蜻蜓FM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墨。欢迎收听“陈默说金庸”。

今天第一讲我想先讲讲我和金庸小说的因缘。

从不读金庸的人到金庸迷

先说第一个话题，我从一个从来不读金庸的人变成金庸迷，这个事情发生在30多年前。1982年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分到一个师专去教中文。我的一个室友是一个武侠小说迷，一天到晚看金庸和梁羽生，这个朋友一直受到我的批判，从1982年一直到1985年被我批判了3年。因为我们中文系的学生是不带看武侠小说的，武侠小说在中文系学生的眼里是下里巴人，是不值得花时间去看的，所以我对朋友经典的批判台词就是觉得他“不务正业，把时间花费在不该花费的地方”。

因为那个时候在我看来，武侠小说无非是拳头加枕头，跟很多不看武侠小说但却批判武侠小说的人的思路我想是非常相似，后来我才知道这样一种思想方法是来源于一种心理学上叫作“刻板印象”的概念。

一直到1985年我要来北京读研究生的时候，这位朋友拿了一套《射雕英雄传》让我看，结果看了一晚上，到第二天黎明把这个书看完了以后发现它非常好看。发现它跟过去我以为的那种武侠小说完全不一样，所以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回去敲他的门，问他还有没有，他说还有，在那儿自己去找，然后我把金庸的能找到的书都找着去看了一遍，紧接着就看第二遍。

看了金庸还不够，然后就看梁羽生小说，然后再看古龙小说以及其他的武侠小说，这彻底改变了我对武侠小说的印象，也改变了我的文学观，甚至改变了我的文学史观。这当然是后来的事情，因为我们念中文念过大学的人都有一个习惯，就是面对自己沉迷于金庸的时候，通常都会问为什么会金庸小说那么好看，为什么大家那么批评金庸，然后金庸小说对我也有这样的吸引力，我以为我对金庸已经有免疫力了，但实际上拿到《射雕英雄传》以后通宵达旦读金庸。那个朋友后来当然也离开了师专，也跟我一样他后来去中国科技大去做教授了，然后他是科技大的科技传播系的创系主任，一直跟他讨论。

从读金庸到思考金庸、谈论金庸

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就是从读金庸到思考金庸和谈论金庸的一个阶段，思考金庸谈论金庸的时候就会跟我过去在中文系的课堂上所习得的很多的概念不太一样，因为我们过去很容易被理论的一些基本概念给束缚住，特别是雅文学和俗文学的概念，是我们谈论金庸小说的一座大山。慢慢我就改变了自己对金庸小说的认识，同时改变了对文学史的认识，也改变了我对文学的观念。我第一次真正地懂得了古人所说的“名可名，非常名”这话的意思，就是任何一个概念都是人类思索客观世界时不得不使用的一个概念，但是如果死在这个概念里面，觉得这个概念就代表了事实真相，那又是一个错误，所以“名可名，非常名；道可道，非常道”对我是一个重大的一个冲击。

另外一个就是让我对文学史，特别对中国文学史做了一些深思，就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小说名著其实都来源于通俗文学类型，包括我们讲的四大文学名著，他其实只是四种文学类型的一个出类拔萃者而已，言情小说的《红楼梦》，讲史小说的《三国演义》，侠义小说的《水浒传》和神魔小说的《西游记》，只是人类讲述故事的四种模式，然后演变成中国古典小说的四种类型，四种类型当然有很多很一般的甚至很不够水准的作品，但是也有各自的出类拔萃者，就是成了我们中文系所学的中国古典四大文学名著。

这个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教育，因为我们过去虽然也念四大名著，但是并不知道经典的名著它来源于讲故事的模式，而每一个故事的模式实际上是对应于人类的精神或者心理的需求，所以对文学的理解深入到了人类心灵需求或者精神需求这样一个模式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自己对文学理解进入到一个比较深的层次当中去。因为对金庸小说的阅读兴趣越来越大，然后自认为找着了阅读金庸的充足的理由，所以也跟朋友去交流。

这样一直交流到1988年研究生毕业，然后去江西南昌开一个当代长篇小说的研讨会，在那次研讨会上碰到我读金庸路上的第二个贵人，第二个贵人就是江西百花洲杂志的总编辑，他本人也是一个作家，他去宾馆里看我们讨论那些作家之余，趁没有别的人的时候，他悄悄地问我说，“你读金庸？”，我说，“读金庸”，他说，“你觉得金庸怎么样？”我说，“我觉得金庸比我们讨论的这些作家要杰出多了，而且也比我们谈论的其他的作家都要杰出多了。而且我说金庸有可能是20世纪中国最杰出的作家之一。

