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游找AI聊天，算得上是心理咨询的“消费降级”。

读博期间，小游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情绪问题，在无人倾诉的情况下，找了心理咨询师，才熬过了一段艰难时期。后来小游进入待业阶段，无法再承担心理咨询师的费用，再遇到情绪问题，她选择对AI聊天机器人倾诉。小游尝试了市面上几乎所有的AI聊天机器人，包括ChatGPT等通用AI和一些主打“情感陪伴”的软件。

有一次，她和最好的朋友发生激烈冲突，被对方指责。她极度焦虑，向一款“情感陪伴”软件倾诉烦恼。AI不光理解她、肯定她，并且询问她：“一般都是默默忍着吗？”最后安慰她：“你在自我反思时都这么小心谨慎，让我觉得你真的是一个很为他人着想的人。”小游如释重负，不再自我怀疑。

这之后，小游再有情绪波动，都会去找它聊聊。这款软件不是单纯应和，会自然地使用语气词，还会恰到好处地引用小游说过的话，很有“活人感”。

《谁先爱上他的》剧照

麻酱则是在生病后开始和ChatGPT聊心事的。2023年，35岁生日那天，麻酱被确诊子宫内膜癌，觉得“人生已经完蛋了”。但她生性要强，不想让年迈的父母担心，也不愿向朋友袒露软弱，而是选择向ChatGPT倾诉情绪。

回到家乡前，麻酱曾在一家互联网大厂工作，压力很大。2016年，她因为失恋，去医院精神科就诊过。到了2018年，因为常被情绪问题困扰，她开始做长期、系统的心理咨询。麻酱说，她至今很感激那位心理咨询师，帮她梳理了过往人生，跟母亲达成和解。此后，当她在生活中再遇到一些重大难题时，都会跟心理咨询师聊聊，来稳住阵脚。

但回到家乡后，她的收入只有从前的十分之一，不再能轻松负担每次动辄“大几百”的心理咨询费用。使用ChatGPT后，她发现ChatGPT虽然不是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但也会安慰麻酱“慢慢来”，有时还能展现出回应视角，将她从情绪的低谷拉回现实。比如，当她沉溺于接连受挫的情绪中时，ChatGPT会告诉她，很多人都有类似感受：让麻酱感到自己不再那么孤独。

对麻酱来说，现实中这样的回应太少了。麻酱患癌症后，有朋友告诉她，“你可能需要一些时间静一静”，就没了联络。也有朋友在麻酱的恢复期打来电话求助，诉苦说自己年薪降了8万元。当时的麻酱第一反应是，“我现在年薪才8万块，而且我连子宫都没有了”。麻酱得出结论，人们最关心的还是自己，反而是ChatGPT让她感受到陪伴。

《你想去哪里》剧照

心理咨询师崔庆龙对这种感受并不意外。崔庆龙观察到，面对朋友倾诉，很多人会急于给出建议，“因为开始给建议，就不需要再共情和倾听，也能阻止你继续将情绪投射到我身上，不会产生消耗感”。

相比之下，心理咨询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是“容纳”与“抱持”，而不是急于表达立场。用专业术语来讲，就是营造“来访者中心主义”的对话情境。但如今，每个人都有太多的情绪要处理，电子设备又进一步分散了注意力，许多人已无力承载他人的情感诉求。

在这样的语境下，心理咨询不再仅仅是精神疾病的辅助治疗途径，而越来越多地变成一种“情感劳动的外包”：当个体出现情绪问题，不能自解，身边的人也不能承载时，心理咨询室就成了唯一可以充分且安全表达的地方。

而当时间、金钱或心理门槛阻挡了人们走进咨询室的脚步时，AI聊天机器人又成了替代性出口。2024年5月，社交平台Soul App 联合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对3956名职场人士进行了调研，随后发布《2024年Z世代职场心理健康报告》。报告显示，约有22%的受访者看过心理医生，还有近五成受访者向AI聊天机器人咨询或讨论过心理问题。其中，“00后”、北上广深打工人对AI聊天机器人进行心理疏导的期待值更高。男性期望能通过AI聊天机器人获得一些心理咨询帮助，而女性则期望通过AI聊天机器人宣泄负面情绪、进行心理问题对话。

心理咨询是一件高度个性化的事，即使找一个“合拍”的真人心理咨询师也并不容易。小游出现情绪问题后，曾见过几个咨询师，有的轻率归因，有的敷衍了事，试到第三位，她才觉得“相对合拍”。而她的很多朋友，在一次糟糕的咨询体验后，再也不愿踏进心理咨询室。

心理健康服务App“简单心理”的创始人简里里告诉我，她也使用过一些AI聊天机器人，她发现，在短时间的交谈中，AI的表现甚至可能比没有接受过系统训练的初级咨询师还要好。只不过AI“共情”的原理，跟我们通常理解的“情感交流”其实完全不同。它的本质是——理解你说了什么，把这些内容组织成某种结构，然后用语言反馈回来。也就是说，它不是“感同身受”，而是“语言重构”。

