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儿童性侵吗？

时隔多年，解星（化名）还是经常会从噩梦中哭醒。梦里，她会回到小学四年级，一遍遍经历着当年的情境。那时，同桌将一只用过的避孕套放在她粉色的水杯里，旁边一群人围着她哄笑：“他说，那是他父母用过的，他从垃圾筐里捡的。”

类似的梦境不过是解星童年经历的一次次再现。在解星身边的人看来，她是一个很难相处的怪人。冷漠、多疑、不相信朋友、拒绝与男生有任何肢体上的接触，哪怕是不小心碰到一下也会一惊一乍。很少有人知道，这些都源于她童年一段隐匿的经历。

回到真实的童年生活，那时候，解星哭着去找班主任告状。第一次，老师将她换了座位。然而，这并没有起到多大的效用。一切变本加厉。更多的男生参与进来。他们会将一些与性相关的侮辱字眼与她关联起来，她成了他们笔下色情漫画的女主角，这样的漫画，塞满了她的抽屉。后来更甚，一群男生将她堵在教室的角落里或者操场，有人按着她的胳膊，一个人拽着她的头发，剩下的人将她的内裤脱了，摸她的下体。最终，全班的男生都加入了这场与性相关的欺凌中来。“所有人都可以任意触碰我的身体。”

由于经常告状，几乎整个办公室的老师都认识了她。班主任开始对她不耐烦起来，甚至对她说，“一个巴掌拍不响”。父母在闹离婚，根本没有时间管她，她去找姨妈求助，曾经受过性侵害的姨妈带她去买了些妇炎洁之类的用品，递给她时说：“这全是你的问题，你会遭天谴的。”

无奈之下，解星只得选择忍耐。现在，每次想到这些经历，她都控制不住身体的抖动，甚至路过小学附近、听到小学同学的名字，背后都会爬满冷汗。童年的经历给解星带来的最直接影响是，她没有办法去和男生开展亲密的关系，以至于当一个跟她关系很好的男生向她表白之后，“我吐了，然后拉黑了他，一点都不夸张”。

成年之后，解星将童年的经历写在了社交网站上，很多同情她的人跑过来安慰她，说一切都过去了；还有一批人在评论区质疑她，说她“编故事”，“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发生？”。“不发生在自己身上，所有人都认为这是遥远的事情，可我却遭受了10年的折磨。”解星告诉本刊记者。

即使到现在，依然有不少人觉得“性侵”是离儿童很远的事情。2016年，公益组织“女童保护”在对全国31个省份的9151位家长进行问卷调查后发现，21.44%的家长认为性侵害离孩子很遥远，30.32%的家长不确定儿童性侵害是否会发生在身边。

“中国一定有儿童性侵犯，而且不会比国外少。”早在10多年前，中科院心理所教授龙迪就做出过这样的结论。当时，业界最常引用的关于儿童性侵发生率的数据，来自美国儿童青少年侵害研究专家戴维·芬克尔霍（David Finkelhor）在1984年基于研究给出的一项结论：人口中1/4的女性和1/10的男性在18岁之前经历过某种非意愿的性活动。

龙迪的判断则依赖于自己的工作经验。1994年到2000年期间，龙迪在《中国青年报》旗下做青春热线督导，并为青年杂志撰写青春期性教育专栏。众多的热线电话和读者来信中，有相当比例的求助是这样的：“我被老师（家人或者陌生人）糟蹋了，有人在跟我做那样的事儿。应该怎么办？”在电话的另一头，求助者小心翼翼地吐出每一个字，接电话的热线咨询员能够觉察到电话线那头的胆怯和勇气，但没有一个人提到“性侵犯”三个字。

这是可以理解的。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成年人对性是讳莫如深的。当时，性医学门诊刚建立起来时，曾有人想在刚建立起来的性医学门诊前拍个影像纪录，本来满满的等待就诊的人一下子全跑光了。1993年，中国第一家性用品店在北京开业时，据说最初来买东西的人大多都是立领、口罩、大墨镜的打扮，而开店人也不得不承受类似“淫店”“流氓”的责骂。成人尚且“谈性色变”，更何况是儿童。

与“糟蹋”相关的问题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应该如何结束这样的事情，一类则是诉说自己的困扰。“我以后怎么过？我还会嫁人吗？还有男生会喜欢我吗？我觉得自己很脏。”不止一个人跟龙迪这么说。

龙迪和热线咨询员想去帮助她们，却不知道能够做什么。“我们不知道她们伤到哪儿了，但能够清楚地感受到有强烈的羞耻感，所以会去宽慰她们。”龙迪尽量去理解她们的痛苦。她组织青春热线的咨询人员一起来讨论，试图提供更多的帮助。龙迪发现，有的咨询人员在谈论到某些细节问题时会突然情绪激烈或者“突然就不说话了”，龙迪隐约觉得有些不对。果然，在讨论过后，这名咨询人员找她袒露了沉寂多年的童年被性侵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