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子（李一凡）和他的植物标本作品（孙晟钧 摄）

明明是中午12点，金平县的山坳里却雾蒙蒙的，山尖上窝着云雾，光线暗，又有点冷，就像下午四五点的天气，当时我们还不知道这是台风“摩羯”北上，来到云南边境的前兆。

我们在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这一片森林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海拔2000米左右，没有被砍伐过，原生的大树长得很野，郁郁葱葱的。山上没有石阶，人走在树下，要看准了地面再慢慢下脚。这里又不像热带雨林那么稠密，林下植物疏密有致，蕨类长到一米多高，摸上去凉凉的。

眼前的大树不是孤立生活的，它们的树干富含腐殖质，附生了大量来借住的植物。几乎每棵树干都铺着湿润的苔藓，真菌和藻类在树上寄居，靠光合作用生存下去。

同行的八子不停地发现树上的新玩意儿，石斛、石豆兰、石仙桃，抬头看，半空中伸出一个长长的枝条，上面有两团粉色的花丛，那是一株球兰正在开花。树下不停地出现不同颜色的凤仙花，这些花有一条卷曲的小尾巴，尾巴尖里是花蜜，吸引小虫子一路顺着花心钻进来，再把花粉带走。

大家都抱着一种悠闲的心情——我们站立的森林离公路很近，除了马蜂、荨麻，也没什么真正的危险。另一个有点烦人的是旱蚂蟥，好在数量不多。同来的山民卷起裤脚，从脚踝上捉下一条蚂蟥，虫子还没来得及吸血，就被一指头弹走了。

我们今天是来山上探探路，一个月后，八子要开一个小型的植物标本工作坊，在红河州找一处森林，带几个学员观察自然，也学习做植物标本。金平的这座山并不太理想，这里没法走一条完整的观察路线，我们原本想到半山腰看一株杜鹃树，结果最近正在修防火道，工人把我们拦了下来，不能再往山上走了。

最后，我们在一片山间的坝子上转了一大圈，这里曾经有民居，但已经废弃了，只留下一个养牛棚。水塘边已经被连绵的野牡丹占据，漫山遍野，正旺盛地开着紫红色的花。八子看到一大丛蕨叶，里面是好几种蕨类，鳞毛蕨、贯众蕨、凤尾蕨都有。他选了几个枝条，检查背面的孢子囊排布，再用剪子剪下来。八子还贴着根部剪了一段茎秆：做标本时，带着鳞片的茎秆和叶柄基部，能同时让人读取这株植物的外观信息。

临走时，在马路边，我们看到一大棵开花的滇丁香，走到树下，香气扑鼻。剪下几个带花的枝条，八子说，这棵树今年已经开过几轮花了——大团的滇丁香花旁边，就是已经成熟的一丛滇丁香果实，这正是这棵树春天开花、传粉之后结出的果子。

这几个枝条奇香扑鼻，有叶子、有花，还有果子，这正是做植物标本的标准材料。

野牡丹标本烘干后，要用针线固定在台纸上（刘敏 摄）

寻找“大海”

八子的真名叫李一凡，他1994年出生，是云南蒙自人。大学时，八子在西南林业大学读的园林专业，学校教会了他做标本和植物分类学的知识，但国内林业大学园林专业偏向绿化景观，更多的时间在教设计、规划、施工和制图。毕业之后，同学们进入了不同的行业，八子兜兜转转，一直在跟科普的工作打交道。两年前，他从北京回到了蒙自老家，开始花更多时间制作植物标本。

从金平回来，我们夜里回到了八子的工作室。整个房间像一个小型的博物馆，墙上挂满了他的作品，几天前，他给上海一所中学制作了几幅大尺寸的标本作品，今天刚剪回来的枝条又迅速占满了台面。

这些枝条必须要当晚立刻处理。八子搬来了一摞硬壳瓦楞纸，垫上报纸，再把枝条平展在上面。标准的台纸是40厘米×30厘米，一株植物如果过长，可以折成“V”“N”“W”字母的形状。铺好后，再盖一层纸巾做吸水纸。有一些立体的植物，比如滇尖子木的花，是一大蓬圆锥花序，像个悬挂的小水晶吊灯，此时也只能遗憾地按下去，压上瓦楞纸，等待它变成二维的干花。

