他收到业务员的通知，要求收回旧合同，改换合同签署的主体，甲方由上海赢柯企管和盈科斑马变为“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乙方是“梅向荣”，丙方是客户。更换合同后，客户还收到了原来签署主体提供的解除协议确认函，以及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的收款确认函。大家普遍对调换合同没有意见，甚至很欢迎——在投资者看来，能直接与律所签订协议，意味着“更加安全有保障”。

“宇宙大所”

梅向荣“暴雷”之后，盈科律所发布公告称：“该事件系其家人开办公司产生的问题，与本所执业活动无任何关联。”多名投资者对本刊称，他们也在与盈科律所沟通，对方表示，合同以及公章的真伪还需要等司法部门的鉴定结果。这让众多投资者难以接受，他们强调大家都是冲着律所来的，并不是追随梅向荣个人以及他的家族企业。本刊致电负责案件办理的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经侦支队，对方回复称目前案件正在调查之中，暂不确定具体细节与涉事金额。

出事前，处于风波中心的梅向荣已经在盈科律所担任近20年“掌门人”。他并不是学法律出身。1989年，梅向荣从江苏省泰州市的一个小村子里考上了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系。梅家对梅向荣考上清华十分骄傲，摆了两轮酒席。家里还从外面请来了电影队，给全村放电影。1995年，23岁的梅向荣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建材经贸集团总公司。

大约一年后，梅向荣转行做起了律师。他曾在接受《法律与生活》杂志采访时透露，自己是因为新闻报纸上的一句“在改革开放带来的新形势下，中国的发展需要30万名律师的队伍来保驾护航”转行的。律师行业的人才缺口让他看到了发展机遇。原深圳律协副会长、广东律鹏律师事务所主任汪腾锋从事律师行业已有40年，他告诉本刊记者，起初律师履职的依据是198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律师的角色定位是“国家的法律工作者”，为在事业单位工作的人员。上世纪90年代初，国家开启律师制度改革，律师定位逐渐演变成了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自由职业者，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

盈科律师事务所原党委书记、原主任、原全球董事会主任梅向荣 (郭海鹏摄 | 视觉中国供图)

梅向荣是2007年4月加入盈科律所从事管理工作的。当时盈科是成立6年、拥有24名执业律师、办公面积不到200平方米的律所。梅向荣曾在媒体采访中透露，他加入盈科时，共有5名合伙人，各占20%股份，但他认为“平均股权肯定是不符合创业精神的，没有一个人会为了20%付出100%的精力”。在盈科律所，梅向荣着手推进“职业经理人”制度——传统律所合作经营多依赖于不同资源、背景的律师聚在一起。梅向荣认为，这一制度有一定缺陷，大合伙人是最主要的案件来源，有案源的合伙人走了，律所的发展就会受到制约。

在“职业经理人”制度下，律所主任不承办具体案件，其工作是“开拓更多的市场，找最优秀的律师来做案子，做得越大，所里的效益越好”。在梅向荣眼里，规模化是一个律所的最重要目标。当时，中国的“百人所”屈指可数，大概不超过十家；而国外的一些大型律所，律师人数已经达到三四千人。梅向荣主张通过“直投直营”的产业化方式扩大盈科分所的版图。2010年，盈科即开设14家分所。也是这一年开始，梅向荣开始担任盈科律师事务所主任、全球合伙人。2011年，梅向荣曾试图邀请汪腾锋担任即将开设的分所主任律师（首席合伙人）。在沟通交谈时，梅向荣一直强调要做成巨型规模化律所，但没有谈及任何律师执业的专业规划内容。最终，汪腾锋认为两人在律所经营理念上有不小的差异，合作未能开展。

上海兰迪律师事务所主任刘逸星对本刊指出，律所的规模化发展也是出于市场的需求。从商业逻辑来说，中国经济蓬勃发展，连锁企业、集团出现得越来越多，外部企业在判断律所水平时，往往更愿意与规模更大、硬件条件好的律所合作。地方律所与大所合作，成为全国性律所的分所，也有助于提升律所在当地的知名度，获得更多案源。法律界从业多年的资深人士申中君补充到，律所这个行业无非两条路，要么是做业务，打官司、提供法律服务，但做业务的创收存在高度不确定性；要么就是“开场子”，专注开分所，扩大影响力，树立品牌，希望有更多的人员，收取更多的管理费，算是一笔安稳钱。

从数量结果来看，梅向荣的一系列措施实现了规模化的初衷。2022年以后，盈科连续在“ Global 200”全球律师人数排名中蝉联第一，被业内称为“宇宙大所”。刘逸星说，按照业内常见的划分标准，小型律所一般在200人以下，中型律所约七八百人，而在全国范围设有分所的大型律所，通常不过三五千人的规模。

但在曾在盈科分所执业六年的杨卫华看来，律所的发展并非一味追求人数越多越好。杨卫华称，一个很明显的指标是律所的人均创收水平。2024年Global 200榜单，按照2023年创收总额排出了全球200大律所，在入围的11家中国律所中，盈科律所总创收排名第一，但人均创收不足10万美元，排名第八，排名第一的是律师人数约为盈科律所二十分之一的一家律师事务所，人均创收40.7万美元。