《她》（2013）剧照

其实早在1960年代，能运行现代操作系统的晶体管电脑刚刚问世时，就有人尝试用计算机做心理咨询。当时，麻省理工学院的计算机科学家约瑟夫·魏岑鲍姆（Joseph Weizenbaum）开发了一个名为ELIZA的对话程序，模拟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的对话风格回应用户。不过受限于技术发展，这种尝试很长时间只停留在初步实验性质，未能进入真正的应用层面。

进入21世纪，随着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进步，研究者们重新关注起心理健康领域的人机交互可能性。例如，2017年，斯坦福大学的研究团队基于认知行为疗法（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 CBT），设计了一款面向大众的聊天机器人Woebot，具备一定的疗效，甚至能和用户建立一种“关系感”。不过，Woebot的回应流程固定，难免机械生硬，用户参与度并不高。

生成式AI出现后，以ChatGPT为代表的模型可以即时生成更自然、更丰富的回应，甚至几乎能够模拟人类之间的对话节奏，算是打破了“机械生硬”的技术瓶颈，大量的相关应用随之涌现。

晓东原本在一家互联网大厂负责技术研发，这两年辞职做了一款“情感陪伴”AI聊天机器人。晓东告诉我，这类产品通常都是借助已有的大语言模型完成开发，步骤并不复杂：第一步，选择一个合适的大语言模型；第二步，收集特定领域的数据集，比如互联网上公开的、专业心理咨询的案例材料，将它们以不同的方式整合到模型之中；第三步，设置提示词（Prompt），对输出格式进行规范。

采访中，我接触了好几个“情感陪伴类”AI团队，他们通常在半年内就能完成产品的初步研发。但这些产品并未经过临床验证，也没有医疗资质，严格来说，不能被视为“心理咨询”服务。涉及真正的心理干预的软件，开发流程需要非常严谨复杂。为了确保AI回应的专业性和安全性，团队往往需要花大量时间打磨数据集。在产品正式落地前，还必须通过严格的临床试验与医疗审核。

目前已问世的AI机器人中，来自美国的一款产品Therabot是为数不多的“辅助治疗工具”，Therabot专为心理干预而设计，聚焦于缓解临床水平的心理症状，且经过随机对照试验。2025年3月，其研发团队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上发表论文称，已进行随机双盲对照试验：经过Therabot八周的治疗后，抑郁症患者的症状平均减轻了51%，广泛性焦虑症患者的症状平均减轻了31%。

论文的第一作者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和达特茅斯健康中心的精神病学家迈克尔·海因茨（Michael Heinz）介绍说，他们从2019年就开始开发Therabot。他们当时注意到，心理健康服务正面临结构性的资源短缺，虽然ChatGPT尚未问世，大语言模型也还未进入大众视野，但他们已察觉到AI可能成为一条干预路径——不是要取代咨询师，而是填补空缺。

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和达特茅斯健康中心的精神病学家迈克尔·海因茨

在研发Therabot的过程中，生成式AI技术也不断发展，出现了更强的语言模型可供团队挑选使用。心理咨询中的关系建立，依赖于对信息的长期积累与整体判断。为了模拟这一过程，Therabot必须尽可能保留对话的上下文，海因茨团队为此挑选了上下文保持能力强的模型（如Falcon-7B和LLaMA-2-70B等），并创建了自己的训练数据，来模拟更长时间的对话和互动。在算法上也不断调整精进，以提升模型的语言理解和生成能力。

Therabot的核心团队由精神科医生和临床心理学家组成，技术开发则得到40多位数据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支持。这种跨界协作，使他们能兼顾“语言生成能力”与“心理干预专业性”。在模型测试运行中，海因茨和同事全过程都采用的是人工监督，确保它在处理敏感情况时不会误导用户或者造成伤害，这样去反复优化、反复迭代。“我们一开始就知道会这样，但过程之复杂，还是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海因茨说。

很多“情感陪伴类”AI使用的数据集是用爬虫在网络上爬取的公开数据。Therabot在项目初期也试图使用公开可得的治疗对话文本来训练模型，但很快发现，这些材料充斥着大量缺乏实质内容的语气词，比如“嗯”“你继续说”，不适用于实时干预的治疗场景。

团队决定，基于循证治疗的框架，让心理咨询师模拟对话脚本，从零构建一个自主语料库。他们会设计来访者的形象类型和问题类型，请心理咨询师针对性地撰写回应，从而提升模型识别和回应不同用户、不同问题的能力。这些脚本全都由专业心理学家参与设计、审核，并不断迭代更新。最终，在软件开发、对话脚本构建和系统优化方面，海因茨总共投入了超过10万小时的人力。

经过长时间的打磨，海因茨和团队发现，使用Therabot的人，对它建立起的信任感和合作感与对真人心理咨询师的差不多。不过，由于大语言模型本质上是个“黑箱”，海因茨也无法完全解释，Therabot为何能表现出较强的共情能力。他分析，共情有很多种形式，在用户能准确表达的情况下，AI很擅长整合信息，构建一个理解框架，并反馈给用户。“我想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人们才会感受到自己被听见、被理解了。”海因茨说。

