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岁许倬云逝世：“你们一定要加油啊！”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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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据多方核实，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于8月4日清晨在美国匹兹堡去世，享年95岁。
每个人的抱负，“修己以安人”
三联生活周刊：这些年你的著述没有断过，在公共领域也非常活跃。这些作品背后一以贯之的想法是什么？
许倬云：近些年，我更多地思考中国文化格局的世界性。我是希望读到我书的朋友，不要将这些仅仅视为“教科书”，而是借此机会思考：人类该如何避免互相伤害，而走向互利共存？眼下的格局，令人心忧。借用王阳明心学的“四句诀”其中一句，“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希望我们不再滞留于“无善无恶”的静止状态，我们必须要有所裁断，有所取舍。因此，我一贯的原则，是与人为善，既非争吵，也不是呵责。
这些年我写“大历史”，是希望提醒大家要有危机感。世界没有不变的国家，没有不衰的文化。世界越到近代，随着工业、科技的进展，人类彼此拴到一起，牵绊越多，独立性越弱；在这种种情况下，国家、民族都得学习如何与人为善，如何与人为邻。
我为什么坚持中国学问为本？是因为它里面没有神，所以责任在于每一个人的自身——儒家与道家基本上是靠“你自己”，道家不靠太上老君，孔子的观念之中也没有“天”——孔子的“天”是虚设的，“天心”就是“人心”，“人心”就是“自心”。所以，我对这方面始终坚持，最后的关口是求自己心安，也求不要盲目地自以为是。同时，我还要将别的民族的历史也考虑在内，才能理解到人世变化影响的幅度与深度究竟有多少。
每个人的抱负，应当是“修己以安人”。“安人”的过程，从近到远，逐步扩大，最后达到“安百姓”——也就是安顿所有的人类。在这大同世界没有实现以前的小康世界，至少要做到人人有工作，使得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如此的世界，确实并不容易实现。
三联生活周刊：你年幼的时候跟着父母辗转各地，躲避战乱，经历了一段非常漂泊的过程，这段经历对你认识中国社会基本面貌以及底层人民真实生活，有什么样的帮助？这段经历会在你日后的学术研究中形成与其他学者不一样的“学术营养”吗？
许倬云：像那个时代的人一样，我也经历了战乱时期的颠沛流离。不过因为我们在内地有基地，不是那么漂泊不定，也不像无家可归者。所以，与别人比起来，我总是觉得自己还是幸运的。抗战几年，路上冻饿倒毙的人，或者敌人打过来、来不及跑掉被推到路边伤亡的人……太多了，这些都没有发生在我身上。
我父亲的工作单位是第五战区，位于川鄂交界的抗战前线，我们就随着战线推移，在荆襄一带逃避战祸。等到终于转入重庆，已是抗战末期。这个机缘，使我可以有相对独特的经历，是幸，也是不幸。幸，是我有机会看见真正的贫穷与战乱造成的许多问题；我也可以看见传统的农家生活，尤其老河口那一带我非常熟悉：有机会看见大城市以外的小城镇、小村镇，地方的人士如何处理他们的生活——以我们江南读书人的背景来说，这些场景本来是不容易看见的；但我不仅看见了，而且它们深深切入了我的视觉、切入了我的感情。我看见老百姓的生活有多苦：他们过去的秩序被战争颠覆之后，怎样努力重建、怎样家庭破碎，甚至牺牲了性命……我看见他们在兵灾、瘟疫、穷困、饥寒、离散之中，一家家怎样挣扎求存。
三联生活周刊：这段经历，导致你后来有“为常民写作”这样一个终身的志愿？
许倬云：过去那些经历，时常像一个个镜头闪回在我的记忆里。我目睹过的那些同胞们的悲痛、哀伤和无奈，在我心里永远扎下一个根。看见这些以后，我就懂得什么是墨子所讲的“摩顶放踵利天下”。墨子是战国时代所有学者里面，最同情社会底层的人。一般的读书人，没有机会看见我所经历的一道道生死关口，也感受不到墨子身经的危难困苦。
我觉得自己，始终是个矛盾之人。我感谢上苍，不是感谢它让我存活了，而是感谢让我真正看见了每一个中国人都可能遭遇的情形。这并非书本上的“爱”，也不是所谓“怜”——换一个关口，我就不如他们；换一个关口，我就可能被扔在路边死掉了；换一个关口，大家努力逃的时候，就可能家人离散，一个孤独的残废被失落道旁……战争年代，我见过太多的生离死别，在陆上、在船上。有时候，我特别容易动感情，是因为我看见了苦难的中华、苦难的中国人，这是真实的，而不是书上的文字。
