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我是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姜鹏。

我们上一讲介绍了周文王、周武王父子两代人灭商的过程。当周武王最终推翻商王朝的统治之后，他的心情是怎样的呢？我想可以用今天人们常用的“幸福来得太突然”这句话来形容。

为什么这么说呢？《史记》里面记载了这样一个小故事，在灭亡商朝回到陕西大本营以后，周武王晚上睡不着，不是因为兴奋得睡不着，而是因为忧虑。他对自己的弟弟周公旦说，商朝曾经这么强大，但因为很多事没做好，最终被老天抛弃，灭亡了。接下来我们能做好吗？老天会保佑我们吗？

周武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忧虑呢？关于这一点，我们上一讲也做了详细分析。从实力对比来看，周依然是小邦，无论从经济、文化，还是从人口规模的角度看，都远远落后于商王朝。

这次伐商的战役之所以成功，是由于商朝在外四面受敌、在内统治阶层不团结，再加上酒文化发达以后大小贵族们都沉湎于酒等原因造成的。

有一句老话叫“守业要比创业难”，周可以通过短暂的战争迫使商纣王自杀，但留下来几十万的商朝老百姓如何安顿呢？

还有那些曾经臣服于商朝的大大小小的部落和邦国，甚至是那些之前和商王朝处于敌对状态的部落、邦国，怎么安顿他们，怎么处理和他们之间的关系？

原先商王朝驾驭着一个很大的盘子，现在周武王要把这个盘子接过来，一方面有自身实力不足之感，另一方面还要避免商王朝曾经犯过的错误，要把这个盘子管理好。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所以周武王深感忧虑。

周武王不愧是一位大政治家，并没有被眼前巨大的胜利冲昏头脑，而是居安思危，开始对接下来的艰难路程未雨绸缪了。

那么，怎么驾驭这个局面？其实在牧野之战获胜之后，周武王立即就有了相应的措施。首先，周武王任命商纣王的儿子禄父继续统领商朝的遗民。

这是很重要的一项措施，等于是先给商朝遗留下来的老百姓们吃了一颗定心丸。连纣王的儿子都不用受到处罚，不仅如此，还继续让他做领袖。那普通老百姓的心自然就安定下来了，这是稳定人心非常重要的一项措施。

第二项措施，周武王对商朝的几位贤人表达了敬意。其中有两位是已经去世的大臣，一位叫商容，一位叫比干，这两个人在《封神演义》中也出现过。他们生前都曾经劝谏过商纣王，希望他改邪归正，用百姓的话讲是真正的忠臣。周武王去吊唁了他们。

还有一位仍然在世，之前被纣王关押起来的贤人，名叫箕子。武王不仅把他放了出来，还向他请教治国之道。

第三项措施，就是要给商朝的老百姓们颁发“阳光普照奖”了。周武王把纣王聚敛起来的财富、粮食都分发给了老百姓，还释放了所有囚犯。

这三项措施虽然是针对不同的人，但核心理念是一致的。这意味着对这些商朝遗留下来的人口，无论是贵族还是普通老百姓，周武王都想和他们和平相处，不愿意与他们为敌。

与此相应地，周武王把商朝失败的所有罪名都加在纣王及其身边少数几个人身上，在牧野之战前，武王就历数过纣王的罪状，在灭商之后，武王仍然坚持主张商朝的灭亡是纣王失道败德所致。

这样的观点其实是不符合事实的。《论语》里记载过孔子的著名弟子子贡的一句话，他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也就是说纣王的恶行并没有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夸张。

这个我们之前多次分析过，商朝的灭亡有很多原因，纣王当然是有问题的，但不能光去怪纣王一个人。那么周武王难道不知道这一点吗？他肯定是知道的。他明知造成这一局面并不是纣王一个人的罪过，为什么还要把罪名都推给纣王呢？

这其实也是一种政治智慧，用今天的词汇来形容叫作“切割”。既然纣王已经死了，所有的罪过就让他一个人承担了吧，给那些同样需要承担责任却还活着的人一个重新向善的机会吧。这就是妥协的智慧，政治决策需要解决问题，但很多时候解决方案未必符合事实。

