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起初完全没想过申请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演讲，是偶然的一次交流中，哈佛社会学与宗教学戴安娜·埃克教授建议我去申请，她说，毕竟这对于哈佛毕业生是一个非常高的荣誉，所有人都有机会，为什么不去尝试一下。说实话我也没想到最终会入选。

博士期间我一直在参与开发一种超高分辨率的显微成像技术，把它应用到科学研究里，比如流感病毒的入侵机制、神经细胞的发育过程，但是当我跟我的父母、老家村庄里的亲戚朋友聊我的研究，他们觉得非常遥远，完全听不懂我那些“高大上”的学术词汇。作为一个研究者，你在实验室待了四五年，始终会觉得自己做的是非常有意义的事，但却无法让身边的人理解，就会觉得有点挫败。

这也成为我申请毕业演讲的一个出发点。我当时意识到，如果不将这些前沿的科技知识，翻译给大众，落地到实处，就只是在象牙塔里做研究。因为如果自己都讲不清楚这些研究为什么重要，身边的人自然也感受不到意义。在哈佛毕业典礼这样的一个演讲台上，分享做科研的价值，是一个契机。

演讲代表的筛选颇为严格。我记得当时的流程是，三月份提交演讲初稿之后，学校的十多名评委会从上百份申请文书中筛选出他们认为的当届最好的演讲稿，进行初赛。只有十多个学生会入选复赛，然后是终极演讲比拼，直到评委选出心目中最合适的演讲者。最后站上台的只有三个人，将分别作出拉丁语、本科生代表、硕博士生代表的三场演讲。

整个流程的时间跨度超过一个月，学校希望能在这些有意竞选的学生里，挑选出能够代表学校文化理念的演讲人选，作为当届的代表致辞。就我个人的观察，哈佛毕业演讲需要你既符合毕业典礼的主题，又能联系自己的经历，每年会有背景完全不同的人在毕业典礼演讲，所以题材差异极大，每个人都有自己个性化的故事。

2016年时我在哈佛的演讲，是从一个被蜘蛛咬伤的故事开始的。我小时候曾经被蜘蛛咬了右手，我妈妈并没有带我去看医生，而是决定用火疗的办法治疗我的伤口。她在我的手上包了好几层棉花，棉花上喷洒了白酒，在我的嘴里放了一双筷子，然后打火点燃了棉花。火焰开始炙烤我的右手，疼痛让我忍不住想喊叫，可嘴里的筷子却让我发不出声来。

这种农村的土方子背后，实际上有一定的理论依据——蜘蛛毒液是一种蛋白质，而高温可以使蛋白质变性。这显然是一个痛苦、也充满风险的治疗方法。但当我长大后再回顾这件事时，我意识到，其实有更安全、更舒适的疗法，只是那时候接触不到。

我出生于湖南长沙宁乡县停钟村，那是1988年，我的村庄还是一个类似前工业时代的传统村落，没有电话，没有电，甚至也没有自来水。四岁时，我父母觉得我妨碍他们干农活，便将我送到了村里的小学，我在村小读了不到一年，大雨淋垮了几间教室，学校从此解散了。我于是不得不转学到邻村的学校，离家里有好几里路，要穿过长长的田埂和好几个小山头，每天要走近一个小时的路才能到学校。冬天里天黑得早亮得晚，有时候我早晨还要摸黑上学。

小学毕业后，我又转学到另一个村子读初中，离家也更远了，有十几里路程，为了缩短上学时间，我不得不学会骑自行车。我骑的是父亲当年结婚时买的二八式自行车。我个头小，站着才比自行车高一个脑袋，于是只能用脚跨进自行车的三角区域侧着骑，行的又是崎岖的山路，其难度可想而知。

