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工荒的报道不绝于耳，转眼间，劳动力大国的“刘易斯拐点”不请自至。说是不速之客，年前各地政府还纷纷提高了最低工资水平，到了年后，无需政府插手，招聘方已经在更大幅度地涨薪。即便如此，仍是岗位等雇工，天平倾斜。这样的供求突转，无论如何都令怀疑者难以辩驳，“刘易斯拐点”的证据终于来了。

发展经济学的领军人物刘易斯，并非最早提出“二元经济”结构的经济学家，却是阐释后起经济体发展路径的集大成者。在一个物物交换的自给自足经济中引入货币经济，原有经济的单一结构被打破。两种以完全不同的机制运行的经济结构并行共存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最终，货币经济将传统的小农社会消化吸收，社会结构重归一元，不过，此时已经是商品经济的一元。“二元经济”期间，经济发展过程是现代工业部门相对传统农业部门的扩张过程，这一扩张过程将一直持续到把沉积在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干净，直至出现一个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时为止。在“二元经济”的初始阶段，因为人口增长和边际生产率递减，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甚至趋于零，此时劳动力过剩，工资取决于维持生活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这一阶段，廉价的劳动力促进了工业部门的积累，其规模得以持续扩张，是为“红利”期。可一旦扩张了的工业部门将小农经济的“冗员”转移完毕，便进入了“二元经济”的第二个阶段，劳动力短缺阶段。

劳动力由富裕到短缺，是我们通常理解的“刘易斯拐点”。其实，在刘易斯的描述中，还有第二个拐点存在，那就是由劳动力紧缺到重归一元经济的商品化状态。两个拐点间，劳动力紧缺，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才可以解放出更多的劳动力进入工业部门，工业部门只有提高工资才能吸引更多的劳动力，工人工资提高的上限是劳动力在工业部门中的边际生产力。这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正是我们即将面临的过程。在日本，这一过程持续13～15年时间，韩国更长达近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