他当年毕业于中山大学文学系，然后他一拍大腿说“我也这样想，但是我不敢说。”我说，“那有什么不敢说的，”但我自己当年比较年轻了，就还刚刚不到30岁，敢想然后也就敢说出来，然后就跟他谈论金庸好有什么好，然后他当场就跟我约稿，然后说，“你能不能把你说的那些都写下来，”我说，“那没问题，在1988年的时候，我以为他只是一个通常的客气，因为通常出版社或者杂志社的编辑，碰到任何一个写作的人，他都会要约稿，是一个礼仪性的事情，我也没真的当真。

一直到1989年，我在办公室里闲着无聊的时候，他给我打来电话说，“你的稿子了？”，我说。“什么稿子？” 他说，“我约你写的金庸的稿子，”我说，“你是当真？”他说，“那可不当真，我这把年纪还跟你开玩笑？”因为他比我要年长20多岁，他是50年代中山大学毕业的，于是我就写了第一篇金庸小说的评论文章，叫做《金庸赏评》，写了4万字。他杂志发文学评论的文章最长的篇幅是1万字，通常都会在6000字7000字，他居然一期发了4万字在百花洲杂志1989年第六期上，而且是谈论一个通俗作家的评论，这让我精神振奋。然后他说，“你还有话说？”我说，“这话多了，”他说，“你去写，写出来一本我给你出！”

这个时候我就知道他是当真的，然后当然我就要系统地来思考金庸小说文本，同时也要系统地思考我如何评论金庸，以及在什么样的一个坐标底下来评论金庸对中国古典名著的这样一个思索，对雅俗文学的这样一个思索，以及对人类精神需求的思索，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是小说理论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着作，他说到：

人类其实最基本的需求就是对故事的需求，故事是人类精神食粮的主食，任何一个人类从小到大以及从古到今都是在故事的养育之下养育了精神。

所以我找着了有效的这样一些武器或者评论的角度，就开始写金庸小说赏析，每一本金庸写的书我都得重新读一遍，写金庸小说赏析当然要一部一部地去读金庸，然后第二部就是《金庸小说之谜》，谈论金庸小说当中的一些重要的问题，第三部是《金庸小说人论》，就讨论金庸小说当中的人物形象和人性的这样一个书写，第四部是《金庸小说艺术论》，讨论金庸小说的情节结构技巧、叙事技巧和细节描写等等这样一些艺术的话题。 第五部是《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当然那时候讨论中国文化，我看到了很多海外的中文读者，就是海外的华侨以及他们的子弟，把金庸小说当成他们家庭孩子的这种中文教科书来看，对金庸小说的维度想的就更多一点。

这位先生调走了以后，仍然是做我的责任编辑，一下子写了五本，当然后面准备金盆洗手了，然后又不行，上海三联书店的几个老先生也是我的长辈，到我家去不让金盆洗手，如果再不写他们就不走，所以我又给上海三联书店写了四本，后来写到十几本，在海豚出版社出了一个《陈墨评金庸》系列，当中有13本，也就意味着我对金庸小说阅读至少是13再加4本，平均的阅读的次数是17次以上，其中两本我认为的绝顶之作就是《天龙八部》和《鹿鼎记》。

到现在我也不认为我真的读懂了《天龙八部》，那是一部真正的博大精深的书，而且是金庸写小说写到进入了神境界的那样一种写作，就是它远远超出了一个作者的才能学识，发挥出了他自己都不能够真正说清楚的一种状态，就是真正的创造性的状态。对人类的精神和人类的认知，以及他对故事的这种讲述，都是有点像许昕的神球那样，就是打出来，他自己都不知道那个球是怎么打出来的，就是千锤百炼之后，在那一刹那的反应当中写出来那样一个伟大的著作。

看得多了以后，就不断的提醒自己，金庸小说读了那么多遍还能够读出来它不断的新的信息或者新的这种思路或者新的这样一个角度。对，我是另外一种教育，就是我们过去读一本书，读一遍就以为自己读懂了，实际上那是一个自己想象而已。其实对金庸这样的小说以及对自己研究的对象，你得要不断地去读，不断地去换角度换路径走，就像我们去游西山，或者游圆明园，从东门南门西门北门都要去走一走，然后每一段路都要重新勘测，重新去体验它，会有不同的这种感觉，在不同的季节去走，也会有这种感觉。

当然这也取决于一个重要的因素，一个对文学作品评价的简单化的标准，就是好看和耐看。就有的书很好看，但是不耐看，看第二遍的时候就发现原来just so so，不过如此而已。有的书是越看越好看，而金庸的书是开头就好看，然后越看越好看，所以一看看了这么多年。

从小数到剧本

到00年以后又多了一件事情，就是进入我读金庸的又一个阶段。张纪中来找我，他说央视要拍金庸的小说，改编成电视剧，他第一次来找我的时候我没有怎么搭理他，到了02年的时候拍《射雕英雄传》的时候，他就说无论如何要一起去讨论这个，然后从此以后我就做张纪中的金庸改编的文学顾问和剧本统筹这样一个角色，这让我不得不再换一个角度去阅读金庸，要对金庸小说的机理有更深入的把握，我才能够跟那些编剧们去谈论，就是说你的哪个地方，这编剧少了一场戏，然后已知机理上他接不通哪个地方，你把它延展得过分了，然后把他那个气用散了，以及哪些地方的哪些段落，它虽然不能够直接用影像语言呈现出来，但是这些里面隐含的那些思想，他对后面的多少场戏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你无论如何要想办法去把这一段思想想法给呈现出来。

