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盖蒂博物馆归还意大利的三尊雕塑

追寻阿佛洛狄忒

今年11月，美国向印度归还了1400多件被盗文物，总价值超过1000万美元。这是一项旨在归还南亚和东南亚被盗文物计划的一部分。这些被归还的走私文物，其中不少最近刚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展出过，如一尊11世纪的优雅舞者雕像，它最初从印度中部被走私至伦敦，被非法卖给一位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赞助人，最终捐赠给了博物馆。

美国这次归还行动与针对类似交易路径的、文物盗窃黑市的几项调查有关，其中包括南希·维纳（Nancy Wiener）和苏巴什·卡普尔（Subhash Kapoor）这些已经被定罪的艺术品贩子所运营的走私网络。卡普尔从盗墓贼那里收购文物，再转手卖给收藏家，他因运营一个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走私网络而被判刑10年。“古董市场中，这些中间商是最脆弱的环节。”“被盗文物博物馆”（Museum of Looted Antiquities，简称MOLA）的创始人詹森·费尔奇（Jason Felch）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表示，打击非法文物交易的关键，是从这些中间商下手。

根据他的介绍，文物非法交易背后，实际涉及一个庞大的盗墓贼网络，遍布全球的各个角落。这些盗墓贼在世界各地偷偷挖掘、抢夺文化遗产。要监管全球每一个考古遗址显然是难以实现的，但所有这些被盗文物最终都会汇聚到一个极小的群体中，经过这些中间商之手，才会流向全球的艺术市场。正是他们，将黑市与那些富有的买家紧密联系起来。如果从这些中间环节入手，就能揭露出更多关于走私网络的线索，甚至可以追溯到更上游的收藏界信息。就拿柬埔寨的被盗文物调查来说，其中揭露了一个关键人物——英国藏家格拉斯·拉奇福德（Douglas Latchford）。他在泰国设有一个基地，曾在柬埔寨内战和赤柬时期从当地的盗墓贼手中收购文物，然后走私出境，卖给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2019年，他因伪造文物交易来源而被指控犯有欺诈罪。

保罗·盖蒂博物馆于2011年将阿佛洛狄忒雕塑归还摩根提那

2015年2月，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将这尊神猴哈奴曼雕像归还柬埔寨。在印度教文化中，哈奴曼被视为战神和忠诚的象征

近年来，美国几家顶级艺术博物馆先后自愿将其精美的古典艺术作品捐赠给意大利和希腊政府，公开报道的如洛杉矶的保罗·盖蒂博物馆将3尊珍贵雕塑归还意大利，丹佛艺术博物馆将4件古物送回柬埔寨，史密森尼学会将29件贝宁青铜器归还尼日利亚，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则将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缴获的27件被盗文物分别送回意大利和埃及。为什么他们会有如此前所未闻的慷慨行径？

答案在于“保罗·盖蒂博物馆事件”。回到2005年，当时费尔奇还是《洛杉矶时报》的记者，他加入了一个调查小组，开始调查保罗·盖蒂博物馆资金使用不当的问题。他发现该博物馆一直在与走私者、贩运者和交易商的黑市做生意，这些走私贩和中间商把从地中海掠夺来的文物转移到艺术品市场，而保罗·盖蒂博物馆数十年来一直在购买这些文物。

“保罗·盖蒂博物馆事件”被披露，始于1995年9月瑞士对自由港仓库的一次突袭，揭开了意大利古董商贾科莫·梅迪奇（Giacomo Medici）的文物走私网络。调查人员发现了大量古董、购自盗墓者的记录和非法挖掘的照片。这些照片记录的许多艺术品后来成为保罗·盖蒂博物馆及其他美国收藏机构的展品，有些尚未修复，有些仍沾着泥土。2004年，梅迪奇因犯古董走私罪被判刑。

与此同时，保罗·盖蒂博物馆的前文物馆长玛丽安·特鲁（Marion True）因涉嫌参与文物走私，在罗马被起诉。作为保罗·盖蒂博物馆的藏品负责人，特鲁曾主导博物馆在上世纪90年代收购弗莱施曼收藏，其中包含许多来历不明的古董。意大利指控她参与从梅迪奇手中购入文物，但她坚决否认。而在这些藏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尊从英国古董商罗宾·西姆斯（Robin Symes）手中购得的阿佛洛狄忒雕像。

保罗·盖蒂博物馆的前文物馆长玛丽安·特鲁

这尊高达2.28米的雕像被称为保罗·盖蒂博物馆“最具争议的藏品之一”，1988年，博物馆以1800万美元购入。这是件公元前5世纪晚期的珍贵出土雕像，女神身着飘逸长裙，主体以石灰石制成，裸露的头部、手臂和脚则用白色大理石雕刻。据称，它可能源自西西里岛中部的摩根蒂纳遗址——一个盗墓频发的地点。但博物馆长期拒绝归还雕像，声称没有确凿证据证明它来自该遗址。