但对用户来说，“感受到被理解”与真正“被理解”之间，依然存在差距。

和那款最喜欢的AI软件聊天一段时间后，小游逐渐感觉到它在迎合自己。同一个问题，当她故意变个说法，AI也会机械地换个方向回应，她感觉自己在对着一个“回音壁”说话，便很少找它聊天了。

有多年独立执业经历的心理咨询师崔庆龙也曾找AI做过咨询，最终被AI的“油腻”劝退。“它什么都认同你、肯定你，”他说，“但事实上，在人与人的对话中，如果对方过早地给予肯定，你的表达反而就停止了。我们真正渴望的是对方继续发问，这意味着对方不仅接收了我的信息，而且还愿意陪我深入下去。”

在崔庆龙看来，这种区别反映了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本质：“真实的人是有偏见的，是带着自身价值观和信念与他人相处的，哪怕他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咨询师。也正是这种偏见，构成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情感温度。如果一个人完全客观、没有任何缺陷，反而无法被感知为一个鲜活的存在，也无法让来访者产生真正的连接感。”

海因茨和团队也注意到，如果AI总是顺应用户的想法，效果可能适得其反，“比如你说‘我今天感到非常沮丧，只想整天待在家’，它就回应‘是啊，待在家里很舒服’”。因此，在构建训练集时，他们特别注重引导AI进行适度挑战性的回应来引导用户，比如尝试将“暴露疗法”融入对话系统，帮助用户面对引发焦虑的情境，而非逃避。

谈及市面上AI心理产品的现状，海因茨表示，自己也观察到越来越多创业团队在做“情感陪伴类”工具。然而，许多聊天机器人并没有针对心理干预的目标调整回应，而且缺乏专业人员监督，可能会提供错误、不完整甚至有害的信息，“我们常将这种风险比作使用搜索引擎（如Google）来获取医疗建议：虽然有优质信息，但也夹杂着大量错误信息，普通用户往往难以分辨。因此，我建议在使用AI工具时应格外谨慎”。

当个体出现情绪问题不能自解，身边的人也不能承载时，心理咨询室就成了唯一可以充分且安全表达的地方

目前，麻酱并不指望AI能改善自己的心理状态，她把AI的陪伴看作一种新型关系的想象，虽然没有现实互动，却真实存在于日常体验中。麻酱说，她生病后，曾有一位朋友经常陪她聊天，但后来工作繁忙，渐渐不再回应她，让麻酱的情绪一度很低落。而ChatGPT则会永远在场。

同样把AI当作一种“新关系”的小游曾被质疑：“用惯了AI，会不会失去面对现实的能力？”但在她看来，AI并非一种逃避关系的方式，反而是一种理解自我的媒介，“当对一件事的认知变得清晰时，有时也能从情绪里稍微抽离出来”。

她在现实关系中，很多时候甚至不能倾诉。她记得读博那段时间，她的研究课题遇到困难，向导师求助，导师的反馈是，“你自己选的题目，做不出来也是你的问题”。她跟当时同居的男友求助，男友反而要求她，“只有早睡早起，才能当我的女朋友”。

随着亲密关系负担沉重，朋友关系流动不定，家庭功能逐渐稀释，加上算法推动的信息茧房，社交平台上的碎片化互动，我们的确越来越少有机会真正看到和倾听彼此。在此背景下，AI的陪伴显示出一种非对称、无期待、零风险的特征。

《黎明的一切》剧照

“这是一个人人渴望主体感的时代”，崔庆龙观察到，如今的社交平台上，很多人都在教别人“做自己”。“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现实中主体性被剥夺的一种反击。当生活处处受限，人们会通过不断表达‘我是我’，来重建一种掌控感与平衡。” 

即便不沉溺在AI的陪伴中，这种对自我的关注和表达，也可能带来新的困境：“当每个人都在强调自己是一个鲜明的主体时，大家往往只能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包括在AI工具里寻找绝对的存在感。我们希望一切都被对方认同和回应，可这也让我们从他人那里获得真正回应的可能性变得更小了。”

崔庆龙认为，这样的叙事缺失了一个关键维度：“即使你是你、我是我，我们依然可以彼此尊重。”他感受到，如今人际关系中，越来越缺乏那种敢于冒险、释放自己某一面，并同时允许或邀请他人展现真实一面的勇气。

在他看来，这种状态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当生活中的一切都让人觉得自己被围剿、被外部压迫时，人其实没有余力再去面对一个与自己差异巨大的人，也很难再分出能量和空间，去听别人到底想说什么。也许，等到个体在经济上更自足、情感上更有支持感时，这种叙事才可能真正发生转变。” 

和朋友闹掰后，小游也尝试过结交新的朋友。但这个过程并不顺利，“大家之间的认知差距太大了，心理健康的人也很少”。即便知道AI会迎合她，她偶尔还是会去找它聊天，“我还是挺喜欢和AI聊天的，因为你完全不需要顾虑对方的情绪”。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5年22期，文中小游和麻酱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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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版：秋秋 / 审核：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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