因为金庸小说是诉诸文字和想象，而电视剧它是要视听的这种语言，确实有不同的一个媒介规则和它自己的语法规则。当然我自己的工作本身是研究电影，所以对这两种语言都相对熟悉，我经常跟他们说的一句话就是，这正是考验我们编剧的水准的一些地方，就是你要把作者的深思和一些妙想能够用你自己设想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这才是一个编剧应该做的事情，而不是把一个小说的形式化成一个剧本的形式，变成对话变成场景，成一个背景介绍而已，但另一方面也跟那些年轻的才华横溢的编剧们去学习电视剧一些基本的规则，多少分钟要出一个什么样的效果，然后整个45分钟一集当中，它有一些什么样的观赏的曲线和心理的节律，他们要考虑这些方面。

在这过程当中当然就对金庸小说完全换了一个角度，换成了影视改编的那样一个角度，这个过程中我对金庸的了解又进了一层。当然后来我在了解金庸这个人的时候就不稀奇了，因为金庸在写小说之前他就是写了数百篇的电影评论，他是电影的一个行家，他是一个电影人，他自己还导演过电影，写过十多个电影的剧本，后面我们谈金庸是什么人的时候会专门说到这一点，所以他对电影、对话剧、对莎士比亚熟悉的这种程度超过很多的作家，所以他对人类的这种讲故事的方法以及故事的类型，以及在小说当中呈现舞台的这样一个场景或者电影的这样一个场景，他都有非常娴熟的技术，这是他超过一般的武侠小说家的一些地方。但是他小说写得越好，他自己的文字的这样一个速度想象和思索的字里行间的那一个部分，当然才是衡量一个小说家和一个小说作品的水平高低的最重要的标准，而不是他能否呈现出一个可视可听的这样一个场景来。

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在2003年左右，金庸先生正好出世纪新修版，他给张纪中寄来一叠子较样，然后张纪中就转给我让我看看，我当天晚上看了以后就给张纪中说了，我说是“该改的没改，不该改的改了”。不知道他过了半个小时还是一个小时，给我打电话说，“你是什么意思？”我说，“很多地方该改他没改，比如说流行版的开头，黄蓉第一次见五师兄弟，五兄弟在哭他妈的时候，就说停船去看看，那时候黄蓉压根就不认识这五师兄弟，不知道他们是谁，要干嘛，而且郭靖还受伤了，她怎么会叫停船，这个该改了他没改，”然后他就叫我都写出来，写成一本发给他，发给他四个小时以后，凌晨一点钟，金庸先生当年在澳大利亚，他给我打电话说，“你这个提得很好，我都完全接受，然后我希望你把后面三十几回都帮我看看，有问题就告诉我。”

就从那时候开始，我写了N个EMAIL，加起来估计有10万字的《神雕侠侣》的改编意见，后来我才知道台北远流出版公司的王荣文先生非常恨我。 因为那天晚上他们已经开机印刷了，然后金庸先生当天晚上给他们打电话，就说暂停，这一暂停就停了大概20多天。

从这以后《依天屠龙记》等等后面的书到《天龙八部》，金庸先生他就变成一个惯例，我不管做不做张纪中的文学顾问，他都会把新修版的校样寄一本给出版社，然后寄一本给我，我看完以后再写email，然后他再最后定稿。后来很多问题也变成了有很多很好玩的问题，后面有机会会跟大家交流，就是我变成了替当年的金庸辩护，而金庸变成另外一个人，他要去伤害这个作品，然后不断地跟他打官司，有的甚至来回三四次，但是他坚持要改，但是我明白这个权利是他的，他是金庸，他是书的作者。

这样一个过程对我读金庸和理解金庸当然有更大的一个好处，就是让我对金庸的毛细血管都有认真的这样一个普查，对每一个词以及每一个人物或者每一个细节都会非常严格，因为他修订了百分之八九十的内容其实都是细节，情节上的修改其实只占百分之十几。因为我过去读小说的人再心细，就包括我写了那么多的评论，再心细也不可能细到要跟金庸先生直接去谈他改得好或者不好对或者不对，你要没有充足的理由，因为他又是前辈，又是作者，又是一个大的作家、 天才，而我是一个读者和一个评论人，我不得不做非常精细的工作，这对我后来做其他工作也是一个严格的训练。

我跟金庸小说的因缘大概就是这些，今天大概就是说我跟金庸小说的因缘，下一次我会说我跟金庸先生本人的这种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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