同时还要记录植株的采集地址，八子在软件上确定采集位置、地区名、经纬度、海拔、采集日期，编上号，写在笔记本上。夜里开了台灯，植株中的小蚂蚁、小蜘蛛飞快地爬了出来，在瓦楞纸上下来回奔跑。

将一大摞标本压好、捆紧，八子打开烘干机，标本夹将在高温中烘干24小时。

八子在云南红河州的山上采集蕨类植物（刘敏 摄）

工作室的墙上挂着一个大幅杜鹃标本作品，仔细看，才发现是个高清扫描件。这是八子2023年最满意的作品。上面有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杜鹃花和叶子，我以为这是中国不同地区收集来的，八子说，哪里用那么费劲，上面有11种杜鹃，全部来自高黎贡山，而且就是在几天之内采集的。

“高黎贡山的杜鹃非常多，中国西南的横断山区是杜鹃花属的分布中心，图上这些才是冰山一角。”八子打开《中国植物志》，在20年前，有记载的中国杜鹃就有570多种，现在只能更多。他在5月份进山，这并非杜鹃专属的花期：“高黎贡山海拔差非常大，从南到北，从山脚到山顶，很多季节都会有杜鹃在开花。”

这幅杜鹃花集里，“凸尖杜鹃”拥有杜鹃花科最大的叶片，图上的叶子有小臂那么长，是旁边“鲜黄杜鹃”花叶的七八倍大。这张大小参差的花集，其实非常直观地展示了植物分类的逻辑：看上去，11种花叶尺寸差异巨大，但在植物分类学上，它们全部属于杜鹃花科（Ericaceae Juss.）。

标本中经常就要表现花的形态，剖开花苞，展示雌蕊、雄蕊。在台灯下，八子揪下一朵滇丁香的花，用镊子一一拆下了萼片，又把花朵撕开，露出柱头。他找来一个10倍放大镜，让我贴着镜头看，我的眼前突然出现了一个纤毫毕现的世界：这朵花已经成功授粉了，柱头上沾满了花粉，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花粉在柱头上萌发，生出一根花粉管，一路顺着雌蕊的花柱向下，进入子房，精子和胚珠结合，即将再发育成种子。那些纤毛看起来异常地精巧，走过树枝下的路人很难想到，头顶的每朵花中都有这样精密的结构，正在竞争、交配、孕育，如同果壳中的宇宙。

所有八子制作的标本中，其实隐隐有一条牵扯他执着追寻的线索，是天南星科的植物。

2014年，八子还在上学时，在微博上看到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刘冰老师发布了一组照片，是一个叫“会泽南星”的植物。这种植物俗名叫“大海”，花朵是佛焰状，成人手掌般大，向内卷曲，紫红色中间穿插白色纹路，隐隐散发着一种妖冶的气质。

八子立刻被这种植物吸引了。“大海”是天南星科的一种植物，天南星科的家族范围很大，我们常见的食用魔芋，家里种植的红掌、马蹄莲，还有绿植龟背竹，都属于这个家族。它们有神奇的花朵结构，往往通过恶臭的气味和迷离的颜色诱骗昆虫为其传播花粉。这个家族里著名的巨魔芋，开花时整株大花会有2米高，同时也有像野草一样的犁头尖，花朵也是贴地生长，但不及一颗米粒大。

以这组图片为契机，八子开始自学天南星科的知识。他由此知晓了昆明的另一个专家，植物所的李恒教授。“会泽南星”就是李恒命名的：在1977年，她根据一份从云南东北部采集的植物标本，发表了“会泽南星”（Arisaema dahaiense H. Li）这个新种，其中拉丁文种名Dahaiense是源自标本标注的采集地，云南会泽县大海乡。

但30多年后，学者们判断，那幅标本的采集信息应该有错误。整个会泽县，乃至整个云南东北部，都没有再见过会泽南星。与此同时，另一个1992年被李恒命名的天南星属植物“独龙南星”（Arisaema dulongense H. Li），看起来与会泽南星实在太相近了，但独龙南星分布在高黎贡山独龙江一带，与大海乡相隔近1000公里。学者们倾向认为，这两个种，其实都是同一种“大海”，都应被称为“会泽南星”。

