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大略》说:“欲近四方,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西汉定都长安,有依托关中“沃野千里”、“天府之国”的经济条件的动机,也有“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的战略地理方面的考虑,《汉书》卷三九《萧何传》云:“汉王数失军遁去,何常兴关中卒,辄补缺。”《汉书·地理志》也说:“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证明刘邦经营秦地多年,不但依靠其财政支持,也依赖秦地剽悍之民的习惯。不过到了汉武帝时代,政治形势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大一统”的政体已经巩固,所以在汉武帝封周后以希望继承周祀的诏书中表示“瞻望河洛,巡省豫州,观于周室,邈而无祀”,透露出对以往居于“天下之中”的“周室”的深心敬仰。与此同时,河洛地区的富庶也开始超过秦地,《史记·货殖列传》说:“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俨然是联系地域相当宽远的经济中心。当地取得特殊成功的富商如白圭、师史等,其行为风格其实也表现出河洛地区的区域文化特征。师史“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能致七千万”。汉武帝时代的理财名臣桑弘羊也是洛阳商人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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