关于中国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说中国》这本书里讨论了历史与文化的中国的变动，提到了“中国其实已经成为一个自我矛盾的名称”，怎么理解这个矛盾？是指它认同的基础、血缘和文化上的这些纠缠？它的历史是同一共同体的连续，还是各种不同族群的融会？如果说这部书是对“华夏或中国”历史形成的自我审查，那么华夏与中国的联系是什么？
许倬云：“中国”二字，原本是地理名词，但慢慢变成一个以政治意义为主的“天下国家”。它维持着一块东亚土地上，一代又一代不断地演变，又不断地累积，终于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大集团。如此文化累积的特性，一方面是东亚地区这一大块土地，曾经经历而且特有的过程；另一方面这一过程，由于其背景是东亚的地形地貌，也就是这一个整块土地处处密切相关、彼此依伏而成的特殊过程。于是，中国“天下”的观念，既是凝固这庞大人口的理念，也是因此内敛而又外拒，形成了中国长期以“天下”自居的自我设限，终于在真正“进入世界”的阶段，处处发生自我调适的困难。
但“中国”因为集团太大，时间维持很久——更重要的一点是，它有中国文化最后的根，那是理论上的根，也是存在的根，更是一个“至高原则”，就是儒家“天人之际”的“道”：“道”就是天道、人道合在一起。
如何是应有之事、如何是应做之事——这一命题，其实是“自我期许的命令”；也同时可能是“自我设限的命令”。有如此“命令”，在中国人的观念中乃是“天命”——是中国人，就不能避免自我认同。而在上述“自我设限”方面，我们对于接受外来的影响，也就不免迟疑甚至于抗拒。
中国历史上，每一代都有一些人在思考中国本身面临改变时，该何去何从？必须要找到一套新的解释。到了唐朝，“中国”的含义，就与汉朝大不一样；及至宋朝，“中国”就发展出“理学”的意义；而到了明朝，“理学”上的意义转变为“心学”。这一转变，从外设的规矩，转变成内敛的陶冶，终于使中国人面临另外一套思考方式的西洋文化冲击时，既无法接受别处来的外设规矩，又不能将“自我设限”的心志，与西方“预设”的神恩彼此调协。
直到200年后的今天，我们才真正认真思考过去的东西。我们开始知道，要拣选西方的对我们有用的东西——西方因其特定的发展、演化而发展出来的观念、制度、规则，使得他们可以言之成理；我们则应该因应自身的现状，“慎思而明辨，择其善者而从之”。至少我这一辈子的工作，就是希望让这一融合的过程更合理、更完整；而且考虑到接受新东西，要考虑将其“镶嵌”在何处——我用的是“镶嵌”，这是我自己的立场。
三联生活周刊：关于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起来资本主义，一直是学界争论的一个话题，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做了分析。你的观点是什么？几年前学者彭慕兰写的《大分流》提出“欧洲例外论”，你怎么看待他的研究？
许倬云：儒家理想“治天下”或者“安百姓”，是个遥远的理想阶段。一般的情况，只要知道小康之世，政府亲民，百姓安乐，也就是相当好的结果了。这种理想，儒家不设想中国担任天下共主的责任。因为那是“大同”的时代，《礼记》的《礼运·大同篇》明白说了：先做到“小康”，是目前的要务，别想管得太远。这一自我设限，实际上是每个王朝都希望做到的常态。另一境界，必须在中国能够做到“完美的小康”，再看看自己能不能管理天下——中国儒家真正的理想，不是想做霸主，最多管到四邻，互相不侵不犯。明太祖立国之后，就宣告了，四邻有14个“不征之国”：也就等于宣称“你不犯我，我不管你”，彼此睦邻共存。明成祖派遣舰队“下西洋”，走了六趟大舰队的航行，没有灭掉任何一个国家。明朝的如此作为，就是摆明了：我们不是天下的共主，只是一个“老大哥”而已。
与今日世界上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历史相比，西洋的历史却是摆明了由贸易取得最大限度的利润：经济获利为第一步，下一步即是“通盘接收”，乃是贸易转为殖民，以完成全盘的掠夺。从16、17世纪开始，西洋人经过远航，纷纷割占世界各地，那是一个以全盘征服的制度，而用“天下国家”的口号，作为借口的方式。这种“天下国家”，以力量为本钱，而不是以治理、安顿为目的。资本主义的趋利，是“极限的获利”。中国“精耕细作”基础的农业经济，只是家门口自家土地的充分利用。两者之间的差别，就在中国制度是大家共有“天下”；资本主义的制度，则是“唯我独尊”——统一做不到的时候，至少要做到一方之霸，这就是自从古罗马（Pax Romana）以至今日大英帝国的霸权（Pax Britannica）或美式霸权（Pax Americana）——中国式的天下，是农业的，不会想到全球都是农田；欧美式资本主义的“天下”，则是赚钱唯恐不多，财富没有止境，那个才是真正走到极限才停止的制度。
