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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子关系」

每一对父子关系都是时代的产物。父子关系的核心在于，理解父亲和他背后的时代。

记者  |  刘畅  

     编辑｜徐菁菁

权力与情感：两代父亲的界限

“我问儿子，‘谁是你最好的朋友？’他说，‘是爸爸’。”

1984年出生的作家向迅，儿子今年2岁多，令他最自豪的事就是，相比妈妈，儿子更黏他。自打儿子出生，向迅在前九个月每晚起夜给儿子拍嗝，儿子趴在他身上睡觉尤为香甜。

在带孩子的过程中，向迅心中总有一个影子，“有时带孩子失去耐心，说话声音大些，我就会特别警惕，觉得当年父亲对我的态度无形中影响了我，很后悔，我会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

向迅记得，自打上学，日常的情形就是，他与母亲、哥哥在家有说有笑，父亲一进门，家里就鸦雀无声了。他们习惯了父亲发号施令，不愿意在他面前发表自己的看法，于是心照不宣地结成某种同盟，以这样的方式表达不满。

插图：范薇

向迅的父亲已经病逝九年。虽然父亲的打击式教育，使向迅在青春期很不自信，但他对父亲却并不抱恨意，而是遗憾。

当年父亲住院接受治疗，向迅曾试图打破隔阂，但常年的互动模式让这变得太难。他打算给父亲按摩头部，也需鼓足勇气才敢征求父亲的意见。了解到父亲恐怕时日无多，他拿着录音笔走进父亲的病房，期待他讲出自己一生的故事。但直至父亲病逝，向迅都未曾把录音笔打开。一方面，他害怕录音的举动，让父亲意识到自己大限将至，丧失生的希望；另一方面，他也着实开不了口。于是，他期待的和解，在父亲患病时，就打成了“死结”。

父亲去世后，向迅花五年时间写下《与父亲书》，渴望用书写理解父亲。在他的书里，父亲是一位典型的农民。他没念过什么书，直到60岁都在东北和西北谋生，贴补家用。

作家向迅，曾写作散文集《与父亲书》（受访者 供图）

父亲似乎从小就没有得到多少父爱。向迅的爷爷有六个儿子，他的父亲排行老二，但因父亲的大哥入赘，父亲就是实际上的长子，结婚前就靠自学成才的手艺帮衬父母养家。但向迅的爷爷将所有想要独立分家的孩子，都当作严酷生存条件下的竞争者。向迅的父亲分家时，只得到一筐土豆和少量玉米，他得向岳父家借粮才能度日。

这样成长起来的父亲对向迅严厉，爱藏在沉默背后。向迅到县城上高中，父亲不远千里给他买了一身西服和皮鞋；也是从那一年开始，父亲经常从各地的工地给他写信。只有在不需要面对面的家信里，父亲的叮嘱才跃然纸上。

《人世间》剧照。在这部剧里，父子间的冲突与和解跨越数十年。

这样的父亲穿越时空、城乡，令人熟悉，就像朱自清的《背影》中的父亲一样——严肃、寡言，令儿子感到想要亲近，又战战兢兢，极为疏远。

而在我们这个时代，向迅的父亲，和作为父亲的向迅，似乎已经存在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他们对自我的期待和要求已经截然不同。

传统的父亲始终是作为一种社会角色而存在的。

父亲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命运，直接决定着家庭的生存与发展；经济上说，父亲是家庭的主要甚至是唯一供养人，家庭的日常生计和周转都有赖于父亲的持续劳作；文化上，父亲是社会与家庭的价值中介人，家庭以外的信息、知识和技能主要从父亲那里中转而来。

因此，父亲是家庭与社会之间的中介，是家庭秩序的缔造者、维持者和保障者，父亲需要审慎地处理家庭与本家族、国家以及其他社会制度的关系，同时他要用严肃的态度让子女不放纵自己，保持一种克制努力的紧迫感。

对于父亲来说，维系家庭的经济和社会地位，让儿子成为一个合格的继承者，是人生的最大使命。

《学爸》剧照

这样传统的家，从经济上和社会结构上其实早已不复存在。从上世纪50年代，我国要求男女平等开始，男女职工都要把主要精力奉献给国家，家庭中的父亲不再垄断经济来源，家庭也不再需要父亲作为社会链接的唯一纽带。但作为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父亲的角色认定没有跟上这些变化迅速调整。

香港浸会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彭铟旎曾先后在深圳、厦门、泰安、广州、东莞分别访谈城市中产家庭和农民工的育儿情况。从做过的访谈里，她发现，那些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的父亲认为经济职能是首要的。来城市打工的农民工认为，给孩子寄学费最重要，把孩子留在村庄，无法陪伴孩子，与孩子无法顺利沟通，虽然会感到亏欠，但认为“只要孩子成家立业，父亲的工作就算完成了，情感上的亏欠就可以弥补了”。