“由于我们获得了内部文件，得以了解博物馆如何参与黑市交易，以及它们如何应对道德和法律问题并最终建立自己的藏品。”通过大量调查，费尔奇与拉尔夫·弗拉莫利诺（Ralph Frammolino）合著《追寻阿佛洛狄忒：博物馆里的秘密》，于2011年出版，追溯了保罗·盖蒂博物馆参与非法文物贸易的情况。他们为《洛杉矶时报》撰写的相关报道也入围了当年的普利策奖。费尔奇对本刊表示，这一问题并非保罗·盖蒂博物馆独有，美国各地博物馆都在购买被盗文物，而博物馆内部普遍知晓这些文物的非法来源，“尽管面临法律风险，他们仍不惜冒险，只为将这些精美的藏品收入囊中。然而，这最终招致了麻烦——意大利、希腊、土耳其和埃及等国政府开始追查这些文物是如何进入博物馆的，并发现了这个全球艺术品黑市。”

特鲁最终被迫辞职，表面原因是她接受了一位经销商和两位向保罗·盖蒂博物馆出售过文物的收藏家的贷款，用于在希腊购置度假屋。2007年，经过多年谈判，保罗·盖蒂博物馆同意向意大利政府归还46件文物中的40件，包括阿佛洛狄忒雕像。这尊女神像最终被安置在西西里岛的一座小型博物馆中展出。这一事件引起了广泛关注，并成为意大利政府大规模追讨流失文物的开端。随后，美国多家博物馆主动归还了总价值超过5亿美元的约100件文物，同时也开启了与意大利和希腊政府的合作对话。

南亚和东南亚，追查走私文物的新焦点

费尔奇多年来专注于被盗文物的研究，在过去十年，他的关注点逐渐由地中海地区转向南亚和东南亚。他告诉本刊，非法文物市场的结构在全球范围内非常相似。“各地都有地方性的走私网络，这些网络将文物提供给国内的中间商或走私者，他们伪造文件后将文物运出国境，最终流入西方艺术品市场或其他地方。而这些交易通常伴随着伪造的购买文件。”

然而，不同地区之间最大的差异在于文化背景。费尔奇指出，古希腊和罗马的文物多被视为属于“已死”的文化遗址，而在南亚和东南亚，被盗文物的原属地往往是活跃的宗教场所。例如，美国文物贩子苏巴什·卡普尔从印度南部的寺庙中盗走大量青铜神像，其中许多寺庙至今仍是日常礼拜的场所。这些青铜神像对当地信徒来说是真正的神灵，远不只是艺术品。“这和我20年前研究的古希腊、古罗马文物完全不同，”费尔奇解释道，“尽管现代的意大利人或希腊人可能对古代文化怀有亲切感，但他们并不再积极崇拜宙斯或海神。然而，湿婆神在今天的南亚和东南亚地区仍然被信徒虔诚地供奉。”

2006年，这尊毗湿奴神的第八个化身黑天雕塑被归还印度，之前为一位私人收藏家所有

“当一尊跳舞的湿婆神像被归还到一个依然崇拜它的社区，它就是神，是活着的神。这种归还带来的情感与意义，与归还其他文物是不同的。”费尔奇强调说。柬埔寨的情况也类似。这片土地曾是印度教国家，如今虽以佛教为主，但千年历史的印度教寺庙如吴哥窟依然受到佛教信徒的热烈崇敬。“这改变了抢劫文物的后果。破坏和扰乱这些地方并破坏其崇拜功能，造成的伤害并非抽象的，而是对当下活生生社区的直接打击。”

东亚的情况也与之类似，但在费尔奇看来，由于中国、韩国和日本的政府稳定，法制健全，如今发生的文物盗窃案件相对较少，尽管并未完全杜绝。这些国家在历史上曾遭受过殖民时期的大量文物掠夺，而如今，这些文化仍然鲜活，依然是信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知道中国一直在积极打击文物盗掘和走私活动，并对涉案人员施以严厉处罚。同时，中国以独特的方式在全球艺术品市场上争取归还流失文物。许多几十年前甚至几个世纪前被盗的文物，已经通过不同途径被追回。”费尔奇说，中国不仅依靠执法手段，还常常通过拍卖会以市场价格购回失散的文物。在其他情况下，中国运用政治影响力，与法国等国家协商归还，比如促成圆明园的十二生肖铜兽首的自愿归还。“这显示了一个拥有更大全球影响力的国家，如何利用多种手段实现目标。而像柬埔寨这样的国家，则更多依靠执法和调查来追回文物。”