明朝生产力强大，也开展了多方面的生产活动，中国确实有可能从农业经济逐渐进入到资本主义经济。这一“现代性”，也可以解释统治阶层专政和知识群体理想之间出现的巨大裂痕，并引发诸如东林儒者的群众活动等现象。经济史学家和社会史学家，都已经注意到明代的都市化现象，尤其在江南及华南一带有显著的开拓。
我认为：明代几乎可以和欧洲的商业化社会，各别而平行地发展。只是，为何明代没有走向欧洲同样的历史途径？
我的观点是，第一大原因是生产力：机器生产当然比手工生产快，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对明朝而言，为什么要大量生产？生产出来的东西卖到哪里去？为什么欧洲需要市场，中国不需要市场？因为中国可以自给自足——村子里卖不动到镇里卖，镇里卖不动到县里卖，足够了。
但是西方从西班牙开始，到英国、美国，是要将生产的商货转卖他人，赚取财富。购买商品供自己消费是一回事，中间并不产生利益，但转手是有利润的——船跑得越快，商业利润越大、赚得越多；拿到商品的成本越小，赚得越多。所以，欧洲人发展出来的模式是：商业资本主义+工业机械化生产。工业机械化来自两方面：一个是矿场里拉煤的机器，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一个是船上加一个机轮，跑得快、跑得远——这两个东西都是为了生产廉价的产品，卖到他方赚大笔的钱。可以说，这是“另外一种方式的游牧”，他们的掠夺不靠传统的鸣镝、快马，而是凭借机械和商品。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说中国”系列里，一直强调中国文化的“同构性”，如何理解这个“同构性”？而由于地理特征，欧洲大陆从本土到地中海外围，很难形成像中国这样同构性很高的庞大而复杂的文化系统。这其中各自的利弊是什么？这种文化的同构性是否是天下国家的结构具有“超稳定性”特质的主要原因？
许倬云：中国文化之中，有些观念万变不离其宗：“老天爷”是“看不见的神”，是“具有人格的神格”，与基督教、伊斯兰教里“人格化的神”迥然不同：那是“人格与神格的双重性”。等到宋以后，它的“人格性”的一面被淡化；“神格性”——也就是“自然力”——的成分加强，就出现了“天人合一”还是“天、人各有特点”的分歧。
中国文化的精神，基本上走的是天人两分而互动的趋向，从西周以来直到现在：中国经常有团体与个人之间的连续性，而非对立——“修己”再“安人”，“己”与“群”是不能分的。相对而言，在西方社会，“个人”与团体始终是对立的。
这种两分而互动的观念，其实不会带来超稳定的特性。相对言之，例如群己两端，是互相对应也互相调节的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更不必然造成特权阶层把控社会。如果不幸，特权（例如皇权或者贵族阶层）把持社会的现象出现：最后的结果是，把持者自己僵化、失调而终于成为“社会的癌症”。
三联生活周刊：回顾中国历史，早在战国时期就曾经有高涨的人文主义精神，提倡个人价值，比如孟子就主张老百姓有反抗暴政的权利。但是这种人文主义的精神，包括这种反抗，为什么到后来就消失了？
许倬云：其实你所说的这种现象，并没有消失。如前所述，独占利权的阶层越强大、越持久，社会的分化和对立，也就更强烈。唐宋以后，农民阶层最辛苦，因为前述独占利权的社会成分，把持不让；如有天灾或人祸，最底层的农民穷苦而无处告，叫天天不灵、叫人人不应，民间在吃树皮，上面不知道——或者太监知道，皇帝不知道。这时候，农民揭竿而起，造成长期、大规模的动乱，乃至改朝换代。历史上，这种个例太多了，不用我解释或提名道姓。有些朝代的覆亡，不是由于外患，而是因为内乱。代替覆亡一朝的新朝，例如明代，并不理解“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到最后，又被另外一次民变，削弱了皇朝的根本。这时候，外敌的入侵，正如大病之中身体完全没有抗力，努尔哈赤小小部落，轻易地就将大明颠覆了。真正颠覆大明的并不是努尔哈赤，而是李自成。