新一代的父子关系则是一种双向的充满了情感互动的关系。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刘汶蓉研究员在她的研究样本中发现，新一代父母会积极介入子女的学校生活，做孩子“无形的后盾”，由于父母能帮他们应对外界危险，孩子会形成向父母寻求关爱与安慰的习惯。与此同时，父母主动迎合孩子的兴趣，融入孩子的学习与休闲时光，双方由此产生频繁的亲子互动。在这种关系中，父母与“00后”的子女冲突要比之前的代际少得多。

新一代的父子关系是一种双向的充满了情感互动的关系（IC photo 供图）

“4-2-1”结构下，成为问题的父亲

父子关系从传统家庭中围绕继承而展开的权力关系转向情感关系，有社会变迁的深刻背景。

在向迅小时候，城市里许多家庭的小孩已经不会体会到被父亲区别对待的感觉了——他们是独生子女。社会学家们发现，从1979年以来开始试点，在上世纪80年代上升为“国策”的计划生育政策，成为改变中国家庭结构、家庭关系的决定性因素。

在有且仅有彼此的情况下，父母和子女彼此间的情感的需求其实都在上升。刘汶蓉说，“当只有一个孩子时，父母和孩子双方的情感来源都是单一的。”独生子女家庭会形成“亲子一体”的状态，两代人的和睦只有通过情感才能被合理化和接受，“孩子会天然地认为，‘我的就是父母的，父母的就是我的’”。

《如父如子》剧照

计划生育政策逐步严格的同时，伴随现代化的进程，精细化育儿的时代随之到来。王向贤记得，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婴幼儿奶粉、学生的课外兴趣班也开始出现。另一方面，以往“包分配”的机制被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所取代。独生子女一代，教育、工作的出路，都要一个个小家庭独自面对。

在这些变化中，儿子的人生脚本不再是继承父亲，而是变得比父亲更优秀，他们身上寄托着家庭“更上一层楼”的希望，他们才是新家庭的核心。

“失权”的父亲处于尴尬的地位。在社会分化和教育竞争更加激烈的今天，要培养更优秀的子女，实际对父亲的经济职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时间精力的分配角度看，父亲们难以在事业成功、经济角色与代际沟通、情感角色之间找到平衡。

与此同时，刘汶蓉指出，当亲子之间变成了一种沉重的责任捆绑，彼此在心理上、社会基础上，都难以完全独立化和个体化。当父母把家庭未来延续的期望，都投射到孩子身上，父子之间的冲突就会加剧。

作家毕啸南出生在山东威海的小县城，比向迅小四岁，是家里的独子。相比向迅，他的家庭是社会进程的另一个侧面。毕啸南的父亲原本在工厂，“下岗潮”来临前，他的父亲就与人“下海”做生意，他性格耿直，充满书生气式的理想主义，但在丛林法则面前屡败屡战，最终向社会低头，深深信服金钱和权力的人生规则。

平时他爱与家人发脾气，而面对自己的儿子，虽然未曾骂过一句，尽力把戾气藏起来，却也暗暗左右着毕啸南的发展。高考时，父亲私自改了他的志愿，改在了离家近的山东师范大学。毕啸南曾梦想做一名主持人，大学时到湖南卫视实习，毕业时本可直接留下，但父亲希望他回家当一名小学老师。毕啸南选择了折中的办法——读研究生，上学期间仍然兼职做主持人。而研究生毕业后，他父亲又希望他在大城市里当一名中学老师，他又继续读博士、博士后。终于，他博士后出站后留在高校做了一段时间大学老师，那成为他父亲最自豪的时刻。

毕啸南告诉我，“在人生选择的关口，父亲从来不会命令他，而是会跟我讨论，然后按照自己的想法，把我提出的所有可能性都否定。”

在家庭的情感互动里，这样的父亲常常处在一个边缘的、疏离的位置。

电影《乘风破浪》剧照。这部电影里儿子徐太浪穿越“成为”父亲徐太正的兄弟，从而理解了父亲看似失败的人生

反对父亲，理解父亲，“不成为”父亲

如何与父亲达成和解，是每一个既体会过沉默的父爱，又同时受过伤痛的儿子要独自处理的问题。

向迅想起父亲患病后期，很多时候都和他待在一起，本有无数机会与父亲敞开心扉，却最终眼见父亲带着他一生的秘密离开了，就无比后悔、遗憾，认定自己恐怕后悔终生。如今他只能在回忆里与父亲对话。写完《与父亲书》，他对父亲的追索仍未结束。2020年，《大家》杂志给他开了一年的小说专栏，他创作了六篇短篇小说，当他把最后一期稿件发给编辑，才发觉其中五篇小说的主角都是父亲，而且是失踪的父亲，作为失败者的父亲。

