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伟 林涛 朱步冲）

搬开法律障碍

北京朝阳医院泌尿外科主任管德林，是我国著名器官移植专家，“我曾经给一个全国人大副秘书长做过手术，为此专门给他提过‘脑死亡’立法的事情，而他说现在等待立法的太多，只能先关注那些与国计民生有关的重大领域”。11月1日管德林对记者回忆。然而令他欣慰的是，奔走呼号了二十余年的《脑死亡法》第三稿草案已经做出，颁布指日可待。“这是人类对死亡认识的重大进步，”管说。而在此前，心脏死亡是医疗的俗成标准。

《脑死亡法》的另一位促成者陈忠华，是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接受采访时陈的心情更为复杂：“去年7月5日国际器官移植学会发出通知，邀请东半球国家、地区会员参加2008年的第22届国际器官移植大会的主办权，大会规模为5000人、80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加。8月我们向中华医学会提出竞标计划，但结果令人失望，最终申办未获成功。所有的反对意见都集中在合法化方面——无《脑死亡法》、无《器官移植法》、无《器官捐献法》和无《亲属或体器官移植伦理学指南》，统称‘四无’状态。我们也明白，现在中国器官移植的瓶颈已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无法可循、无法可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