这是一个鉴定上的错误吗？“大海”，到底长在哪里？

2017年夏末，八子和朋友马政旭开始一起去云南东南部寻找“大海”，两个年轻男孩是网友，马政旭还在读中学时，已经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过有关植物的论文了。两人抵达森林时，正值雨季，高大的古树遮挡了有限的阳光，在悬崖边的森林和灌木丛中钻来钻去，一直搜寻到傍晚，两人都没找到会泽南星的踪影。

就在要折返时，他们终于看到了灌木丛中的“大海”，原本应该硕大挺立、跟成年人一样高的叶片，已经有些残破了，这说明秋天到来，这些植物马上要进入休眠，叶子即将枯萎，只剩下芋头一样的根茎，在底下保存能量。

带着他们在滇东南新采集的“大海”等多种植物标本，当年，马政旭和88岁的李恒教授合作撰写了论文，修订了中国天南星属植物的分类学信息。其中“大海”因其广泛分布于高黎贡山山脉，在拉丁文名Arisaema dahaiense不变的前提下，将其中文名改为“高黎贡南星”。

8月份，八子刚发表了今年自己的第一个新种。他对天南星科植物的采集、整理和绘制渐渐有了名气，一些行业内的老师会找他合作。一年前，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的王清隆老师给他寄来了几株犁头尖属植物，它们是在海南岛一处石灰岩山地里采集的，长在湿凉的石缝里，看起来非常不起眼。八子和王老师合作，把这个新种命名为小犁头尖（Typhonium parvum Yi F. Li & Qing L.Wang），目前判定，它们是仅分布于海南岛的中国最小的犁头尖属植物。

这种小犁头尖，同样长着佛焰花苞，同样会长出一根长长的附属器，就像欧洲骑士的枪，它细细长长的顶端延伸出去，引导着被吸引来的小飞虫深入花朵深处帮其传播花粉。

小犁头尖和高黎贡南星，尺寸差距有上百倍，但它们都属于天南星科的大家庭。这也是植物分类学爱好者们最痴迷的部分。寻找植物新种，一切如同在森林中解谜，打破表象的迷惑，谜底往往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

八子和王清隆老师共同发表新种论文的小犁头尖（刘敏 摄）

名字背后的不同审美

两天后，我们打开了那一包烘干好的标本，再次掀开吸水纸，就像在开盲盒。

原本湿润柔软的叶片变成了薄薄干燥的一片，叶片颜色变得更深，未来随着时间变化，这些绿色、紫色也会渐渐褪色。蒙自正下着大雨，室内的空气也格外潮湿，拿出来的花叶，有几个慢慢吸收了水汽，又翘了起来。这次上山有几株形状漂亮的植株，八子拿出来做成工艺品。其他的做成标本，可以拿去交换，或当资料存储。

中国国内有300多家标本馆，大多在科研机构、高校，其中最大的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标本馆，代号“PE”，第二是昆明植物研究所标本馆，代号“KUN”。在国际上，很多更老牌的植物所，有些名字干脆就是一个字母，可见其资深，比如提到“K”，所有人都知道特指英国伦敦的邱园标本馆（The Kew Herbarium）的缩写。八子今年刚注册了自己的标本馆，代号是“BAZI”。

前文提到的李恒教授，就在昆明植物研究所工作，师承中国知名植物学家吴征镒。李恒参与过超过5000万字的《中国植物志》编研工作，这是当时一代植物学者的国家任务。李恒自己发现过100多个植物新种，国际天南星学会为她授予过最高奖H. W. Schott奖。直到2002年去世前，93岁的李恒还在每天上班，她一辈子做的都是从零开始的工作，填补了植物学的大量空白。

八子热爱植物分类学，但并不在学术圈内工作。李恒教授生前曾劝八子读个硕士，或者找找更稳定的工作。但对于八子这一批“90后”研究者，如果在学术界工作，继续寻找、鉴定新种，已经不太“划算”了——现在的工作更像查缺补漏，发表新种的论文后，引用率往往非常低。

不过这反而让像八子这样有专业学科背景的年轻研究者，把出野外、找新种、做标本，变成了更轻松的爱好。马政旭给八子推荐过一个网站，是一位叫艾伦·加洛韦（Alan Galloway）的美国人创办的，上面有大量的犁头尖的照片。很多八子刚刚看到的犁头尖未命名新种，点开加洛韦的网页，发现他早已开始培植，拍了特写照，带着“未命名”的分类，跟全世界的爱好者们分享。

