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凯瑟琳·德·布尔布隆 )

3月，巴黎刚上市一本新书《法国女旅行家的传奇:1800～1900》，好几家法国媒体的书评都作为一季好书在推介。作者弗朗索瓦兹·拉普耶（Francoise Lapeyre）不算知名，之前出过一本主题相似的书，写只身远离城市的女性。此次她从故纸堆里翻出80个19世纪法国女人游历世界的故事，情节好看不说，至少让读者对几个世纪前欧洲的那段东方探险风气重新发生了兴趣，女性的行走史第一次被整体包装起来，而从前它多半被男性主宰的主流探险历史忽略掉了。拉普耶自己说，写这本书还有一大动因，就是她不愿意19世纪欧洲女性在发现和探索领域的光环全被英国人给遮蔽了。说得更直白一点，她想重写历史:英国女性和法国女性，谁比谁走得更远，或者更早？

19世纪是西方女性旅行探险的开始。那时候能够去外面看世界的女人差不多都属于下面三种身份:外交官或商人的家眷、女传教士、旅行者。她们的目的地也大致是三个地方:南美、远东、北非。拉普耶笔下的法国女行走者似乎偏爱丛林密布的南美，她写了第一个深入亚马逊河流域的法国女人德·马约尔（Jeanne Goussard de Mayolle），她在野牛出没的阿里诺斯支流一带漫游，和土著部落共处，多次死里逃生，很多法文资料对这位女探险家的记载只有简单一行字:她曾和野蛮人一起生活。另一位远游到秘鲁的女人有一个比她更有名的孙子:画家高更，高更后期对于塔希提岛的迷恋恐怕有他祖母冒险和远游气质的遗传。他祖母叫弗洛拉·特里斯坦（Flora Tristan），是个私生女，继父来自秘鲁，她便对那个遥远的地方发生了兴趣。1833年弗洛拉独自出发去秘鲁做社会生态调查，标本就是她继父庞大复杂的家族体系。

但在东方，英国人毕竟来得更早。仅仅是在19世纪中国，第一批用文字记录过自己行走经历的西方女性几乎全部来自英国:传教士阿诺德·福斯特夫人，19世纪末最早进入中国内地，将自己的传教经历写成《长江峡谷》一书。布拉西夫人，航海探险家，1877年游历香港、广州等地，著有《家庭世界旅行记》。还有著名的女传教士、旅行家毕晓普夫人，1879到1896年间在中国漫游，她在《长江流域——中国旅行记》中对京杭大运河沿岸生活的描述至今是珍贵的历史资料，中国学者研究大运河也会从她的书中引据细节。她们都是最早被欧洲社会认可的女行走者。拉普耶想要打破人们的既定印象。她在书中写了法国女探险家方妮·洛芙约（Fanny Loviot）到中国遇险的故事。1852年方妮跑到远东淘金，在澳门遭遇中国海盗，被绑架了一段日子。1860年她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一本《中国海盗》，这书在巴黎畅销一时。可据记载，方妮仍然不是第一个进入中国的西方女性，她前面有英国人安娜·诺贝尔（Anne Nobel），两人经历居然那么相似。据记载，安娜的丈夫诺贝尔是东印度公司“凯特号”（Kite）船长，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凯特号”奉命为英军做后勤保障，安娜带着儿子也随船到中国海域。1840年9月该船在中国东部沿海失事，丈夫诺贝尔和儿子遇难，安娜和其他脱险者被俘，5个月后经英军交涉获释。被俘期间，安娜给她在澳门的朋友写了很多信，后来这些信被编印出版，她也因此成了名。不过安娜毕竟是作为家眷跟随丈夫，她的中国之行纯属偶然，不比方妮孤身远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