在周武王面对的情况下，需要敌人越少越好，统一战线越宽广越好，所以他选择让纣王一个人来承担所有责任，而宽恕了其余的商朝遗民。不仅宽恕，还对他们施行了仁政。

当然，政治是危险甚至血腥的，光有宽容和仁慈是不够的。在认命禄父继续统领商遗民的同时，周武王也任命了自己的三位兄弟留在河南，对商人的残余势力进行监管。

这三位兄弟历史上分别称为管叔、蔡叔、霍叔，“叔”在古文中往往表示“弟弟”的意思。他们三位在武王返回陕西之后，继续率领军队驻扎在河南，监督这个地区的安全稳定。

不幸的是，在灭商后不久周武王就去世了，继承王位的是尚在童年的成王。有一种说法，成王即位时年仅七岁。为了维护政权稳定，武王的弟弟周公旦承担起了责任，开始摄政，处理国事。

但周公摄政引起了留在河南的管叔、蔡叔等人的嫉妒和不满。纣王的儿子禄父得到这个消息之后，也认为这是复国的大好机会。于是禄父就和管叔、蔡叔等人联合起来，在中原地区发动了一场叛乱，这场叛乱也得到了东部地区一些商王朝老部下的响应。

为维护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周公决定亲自东征。经过艰难的战争，周公最终平定了这场叛乱。管叔、蔡叔被处死，禄父逃亡北方。周公命令召公追击禄父，召公的军队追到今天河北的中北部地区，最终消灭了禄父的残余势力。

接着，周公借成王之命，让召公在河北的中北部地区建立了一个诸侯国，坐镇北方，国号为“燕”。这个诸侯国一直到战国时期还存在，是著名的战国七雄之一（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后来曾经在今天北京房山一带发现过西周早期燕国国君的墓葬，还出土过珍贵的青铜器，证明燕国的历史是真实可信的，它的国都应该就在北京附近。

那么，河南中原地区怎么办呢？周公又任命了武王的另一位弟弟康叔，在商朝的故都朝歌（河南淇县）建立了卫国，对这块地区进行统治、管理。为了团结没有参加叛乱的商朝遗民，周朝统治者又请出了一位非常有资历的商朝贵族，那就是纣王的哥哥微子启。

成王和周公封微子为宋公，建立了新的诸侯国——宋国，孔子的祖上就是宋国的贵族。请注意，无论是武王还是周公，在封自己兄弟的时候，爵位一般都是侯，我们后面要提到的姜太公和周公自己的封地也都是侯爵。而由商朝遗民组成的宋国却是公爵国，地位要高一等。

这说明，尽量用利益和尊重笼络、安抚商朝遗民，而不是用军事手段打击、慑服他们，是从武王到周公的一贯政策。

微子统率的人口并不是商朝遗民的全部。对另外一些商朝遗民，周公等人采取了化整为零的策略，打散处理。一部分留在河南，一部分随召公的军队进入河北，甚至有一部分迁徙到了周人的大本营陕西，也有被分派到山东等其他地区的。

但无论如何，周朝的统治者都没有把这些商人当做俘虏或亡国奴来看待。这部分商朝遗民中的精英分子仍然是贵族，协助周朝统治者管理地方，甚至率领军队为周朝效劳。在在化敌为友，尽量团结可以团结的人这一点上，西周初年的统治者做得是非常成功的。

接下来，周朝在平定山东之后，在那里又分封了两个重要的诸侯国，一个是齐国，一个是鲁国。齐国靠北，鲁国偏南，中心区域都在今天的山东。

齐国的第一任国君是周人最重要的盟军领袖，羌族族长太公望，也就是大家熟悉的姜太公。鲁国在名义上是封给周公自己的，因为周公要在朝中处理政务，所以只能派自己的长子伯禽前往鲁国。

