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欧阳宇诺

每当我考虑辞掉工作、专职写小说的时候，我就想想大卫·利普斯基的经历。利普斯基在成为《滚石》杂志的记者前，像一个小说家那样生活了七年，其间虽然出版了两本书，但是遭遇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他失去了信用卡、电话号码、有线电视频道，还有公寓。每天早上他在一尊尊雕像下、一座座花园里醒来。对他而言，随身携带钱包是怀旧行为，而去自动取款机前取钱变得极富戏剧性。当他去纽约租房子时，那位“在远方的海滩构建体面人生的欧洲大块头”房东说，他一直忍着，才不至于将利普斯基一脚踹出去。最终，在《滚石》杂志谋得职位后获得的收入令利普斯基躲过了暴风雨，他感觉“阴霾退散，不再潮湿，不再喧闹”。不能否认，很多作家专职写作并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无论是在经济层面还是个人成就层面，但更多的写作者，在试图将写作梦想与残酷现实进行融合及交换时，一败涂地。

工作有着苦难、乏味的历史，俄语的“工作”来源于“奴隶”一词，拉丁语的“工作”包含有“苦活”“苦差事”的含义。林语堂说过：“世间万物尽在过悠闲的日子，只有人类为着生活而工作。他因为不能不去工作，于是在文明日益进步中的生活变得愈为复杂，随时随地是义务、责任、恐惧、障碍和野心，这些并不是生而有之，而是由人类社会所产生。”但在我看来，这些义务、责任、恐惧、障碍和野心，为人类带来了面包、咖啡、衣服、公寓、温暖……虽然我们所处的时代造就了一个新的概念，工作的意义从对金钱的追求上升到了对人生意义的追求，但是，在你的工作尚未达到能够保护并帮助你实现梦想之时，你不妨将这个“二战”后才被普遍接受的概念适度往后放置。较之在工作中追求人生意义，不如在工作中追求金钱，在梦想中追求真正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