若论“士”与皇权的关系，明朝的情况最为恶劣。自古以来，君权都应受儒家经典理念的约束，不能独大。君臣之间不是主奴，而是分工不同的伙伴关系。但是在明代，明太祖朱元璋取得天下以后，大量诛杀辅助其打天下的文武官员。到后来，朱元璋将皇家子弟分封全国，各占地盘；许多“朱千岁”之外，还有那些太监，在几乎所有的国营盈利单位占据地盘。宗室与宦官，吸干了明朝的国家收入——国家因此没有足够的资本，维持治安、平息民变，其后果就是外敌虽弱，居然就轻易地拿走了朱家天下。
至于中国读书人本身的自我认识，在明朝确实有所改变。发端于南宋“向内求索”的原则，被明代的“阳明心学”发展为一个很重要的儒家学派。王阳明认为，“良知”“良能”出于“良心”，人人皆有“良心”：“良心”是自己的主人，后面有宇宙运行的大原则——权力最大的君主也管不到天地。这一学派的出现，使得作为儒生的士大夫找到了道德抗争的依据：凡是背离理性的事物，都不应存在。一些有骨气的儒生，就因此理直气壮，不顾生命，一波一波地引发对皇权的抗争，例如“东林”“复社”“几社”等。为天地之间，开创了知识与道德的勇气，面对廷杖甚至于死刑，书生们前赴后继，不断地抗争，在天地间留下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榜样。这些人的牺牲，我们后代无不敬仰。天啊！我们何尝愿意看见这些典范人物的牺牲？我们何尝不希望有人提出警示，上面就会改变啊！
三联生活周刊：陆九渊、王阳明都强调以个人心性为主，为什么最终还是没有形成可以与皇权对抗的权力？科举制在扼杀知识阶层的独立思辨精神这方面扮演了什么角色？明朝曾试图从官家化的儒家解放出来，但未果。这是否为近代中国走向衰败的开始？
许倬云：你提出的问题，值得深思。中国近代的衰败，并不完全在于西方的武装力量更为强大——坚甲利兵是可以学习的；然而，拒绝改变或者麻木不仁，却是根本的问题。我们以清末为例，从鸦片战争到甲午之战，中国多少次可以真正地开始革新？可是，终于革新没有出现，而最后以破坏性的革命，毁掉前面皇朝专制与最保守的知识分子把持权力的结构：革新不可能，只有在“同归于尽”的状况下，颠覆清朝。可是接下去的政权，继承了皇权特色，固守政权，而不知道改革之必要，蹉跎时间，以至于数度大战，内外交迫。
儒家的学者，有一部分只求自己心安。反而将真实的问题，留给了皇权及其依附者。这种逃避的心态，其实与真正儒家以“良心”为道德勇气，如同孟子所说“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的人生境界背道而驰。真正的儒家，则是如文天祥《正气歌》中所说的那些人物：像张巡、颜杲卿，为了天下大义不惜牺牲性命的志士。天道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更以真正维持道德尊严的学者为牺牲。天啊！何其不为天啊！
三联生活周刊：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知识分子对儒家文化的反思未曾中断过。比如蒋廷黻描述了20世纪初以来中国意识形态的崩溃。他说：“从君主制分离出的儒家思想，就像一个缺少大教堂墙壁支撑的飞拱，无法独自发挥作用。”现代文化以尊重个体权利为出发点，而儒家文化更强调人在一套系统里的位置和安排。儒家文化究竟能否生发出现代价值？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今天，应该如何看待儒家文化“遗产”？
许倬云：真正处理儒家的思想传承，是要能够理解儒家设定的一些前提，以及理解自古传承的经书、史书，其中的内容其实不过是一些资料而已。要从旧资料中推演出应付实际问题的解答，其实是不可能的事。旧材料能不能作为一种标准材料，至少反映过去的现实？更不能说，是否能反映今天的现实。于是，根据历史传承的经史寻找前例，再从这种前例中归纳解决问题的方式，往往离现实有凿枘不入之困难。真正的解决问题，是必须知道如何运用自己的智慧和可借用社会人文学科的方法学，面对问题做适当的处理。如果在今天的世界，还要有一些预设的假定——例如不尊重经济学上的统计，而只考虑官设经典的前提，非要按照预设的架构寻找答案，那就不过缘木求鱼而已。