《追光的日子》剧照

初三结束，我考上了县城最好的高中，离家将近四十里路，不得不寄宿在学校。我也是第一次走出乡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城乡的差距。县城的一切，在我眼里都是新奇的，水泥路、红绿灯、小轿车、自来水、霓虹灯……我若是在现场看到新奇东西，都会跑到电话亭打电话回家，与母亲分享，母亲在电话那头总会勉励我好好读书，留在城里。我才真正意识到“城里人”这个词，在乡里人眼里代表着一种向往。

2005年我参加高考，考到湖南省三百名左右，顺利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录取。大学里我读的专业是生物，这个专业在当时非常“热门”，被宣传为“二十一世纪的朝阳产业”。我当时觉得，学生物的另一个好处是，要是我的父母在乡下病了，我的生物医学知识说不定可以帮上他们。

后来，我申请到了哈佛的分子细胞生物学博士项目，接触到了许多前沿的研究，我的生活跟过去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我一直在想，我们生物医学的研究每年都会产生许多突破性的科研成果，可怎样把这些最前沿的科学研究，传播到世界上最需要该技术的地区，传递给像我母亲或农民这样的群体，我们很多时候做得不那么令人满意。希望将来有一天，我们能够做到这些。这也是我在当时的演讲里表达的。

我没有料到，我的演讲在当时国内会产生如此大的反响。“农村学子”和“哈佛毕业演讲”这两个名词碰撞在一起，点燃了读者的热情。于是各种角度的新闻报道开始出现，到5月26日演讲当日，我刚从毕业演讲台上下来，演讲的照片和视频便已在各个媒体平台传播。面对蜂拥而至的媒体采访，我有时会感到困惑，因为我并未觉得自己和常人相比有任何独特之处，硬是要搜寻出一点可说的，或许是曾经那些苦难的经历，让我很早就明白了“要把握自己的命运”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

对类似我这种背景的农村学生来说，从乡村到县城到大城市乃至哈佛，遇到的最大问题不是学习，而是生活上的不适应。比如上高中时，我观察同学们怎么穿戴，怎么讲话，我努力学习标准普通话的发音，好改掉自己土气的口音，经过将近一年才慢慢适应。高一的时候，为了提高英语成绩，我买了《乱世佳人》的英文版，碰到不懂的词，我会查词典注音释义，写在书的边角，到最后整本书的空白处几乎写满了标注。老师说我是“笨鸟先飞”。高中时期我的成绩一直很好，经常考到全年级第一名，让很多和我背景不同的人很是惊讶。

刚来到哈佛的时候，我也发现身边有很多天才级的人物，很多同学对实验、对生物知识的理解要比我深刻得多。而我自认为并不属于天赋型的学生，勤奋占了大部分。最初我也有过自我怀疑的时候，但是慢慢地，我学会不和别人进行横向比较，而是和自己比较，只要你比过去进步了哪怕一点点，那就是一种跨越。在哈佛期间培育的这种心态让我在后来的人生中受益良多。

在哈佛，一群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才聚集在一起，去发现一些尚未被发现的东西，攻克很多前沿的科学问题，也使得这里诞生了很多诺贝尔奖得主。这样一所研究型的大学，它能给全世界带来创造性的成果，给很多疾病带来治愈的希望，在任何一个社会，我们都需要这样的学术机构的存在。就拿我做的这个空间基因组学仪器来说，二十年前完全无法想象，但是在哈佛的学术环境下，不同的交叉学科得以碰撞，物理、化学、生物专业的研究者聚集在一起，开拓了一个全新显微成像方法，让我们观察到了生物系统里曾经无法观察到的东西。而这只是哈佛在众多的科学贡献里非常小的一个，对吧？

现在我们看到哈佛遭遇了一些特朗普政府的打击，包括对国际学生的驱逐、削减研究经费等等，可能很多人认为，这是因为特朗普代表了更保守的共和党派，而哈佛被认为是民主党派的大本营，双方在某种程度上存在观念的冲突。但其实在2014年共和党处在劣势的时候，哈佛恰恰选了一位立场偏保守的嘉宾在毕业典礼上发言，而2025年当共和党特朗普一派处于压倒性优势的时候，哈佛又站出来说我们需要听到更多元的声音。

