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中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从照护到安宁疗护：有关爱与生命尊严的人生必修课》音频课。我是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系的教师刘谦。

上一节我们谈了辅助自杀和安乐死的一些概念和瑞士的相关的实施，那么我们在这一节会谈一谈安宁疗护在中国非常独特的文化价值、社会价值，还有它的困境。

安宁疗护的社会意义是什么？

从社会意义上讲，面对人口老龄化、面对社会风险的多元与多变，善待每一个生命，是遏制社会戾气的一个重要手段。我们可以去理解每一年中国有死亡人口大概是1,000万左右，每1个逝去的生命会涉及大约5个非常悲痛的亲友。专家学者这样算起来就是说，那么每一年的死亡的数量，它意味着有五倍的人会经历这样的丧失之痛。

从心理学上来讲，悲伤的情绪是在一定情况下会转为愤怒。那么对于社会来讲，如果我们的社会积聚非常多的悲伤或者是愤怒，那么这个社会的温情恐怕就会被冲淡。相反，如果我们对生命末期能够给予更多的支持和温暖，这个社会的和谐就会得到进一步的促进，它实际上体现了一个社会以什么样的姿态和资源来对待丧失或者暂时丧失社会功能的这些社会成员。

这本书叫《维塔》，它讲的是巴西的一种社会机构，翻译起来，它的名字是“生命”的意思。实际上它收容的是社会基本上失能的社会成员，包括重病的人，酗酒者、药物成瘾者、精神病患者等等，这些人首先被他的家庭抛弃，然后被社会机构的其他机构所抛弃，最后就进入到维塔这样收容机构。

按照作者的话讲“创造一个不健全的、没有生产力的、被允许死去的人类类别”。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遭遇到部分失能、失能，或者进入临终的状态。如果我们以一种漠视和遗弃的姿态来对待失能的社会成员，那么这个社会就会让人有一种不寒而栗的不安全感。

我们以安宁疗护的方式来对生命末期的患者和家庭进行支持，它体现了一个社会的温情和文明程度，以及它能够为社会成员提供的安全感。

安宁疗护事业在中国

从安宁疗护事业在中国的组织方式上讲，中国的安宁疗护以医院为主阵地，发起和推进这项事业，非常有中国的特色，实际上也为世界安宁疗护工作提供了中国的版本。

比如说在英国，我们刚才说英国的临终关怀机构，它的性质是非政府组织、慈善机构。英国至少拥有超过200家注册临终关怀机构，每年为超过30万的患者及家属提供服务 ，拥有至少12.5万名志愿者。在中国非政府组织是很难承担这样的承诺的，况且它需要相当的医疗的资源和资质，所以这在中国是不太可行的。

在非洲、印度这些医疗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和地区，那里的临终关怀更强调的是激发社区自身的力量。比如说在基金会的支持下，村里形成关爱小组，对末期的患者进行支持等等。

但是在中国，医院作为国家健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本身意味着一种稳定的社会设置，这种稳定的设置能够更好地落实当前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国策，承载政府的重视以及资源的传导，这就给中国的安宁疗护提供了一定的组织保障，它也是中国安宁疗护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特色。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目前在医院开展安宁疗护还有很多切实的困境，比如说收费机制的问题，公众的误解，公众把安宁疗护等同于等死的地方，还有医院以生物医学范式为导向的技术机构，以治愈效率为导向，强调标准化的管理模式，在有一定程度上也意味对患者个性化需求的漠视，对公众参与限制。比如说志愿者的力量、慈善组织的力量和资源，如何接入到医院这样的体系当中，都是需要去解决的问题。

这些问题，我们也可以从死亡范式转变的角度进行理解：百姓对离世质量有了更多、更个性化的要求，已经走向一种后现代的范式；而目前我们的医院运行，还处在以技术为导向的现代范式之中。死亡的后现代范式需求和医院的现代范式供给之间产生张力。它体现在安宁疗护作为新的业务版块融入现有医疗体制的艰难。