2023年7月4日，在香港城市大学般哥展览馆举办的“盛世聚首 天宝芳华——圆明园兽首暨文物展”展出牛、虎、猴、猪四尊兽首（中新社记者 侯宇 摄/ 视觉中国 供图）

“在许多地区，被盗文物问题尚未成为焦点，但越来越多的国家正逐渐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并采取行动。”费尔奇指出，多年来，全球对文物走私的关注不断扩散，某些地区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他最初专注于地中海地区，特别是意大利、希腊和土耳其，通过意大利政府的主导调查，对这些地区的走私网络进行了破坏。之后，希腊和土耳其也加入了这项努力，瓦解了许多长期存在的走私团伙。尽管文物走私在这些地区仍然存在，但规模最大的网络基本已被摧毁。

类似的变化也出现在南亚和东南亚地区。印度考古调查局和专职警察部队致力于打击文物贩运。在柬埔寨，一名美国律师联合政府部门、本地考古学家，研究劫掠的历史并追踪被盗文物的来源。在泰国，民间社会团体十多年来一直推动政府更加严肃地对待文物归还问题。在非洲，随着当地社区的积极行动，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开始认真对待殖民时期掠夺文物的归还要求，积极开展相关工作。这表明，文物归还的要求正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并逐步带来实质性的改变。

联合国已将文物走私活动定为全球安全问题。在费尔奇看来，这一举措非常重要，因为它不仅唤起了更多人对这一问题的关注，还承认了跨国犯罪集团如何相互交织并推动走私活动。“过去20年，我们一次又一次目睹了战争、内战和政府失控是如何加剧非法文物交易的。”他解释道，以伊拉克为例，随着萨达姆下台，伊拉克的权力真空使得美索不达米亚等重要考古遗址的被盗现象愈演愈烈，来自伊拉克的文物开始大量进入艺术市场，这揭示了战争、政治不稳和文物掠夺之间的紧密联系。参与走私的团体往往与当地的武装组织有关，除了“伊斯兰国”（ISIS），其他武装团体和欧洲的有组织犯罪集团也在文物走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一切表明，全球各地的黑手党组织已经渗透到了这一市场，他们看到艺术市场缺乏透明度的漏洞，可以轻松买卖高价值物品而不担心追溯来源。有些文物可能价值数百万美元，却能够被轻松装入手提箱中而不留任何痕迹。它们可以被转手卖给任何人，甚至成为犯罪活动的资金来源。联合国将文物走私与跨国犯罪和全球安全问题联系起来，正是因为这些问题总是交织在一起，政局不稳或缺乏政府控制的地区，往往是文物盗窃的温床。

盖蒂中心，这里也是保罗·盖蒂博物馆和盖蒂基金会的所在地

MOLA如何构建全球被盗文物信息网络？

多年来，费尔奇在调查中还发现了一个核心问题：尽管文物掠夺已经成为全球性问题，但即便是业内的权威专家，也难以找到可靠的数据来衡量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持续性和频率，以及被掠夺文物的经济价值。正是为了弥补这一空白，费尔奇创建了MOLA。这个线上被盗文物数据库旨在记录被归还文物的历史，不仅保存宝贵的资料，也希望通过积累足够的案例，揭示全球文物黑市的规模和模式。费尔奇指出，很多文物在归还后，博物馆往往会删除相关的研究和展示记录，造成信息流失。尽管存在许多关于文物归还的个案报道，这些零散的故事却从未被系统地整合成一份数据集，以供分析黑市的运作规律。MOLA正试图通过保存和分析这些数据，推动对非法文物交易的系统性了解。

截至目前，MOLA数据库已记录超过860起文物归还案例，涉及100多万件文物，其中约100件已在线展示。这些案例包括耶鲁大学归还秘鲁的4万件马丘比丘文物，也有单件文物的小规模案例。随着全球范围内的艺术史学家、考古学家和研究人员持续提交案例，这一数字还在不断增加。例如，佛教艺术专家安吉拉·S.丘（Angela S. Chiu）提交了一尊11世纪雕塑的完整历史，这尊雕塑近日由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归还泰国，她本人也深度参与了这一归还行动。这是一个重要的起步，但费尔奇认为，全球范围内仍有大量归还文物的记录亟待补充。

MOLA的运行依赖一套严格的同行评审机制，由志愿者通过在线平台提交新案例，经专业团队审核后录入数据库。费尔奇强调，所有信息必须追溯到明确的公开记录来源，确保透明性和可信度。这种透明性对文物归还研究至关重要，但艺术品市场和许多博物馆在这一点上仍然存在严重问题。