某种程度上来说，我认为哈佛坚持的是一种多元的校园文化——“不能所有的声音都是一边倒的，要允许其他声音的存在”，这是学校的一个底层价值观。我记得2014年的校园毕业典礼演讲季，那正是民主党在美国风头正盛的时候，奥巴马两度连任，他的提案都在如火如荼地推进，包括现在川普很看不惯的“政治正确”，也是从那个任期开始，成为一种压倒性的风气。在当时，如果共和党人士来到哈佛校园演讲，可能会因为过去一些“政治不正确”的发言，在课堂上被嘘，被学生抗议、轰下讲台，所以共和党派在学校里没有太多发声渠道。

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哈佛选了迈克尔·布隆伯格做毕业典礼的特邀嘉宾，他是纽约前市长，彭博社创始人。当时他的演讲的主题是“包容与自由”，学校里应该要容忍其他的声音，兼听则明，学校是让学生接受知识的地方，而不是你已经确定了一个立场，任何不同的意见你都听不进去。

对我个人而言，毕业典礼真的已经过去了，那是九年前的事情，只是学生时代的一个总结演讲，小小的高光时刻，但仅此而已。人生的每个阶段，都需要学习和突破，就像一个升级打怪的过程。在大学的时候主要是积累基础知识，在哈佛读博士则是让我学会独立自主做科研，心无旁骛地研究最前沿的生物问题。

毕业后我到麻省理工做博士后，原本是希望继续做研究、找教职，但到了这所学校之后，感觉氛围很不一样——相比哈佛对理论的看重，麻省理工的实用气质更强，更注重如何将理论、技术变为可以落地的产品，这对我后来创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我在哈佛的导师受邀来到麻省理工做报告，介绍她的技术，引起了台下很多人的好奇和追问，我就意识到这个技术可能会有大量潜在的应用场景，否则不会有那么多人热情地追问。

于是，我和导师在波士顿这边创立了一家生物科技公司，将哈佛实验室里的原理和技术，转化成高精密的产品，应用到临床研究和病理检测上。可以把它简单想象为一个给基因拍照的显微镜，可以把病理组织切片里面的基因拍出来，将细胞的三维信息标注出来，相当于给人体做一个“地图”。二三十年前我们没有导航地图的时候，去世界各地旅行很不方便，但现在有了导航地图，你可以到达任何地方。

这样一个工具，能帮助大学实验室、医院的临床医生观察人体内部的奥秘，已经被应用到肿瘤、心血管、神经生物学等多个领域的研究。比如在阿尔兹海默症的研究上，我们的工具可以帮助拍出大脑在疾病进展过程中的一些细节变化，进行针对性的治疗；在针对癌症病人的研究上，它们可以帮助弄清，那些被治愈的少数患者身体内部的分子细胞有什么不同，从而帮助治疗癌症药物研发。

创业之后，我开始学习如何管理、如何融资，还要和其他公司争夺专利权、打官司，商战是非常残酷的，期间我也学习了很多金融知识、法务知识，这些东西都没有人教，只能靠自己一步一步走过来。这个过程，也对我个人产生了一定影响，其中最主要的是对风险的认知更为全面，使得做事情几乎都会有备选方案。比如技术开发的时候，我一般会有一个最想做的技术，但不会把所有希望都押注在一个方法上。

我的人生已经完全步入下一个阶段，所以也不太希望将自己和哈佛演讲绑定在一起。但要说我现在做的事情，其实还是和我在毕业典礼所讲述的理想是一脉相承的——将前沿的实验室技术带到实际的生活场景里，让普通人也能够受益于这些科研成果。大家因为一个毕业典礼的演讲关注到我。但事实上，演讲之后，你将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如何走出自己的人生轨迹，才是更关键的。行胜于言，“怎么做”比“怎么说”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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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小雅/ 审核：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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