姜太公和伯禽分别到达封地之后，发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姜太公跑到封地一看，发现有很多盐碱地，不适合农业耕种，也不合适发展畜牧业。当地的老百姓主要从事渔猎和晒盐工作，并通过商业贸易来获取其他资源。但姜太公率领的人更熟悉的是农业和畜牧业，那怎么办呢？

姜太公不愧是经验丰富的老一辈政治家，马上决定入乡随俗、因地制宜，当地人民擅长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据说短短五个月之后，太公就向周公汇报说自己已经把齐国治理好了。五个月可能是史书上的夸张，但至少说明姜太公这种因地制宜、入乡随俗的管理策略非常有成效。

伯禽就大不一样了，他到了鲁国之后整整三年才向周公发回治理报告。周公问，怎么这么久才来汇报呢？伯禽就说了，老爸您不知道啊，这边的土著实在太没有文化了，我要把咱们大周的礼仪、文化一点点教会他们，费了好大的劲，直到今天才总算有点效果。

看来伯禽比较年轻，缺乏经验，不如姜太公灵活。姜太公的策略有点像后来的道家，舍己从人，尊重别人的优势，而不是很强调所有人都要向我学；而伯禽就更像后来的儒家，喜欢用自己的那套去教育别人，见效当然就慢。

太公和伯禽的管理手段看上去截然相反，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那就是在他们管理、统治的过程中，周朝的文化都和当地的文化发生了密切的融合。只不过太公更尊重当地文化，主张融入；伯禽更重视自己的文化，强调教化。最终融合的效果却是一致的。

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齐国、鲁国，在卫国、燕国等诸侯国也会发生。在周朝各个诸侯国内，统治阶层往往由三部分组成，既有周人及其盟友，也有商朝遗民中的精英分子，还有当地土著领袖。这就使得周朝成为了比商朝更复杂、更伟大的王朝。

为什么呢？当初商朝也迫使很多部落和邦国向他臣服，相互之间也有文化交流，但没有这样深入的民族、文化融合。讲得简单点，这些部落、邦国和商朝的关系就是在服和不服当中选择，不服就干一仗，服就称臣纳贡。但部落之间仍然相对独立。商王朝是很多单体文明的松散联盟，没有族群和文化的深度融合。

而周朝从很早就开始吸收商朝的先进文化，又通过分封诸侯把周文化带到了各地，和当地土著文化进行融合。通过这样复杂的机制，各个族群就像拧麻花一样拧在一起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所有有学者提出来，从周朝开始才真正形成了华夏共同体，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华民族的初步形态。也就是说，华夏文明是在包容各种单个文明之后形成的更为高级的文明，这一点是在周朝人手上初步实现的。

我前面举的这些诸侯国都延续到了战国时代，这些著名诸侯国的建立是封建制度的经典案例。“封建”本来的意思是“封邦建国”，周武王和周公让自己的兄弟、族人、盟友，到各地去建立诸侯国。

一方面，这些诸侯在自己的国内拥有土地和人民，拥有独立的行政、人事、财政权力；另一方面，他们都效忠于周王室，有一定的义务和责任，要向周王进贡，必要的时候还要派遣军队保卫周王。

通过这种封建制度，周朝统治者在人手有限的情况下占据了更多领土和人口，在西周建立之初是一套有效的统治手段。

我们平常批评一个保守的人为“老封建”，或者批评别人“封建迷信”，都是把“封建”一词当成了旧社会、旧传统的代名词，但这不是“封建”一词的本意。

另外，大家可能会想起，以前中学历史课上老师说过，中国的封建社会是到战国以后才逐步形成的，更典型的封建社会要到秦始皇统一以后。

这虽然是教材上的说法，但长期以来学者们已经越来越觉得这个说法有问题了，是生搬硬套国外理论导致的对“封建”概念的错误使用，具体过程就不在这里展开讲了。

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周武王和周公通过制度建设，解决了周朝建立之初的很多问题。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观念问题。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如何建立新的统一思想，这个话题我们留到下一讲再来分享。

听了今天的内容，你对于通过妥协而不是对抗来解决矛盾的策略，是不是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呢？我是姜鹏，我们下一讲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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