从生死文化的角度讲，中国文化谈生即死，安乐死、辅助自杀这样的决然的做法，恐怕很难契合中国当下的文化场景。

人们在末期的时候对生命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个维度，一个是人们认为肉体之身的价值和功能是什么，一个是人们认为身后世界是什么样子，这两个轨道共同推动了人们对于如何面对即将消失的生命的态度和姿态。

在中国文化里面，体肤毛发受之父母，在儒家文化中，它不仅包括个人的生命特征，更是由身进入世界的实践的主体。身体的内涵由躯干自我的生存意义延伸到道德政治和文化意义上。

《中庸》第十八章指出：“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孔子劝勉哀公，君王不能不修养自己。 要提升自己的修养水平，就不能不把亲人侍奉好；要侍奉好亲人，就不能不知人善用；要想知人 善用，就不能够不明白天道。

身体关乎修养，关乎道德，传统文化中人们对身体它的象征意义可能更看重，所以会不舍，哪怕有一口气也是不舍。身后的世界是什么样子？我们看不到也抓不到，不能理解，也不能相信。在这样的文化传统下，如果我们以更决然的方式来推进生命的结束，可能不符合中国人传统的心态秩序。

“心态秩序”这个词是1993年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一个说法，他倡导要养成一种安其所遂其生的心态秩序，来抵制现代社会的急功近利和异化。

另外一方面在谈到我们的社会秩序和心态秩序的时候，我们也绝对不能漠视临终者的痛苦，在面对痛苦的时候，我们可能有两种策略：

一种策略是把痛苦视为罪恶、耻辱、失败，希望彻底的全面的否定它，抛弃它。

另外一种策略是把它视为人生的一种状态与之相处，并在彼此的关照之中相互的看见，相互支持。

卢梭曾经说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需要和深层次的关联，他不是因为彼此可以分享快乐，而是因为彼此能够见证彼此的痛苦。

所以回到安宁疗护的议题上来说，做好舒适的管理，陪伴临终者依然按照自然的节奏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来践行我们对身体和对秩序的理解。这样的做法相比，决然的离开的方式可能更温和，它更能回应中国的家庭主义的文化特质，同时它也体现了医学人文转向的历史趋势。

安宁疗护是一种对生命多元形态的尊重

还应当强调的是安宁疗护，是一种对生命多元形态的尊重。

因此在生命末期，人们以什么样的姿态离开这个世界，也可以有很多的选择和表达的方式，比如说农村地区，民族地区等等，乡土传统中的守望相助，对身体、生死的不同理解，乃至殡葬仪式带来的慰藉，都是回应生死相连的这一生命议题的重要的文化资源。

也就是说安宁疗护它并不是中国临终关怀事业当中唯一形态，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充满智慧的方式来去关照生命。

总结：我们个人能够为我们的死亡进行什么规划？

这几节通过我的死亡我做主，和我的死亡我做不了主这两个开始的篇章来去展现我们个人能够为我们的死亡进行什么样的设计和规划。在这里我们看到一方面在现在非常声张个性和尊严的情况下，它会一直持续到我们生命的末期，它成为了一种当代人的需求。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真的是可以做一些事情，我们的社会也给了我们一些可能性，比如说一些安宁疗护的资源，生前预嘱支持等，来支撑我们，希望能够更好的管理生命末期生命质量。

但是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个人作为一个飘摇的个体，在这个世间穿行有很多我们不可以控制的因素，那么当我们身体变得更加的脆弱的时候，这种不可控性恐怕就变得更强。也许，全面掌控自己的生命，包括临终状态，也是对个体的另一种压力。我们再去理解死亡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拓展为从我到我们，从我自己到一个社会的成员的角度去理解这样的事项。

安宁疗护是我们这个时代应运而生的一种时代的产物，但是它并非是全能的，也有自己的困境，是诸多回应生死议题的方案之一。这些让我们看到死亡的诸多的面相，我们永远不要局限在自己的一个视线里面去看，这样一个宏大的穿越历史时空和亘古的话题。

好的，这就是这一单元的全部内容，对这个话题您有什么想法可以在评论区进行评论，感谢大家的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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