搜索得知，加洛韦住在北卡罗来纳州，他热爱天南星科植物，在家中养护了大量的天南星科植物，与园丁和植物园们分享。2020年，60岁的加洛韦因病去世，他已经发现过超过30种新植物物种，而他的本职工作，实际上是一所高校的IT退休行政总监。

也许我们都可以放轻松一点。一个痴迷植物的人，发表新种论文，是个被行业认可的标志。养护自己的温室，把块茎和特写照片跟大众分享，把山野的切片做成标本，也是科学传播的方式。

这种传播可能非常小众（世界上可能没有多少人关心海南岛的一株拳头大的犁头尖），八子说，这种发现也没什么直接的经济价值，但自己在播种、培植、记录那几棵小小的犁头尖时体会到了真切的快乐。他并不擅长写英文论文，但比其他人更认真地花了精力，细密地引证信息，梳理相关的研究，最后确定一个合理的名字，文章发表，他觉得满足。

植物也可以传递情感。八子制作的第一幅标本画，是大花野茉莉。大学校园中有几棵大花野茉莉，四月开花，花像白色的铃铛一样坠满树梢，释出幽幽的香味。大一时，八子从树上折下带花的一小枝，做成标本，送给了当时喜欢的人。“也是从那时起，我有意识地将标本当成一种创作，表达对自然的看法，逐渐融入自己对美的理解。”

而在八子生活的红河州，本地的少数民族居民，也有自己认识植物的方法。

图上的11种杜鹃花，全部来自高黎贡山（受访者 供图）

在暴雨来临的头一天，我们刚去了蒙自非常著名的海边寨周日早市，在市场上，本地人正在用自己的审美来交易植物。

树椰子、神仙一把抓、猫须草、赵山根、血满草大通……这是本地山民给植物的命名，在他们的经验里，分别主治“消炎、膝盖疼、脊椎疼和脑梗塞”等。塑料盆里爬着硕大的蜈蚣，男摊主正在咔咔地砍一个鸡血藤的藤条，断裂处渗出血一样红色的汁水。对面女人脚边的口袋里，装着满满的蛇蜕。

很多顾客都穿着本地少数民族的服装，女人的头上缀着漂亮的小绒球，能看出她属于彝族的一支。一位哈尼族老阿姨穿的裤子上，有一团一团刺绣的图案，八子说，这代表着猫头鹰的眼睛，他们相信这些眼睛会穿透黑暗，为自己辟邪。植物和动物，在这座云南边陲的小城里有自己独特的社会含义。它们被拿去晒干、磨粉、泡酒，由人们赋予了殷切的寄托。八子也曾经在这里买到过天南星的植株，做成标本，他甚至见到过不认识的稀有的天南星种类，而摊主以为他也是和当地人一样，买这种带有毒性的植物是回家做药，以毒攻毒。

而在我们采摘滇丁香的那天，下山后，山民带我们去朋友家参加了一次新米节——本地的哈尼族居民习惯在每年秋收时，组织大家来家里吃新米。八子聊起来，发现主人口中的物种名意外地有趣。很多入侵的新物种，在本地语言中，居然是以发现的时间命名的，比如“反击螺”，是指对越自卫反击战之后，大规模出现的非洲大蜗牛；“苗子草”，指的是和苗人争斗时蔓延的野茼蒿。主人说，几天前他还遇到昆明来的年轻人，砍一根已经长得很高的竹笋。主人喊，这竹笋已经老啦，不能吃了！结果那些年轻人说他们是在采集标本。八子听了哈哈大笑：那些可能是他的熟人，昆明植物研究所做研究竹子的朋友们。他们砍的是高竹笋上的笋拓，也称笋衣或笋壳，正是研究者们要用来做标本的材料。

当枝条从树梢上被折下，就带着特定时刻、特定海拔和季节的痕迹，你永远无法找到完全相同的两个枝条，植物标本就是凝固的时间。八子说：“在很多很多年后，我会与那些根本想象不到是什么样子的人，在一幅幅标本中相遇。这也算是我在人类文明里留下的小小足迹。”

在我们的餐桌边，放着两个巨大的大野芋叶片，这也是天南星科的植物。雨越下越大，那两个大叶片，就像宫崎骏动画片里龙猫顶着的两把伞。叶柄已经不见了，女主人削皮、切段，炖在桌上的一碗鸡汤里，已经被我们吃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