“透明度的缺失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使得我们很难重建这些文物的来源。”费尔奇认为这种不透明性掩盖了非法文物交易的链条，让非法行为得以持续。拍卖行通常不会公开买卖双方的信息，许多博物馆也对其藏品来源讳莫如深。他提到，《追寻阿佛洛狄忒》出版后，源于他揭露的问题，美国的博物馆在透明度方面有所改善。2008年，博物馆界开始采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0年公约》的标准，要求提供1970年以前文物的档案记录。然而，费尔奇指出这项政策存在一个巨大的漏洞：通常文物的来源证明仅要求追溯到1970年，但许多藏品缺乏这一信息。这就意味着，博物馆可以继续收购没有来源证明的近期被盗文物，而不被追究责任。

更多博物馆仍未做出改变，继续收购缺乏来源证明的文物。拍卖行也未进行改革，依旧交易无法追溯来源的文物。费尔奇认为，博物馆和拍卖行把文物当作生意看待，在没有专门执法和政府监管的情况下，缺乏限制这种交易的动力。

因此，在他看来，要遏制文物掠夺和贩运，必须首先掌握问题的规模和模式，进行数据收集，并加强遗址保护和执法。因此，MOLA不仅揭示黑市的规模，还试图从需求端入手，推动对非法交易的反思和改变。费尔奇也观察到，通过在线市场进行的走私正在成为新的问题。在线市场的危险在于，它们不再依赖中间人。社交平台、Facebook或其他类似的网络平台可以直接将买家和卖家联结在一起，形成了一个隐秘的网络群体。通过这些平台，收藏家可以直接与盗掘者沟通，不再需要传统的中介。这一变化带来了新的问题，因为它剥夺了监管中间人的机会；但也带来了新的机遇，因为这些交易是数字化的，通过适当的执法和调查技术，比如实时监控在Facebook等平台上活跃的走私群体，就可以获取数字证据，追踪非法活动。

这让人不禁想起去年大英博物馆爆出的丑闻：馆内一位工作超过30年的资深策展人涉嫌偷走部分仅供学术研究的文物，再通过eBay转售。其中一件估价高达2.5万到5万英镑的古罗马宝石浮雕，仅以40英镑的低价在eBay上出售，却无人问津。据透露，大约有1800件小型馆藏文物失踪，其中只有350件已被追回。费尔奇告诉我，“很难在eBay找到价值百万美元的重要文物，但常常能看到一些小硬币、陶器碎片或瓷器残片；许多物品甚至在未经清理的情况下，就被放到这样的市场上出售。”

费尔奇希望未来能够扩展团队，利用更多技术手段来工作，比如对归还文物进行3D扫描，记录出土遗址的信息，或者通过数字展览呈现特定主题的分析成果。他相信，这不仅能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这些文物的历史，还能进一步推动全球对文物归还问题的关注。

MOLA也面临着资金短缺的挑战。对非法艺术品市场的调查很少获得系统性支持，因为与市场相关的利益方并不愿意揭露真相。因此，他选择通过志愿者网络推动MOLA的运作，这些志愿者来自世界各地，对文物归还问题怀有热情，愿意贡献自己的时间和精力。

这些志愿者也带来了丰富的本地知识，特别是在物质文化和走私网络方面，这对于了解文物的流通路径至关重要。他们来自多个学科领域，包括考古学、人类学、法律、犯罪学、博物馆研究、历史和人权等。这种跨学科的合作弥补了单一视角的不足，让跨国文物走私问题被更加全面地揭示。

在采访的最后，费尔奇向我展示了一件近期被收录在MOLA上的中国被盗文物的信息——一块五代时期的浮雕石板，出自河北省西燕川村的王处直墓。该墓建于923年，直到1980年才被发现，墓内有浮雕和壁画。1994年，盗墓者用炸药炸开墓室，其中的这件浮雕被盗，随之流入市场。2000年3月，它在纽约佳士得拍卖行被发现并被美国海关扣押，最终于2001年5月归还中国。目前，这件浮雕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

费尔奇说：“中国的艺术品市场一直很活跃，许多中国富豪有足够的资金购买艺术品，因此中国既是文物的来源国，也是收藏家购买文物的目的地。它同时扮演着这两个角色。”他指出，MOLA将继续增加关于中国被盗文物的案例。他希望通过更多资源的支持和社区的广泛参与，最终收录自1950年以来的所有归还记录，揭开文物走私网络的脉络，并通过关联信息深入挖掘更多机构藏品中的被盗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