明清时代，何尝没有通人？明末清初，顾亭林、黄梨洲、方以智这些人物，遵循心学，以自己的良知、良能，找问题、求答案。这些人物，留下许多著作，让我们可以学习，如何观察、如何存留记录，然后从可以见到的前例之中，归纳一些可用的方式，以处理面临的困难。今天的社会科学，单以经济学和政治学而论，也就是如此而已。经济学注重统计资料，市场的价格、货币的数量、各项目的生产指数：这些项目加在一起，找个理想的情况，再以理想的情况与现实对照，于是答案就自然出现了——明清时代的能臣良吏，何尝不是如此做法？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最近几本书里批评西方的现代文明的弊端，疾呼建立中国的现代文明秩序。但也有读者批评你的很多判断是出于被“家国温情的遮蔽”，担心一些观点暗合了现在高涨的反西方的民族主义情绪。你怎么看这个意见？
许倬云：我成长在战乱期间，抗战开始是1937年，我7岁不到。从那以后，没有经过太平日子。我们自己家里还算幸运，兄姐们都有学校可上，我自己是残疾，无法在校独立生活，只有在家自己想办法找书就看。我的学习过程，早期双胞弟弟在学校学习到的知识，放学回家可以转教给我；等到他进入初中，我们也从战地迁移到重庆，我在家自己读书。除了书本以外，报章杂志时时提醒我：我们还在战乱期间，我们还有许多老百姓在生命交关之间东奔西走。即使在后方比较平静，物资缺乏，人人都是贫穷、衣食不足。等到1949年迁移台湾，乃是逃难，又是至少20年的艰困岁月。
这些现实，我想今天太平岁月中长大的年轻人，不容易体会：没有国家，甚至于“人不是人”，只是敌人当作欺负、猎取的对象而已。在那种环境下成长，你能让我不感觉国家与同胞的命运同生同死吗？在这种环境下，你还能任性而为吗？你能不想想大家的共同福祉吗？
所以，我的本意并非主张民族主义。中国思想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年代长，发展的过程复杂。中国文化本身，是一个经千锤百炼以后的成果。而且中国的文化，是以人为本体；相对于西方文化的“宗教底盘”，乃以神为本体。中西文化之间，自然有很大的差异。
我留学期间，以及后来在美国长期的工作，使我在近距离看到西方文化本身怎么从“神的根本”，逐渐发展为“人的根本”，但是又从“人的根本”，发现群体与个体之间互相依附，又互相冲突。
而在同一个时期，我亲眼经历美国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种种变化，以及在现代科技方面的突飞猛进。这些变化，到今天还在进行。西方文明实际上正在经历从成熟到逐渐发生问题的阶段，西方曾经有过自己经历的一段辉煌岁月。他们重个人也重秩序，能生产，也重分配。这双重的要求，在“二战”以后一步步地逼到工作日程表上。我说经历的数十年，正是西方成全了自己，又在改变中挑战了自己，而终于想要如何安顿自己的过程。其中的变化，我无法在此处一一详述。数年前，我写了《许倬云说美国》，就是将自己所见所知，报告于国人。我尤其注重美国从开国到今天，所经历的颠簸、起伏——他们并没有定于一点。今天他们的困局，他们清楚，他们也理解。我在陈述那些改变时，我的态度与美国冷静的观察者同样：心存悲悯，也希望找到出路。
我至少要说明：我所见到西方的这一段挣扎，到现在还没有真正离开困境。而同时，我也能理解：在我们的前辈，“二战”前在西方留学的中国学者，他们正是看到西方信心满满的时代；而西方本身在科技方面的进展、经济方面的丰足，在战后都面临极大的改变。西方的学者们不断在思考，自己过去对于科学、自由经济以及政治制度无不重新思考，那是一个大战之后，自己的反省。西方经历这一过程，乃是我们的前辈留学生，在他们留学过程中并没有看到的现象。这就是我和前辈之间，看待西方的视角和视线有极大的差异之处。
18世纪，中国遭逢来自西方文明的挑战，在交锋中一败涂地。如此不利的状态下，中国不得不学习西方。由于学习西方的动力是失败之后不得已而为之，心理状态难以平衡，也就验证以遵循正常的心态学习：严拒、不甘、饥不择食、囫囵吞枣，以至于五体投地，崇拜而不省察。
近200年来，中国人学习西方事物，不先从根本入手，也不从变化的过程中入手，中国人何以理解真正的西方？而且，“西方”不止一个：欧、美有差别，欧洲的东、南、西、北彼此都有极大的差别。如果我们只是笼统地称之为“欧美”，其实难免有盲点。
将来，希望有国人，能从根本上厘清西方思想的渊源、脉络，找到中西如何互相调适的途径。
（本文节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4年第5期，许倬云的完整长篇访谈，详见 @李菁对话 最新著述《历史的钟摆》。感谢冯俊文先生对本次采访的帮助）
排版：小雅/审核：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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