《大河之水》剧照

“这意味着，规模变大，并没有带来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杨卫华说，律所的规模需要与业务能力匹配，比如出于强烈的业务整合需求，业务可能遍及法律行业的各个细分领域，或者经常需要操作很大的项目，需要整合不同分支领域的律师。但盈科的规模化更多是一种外延式的发展，类似“摊大饼”，只是简单的业务重复，虽然提升了盈科的商业品牌价值，但也容易导致“大而不强”。

“梅老板”

上海某规模大所资深律师蒋超告诉本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规定，律师事务所不得从事法律服务以外的经营活动。根据目前从部分投资者处获得的信息，梅向荣及其控制的企业利用盈科律所品牌对外融资已多年，但律所一直没有形成和爆出大的反对意见，可见梅向荣在律所内部具有压倒性的影响力、控制力和话语权。

李树森2015年进入盈科分所工作，至今已有11年。李树森称，这么多年里，盈科律所内部基本都称呼梅向荣为“梅老板”，很少有人叫他“梅主任”，“我们都是有共识的，他是个商人”。曾在盈科律所分所执业的律师刘畅告诉本刊，其实早在十几年前，盈科律所管理层核心成员就注意到梅向荣多种经营的举措，那时候规模还不算大。

李树森说，除了面向社会的外部投资，盈科律所内部也有类似投资项目，例如盈科咖啡、盈科旅游等，“大约每年有5个点的收益，印象中是3万元一股”。李树森在2017年左右也曾买过一股，“律所向内部人员集资是否构成不特定主体，是否属于非吸，其实是有争议的”。李树森说，可能出于侥幸心理，当时大家觉得律所应该做好了合规和风控。据他了解，那段时间有不少律师都参与了这些投资项目，还有人拿着亲朋好友的钱往里面投。

投资项目之外，刘畅对本刊说，盈科律所长期推行的“合伙人头衔体系”，在实际操作中也具有明显的内部融资属性，刘畅曾以约15万元的金额参与过相关项目，并获得“权益合伙人”的名义身份。按照当时的约定，其每年可获得约8%的固定回报，但所谓的权益合伙人更多是一个“头衔”，未在司法行政机关进行合伙人登记备案，也不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框架下合伙人应有的治理权利，约定其名下的“合伙人权益”由梅向荣代为行使，“《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中只有‘合伙人’，所谓高级合伙人、权益合伙人，本质上更接近一种资金募集方式”。

天眼查数据显示，梅向荣本人一共关联39家企业，担任法定代表人29家，其中超过半数企业都是在2012年至2013年成立的投资中心，并在成立约一年后注销。2015年，北京盈科环球控股有限公司成立，梅向荣最初持股95%，随后于2021年退出，其妹妹梅亚萍和哥哥梅春华，分别持股95%与5%。盈科环球控股共控制67家企业，企业名称多数带有“盈科”字眼，或者使用谐音关联，比如“上海赢柯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楹咖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涉足旅游、影视、健康、留学以及咖啡等领域。

《家事法庭》剧照

在本刊采访的投资者和曾经的员工讲述中，梅向荣将这些企业称为“盈科生态”，分属于盈科律师事务所、盈科环球控股和盈科金融三大领域，号称要打造盈科全球一站式金融、商务、法律服务。林屿是上海赢柯企管旗下的员工，从2016年起参与法律服务产品的销售，包括律云会员产品、盈科旅游产品、盈法宝以及AI空间站。最初几年业务量较低，最近三四年，林屿每年的业务量都能达到2000万元，每年新增客户不多，多数是老客户续约。林屿说，培训会议上，上级领导会专门强调，他们售卖的都是盈科的法律服务产品，如果有客户称其为“理财产品”，他们需要予以纠正。

开年会的时候，林屿见到过梅向荣两三次，觉得他没什么架子，也会和大家坐在一桌，聊天、合影。梅向荣年底还会给他们发视频信，除了与大家分享盈科律所一年来的发展，还会讲讲其他关联公司的动态，例如盈科旅游要推出APP，将会成为全中国最好的旅游直销平台，承诺伴随着律所和旅游的发展，将会给大家带来稳定且长期的回报。“梅向荣的这些话，让我觉得自己是律所的一分子，盈科发展到今天也有我的一份功劳。”林屿说，出于对盈科律所的信任，他自己也购买了100多万元的法律服务产品。

上海静安区灵石路盈科法商中心，受访者张秀梅曾来此签署协议（王之涟摄）

生活在上海的张秀梅也在这场“暴雷”中有220万元的投资款暂时无法取回。她白天吃不好，晚上也睡不着，心里总是很焦虑，一开始业务员还安抚他们的这个“暴雷”和其他“暴雷”不一样，至少律所还在，一直让大家等消息，还说如果去报案，业务员都被抓了，谁帮她处理这些问题。张秀梅起初一直没敢告诉儿子钱款拿不回来的消息，“儿子的存款、我的养老钱都投在里面，现在家里底子都被掏空了，这个事情发生后，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过好了，我马上70岁了，本来应该安享晚年的，这下子要过穷日子了”。

（应受访者要求，除汪腾锋、刘逸星、杨卫华、蒋超外，其余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