毕啸南27岁时，父母煤气中毒，一度有生命危险。这件事在毕啸南心底留下了长久的回想：“如果他们就此离去，我这辈子到底有多了解这两个生我养我的人？他们的童年是怎样的？爱过谁、怨过谁吗？可曾有过像我一样的理想和追求？甚至他们的性、那些掩藏的欲望和不甘呢？他们有只属于自己的巨大的遗憾吗？”

毕啸南问自己：“我像打开自己一样打开过他们吗？像爱自己一样爱过他们吗？或者，像看待一个平等、独立而完整的人那样看待过我的父母吗？”

答案当然是“没有”，“在两代人的文化语境里，这艰难尤甚”。然而这件事又极为重要，因为“一个人的自我和解是场终生之战，两代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往往是这场战争中最关键的一役。那是个人命运的来处，源头如果是模糊的，后面的路都会跌跌撞撞。很多人的人生遇到很多问题，深聊起来，其实都能在亲子关系里找到答案，但他们可能一辈子也意识不到”。

毕啸南着手写下散文集《在你们离开以前》，回忆与父母的点滴，祖母的去世，以及他曾经的被访者对故去亲人的追忆。他发现，打赢这“最关键的一役”，对许多儿子而言，并不容易。

作者毕啸南和父母的合影（受访者 供图）

图书出版后，有几十万的受众和线上留言。毕啸南原本预期的读者是“80后”“90后”的同代人，却发现父母辈的“50后”“60后”和更年轻的“00后”人数更多。前者为了追忆父母，后者为了了解父母。而同代人中，女儿的反馈更多，大部分人留言表达对父母的原谅，少部分付诸实践，列出人生清单，一年中拿出部分精力，或是带父母旅行，或是给父母写信，直抒自己的情感。独生子女一代想到一旦失去父母，自己将面临的孤独，本就会产生很大的动力，改善与父母的关系。但同代的大部分男性中，最激烈的表现就是表达“我很难过”“我很感动”，他们往往不知如何行动。

刘汶蓉告诉我，代际差异有三个决定因素：年龄效应、时期效应，以及一群同一时期出生或经历相似的关键事件的人，在价值观、行为习惯或健康状态上表现出相似特征的队列效应。那意味着，儿子也当上父亲后，会与父亲有一部分视域的融合。有时候儿子只有到了父亲的年龄可能才会理解父亲，但等儿子老了，父亲也许已经不在了。而且，父亲在过去时代形成的认知，总会令儿子在当下理解起来困难。父亲凭借那时的认知，也往往会在当下做出令儿子不接受的选择。

可是，成年的儿子和衰老的父亲，在这组关系里，要打破僵局，往往还是需要儿子去迈出这一步。

走进父亲的生活，或是把父亲拉进自己的生活，是父子彼此理解的重要手段

毕啸南早早就理解了自己父亲的局限。他父亲对人生充满不甘和抱怨部分源于他的祖母。毕啸南的祖母本是民国时期的大家闺秀。当兵的祖父打仗落下残疾，全家重担落在祖母身上。祖母带着一家老小“闯关东”。毕啸南的父亲共兄妹三人，他岁数最小、读书最好，初中是当地的中考状元，原本被家里寄予厚望。但是祖母为了家中生计，阻挠父亲继续上学，让他辍学“挣工分”。父亲此后一蹶不振，靠与朋友喝酒排解，每每不顺，就把责任怪到祖母身上。

于是，他格外期望儿子能够走一条正确的路，在自己有限的能力范围内干涉儿子的人生。

毕啸南的幸运之处是，虽然父亲脾气不好，经常与毕啸南的母亲争吵，但母亲总告诉他父亲对他的爱。在三人的小家里，他们是彼此独立的三角，他由此能有机会从父亲对他的权力中，析分出爱。他记得小时候，邻居曾从广东给孩子带来一种白糕饼，软软糯糯，他就特别馋，跟父母要。父亲就骑着自行车跑遍了县城里30多家供销社，都没有卖的。母亲告诉毕啸南，父亲喝了点儿酒回到家，就掉起眼泪来，说“儿子就想吃那么个东西，我就没本事给他买”。

祖母离世后，毕啸南与父亲达成了更深的和解。一天，毕啸南与父亲推心置腹地深谈。毕啸南记得，父亲对他说，“我也在努力地控制自己的脾气。但有时候我自己也意识不到，控制不了。这都是小时候根儿上带来的，加上早些年过得也不如意，养成的毛病，只能靠后天的学习慢慢改吧……你爷你婆那代人也不懂教育，我在成长的过程中遭受了很多不好的事情。老爸没什么本事，也不懂教育，我只能尽力避免我所遭受的一切影响到你的成长”。

后来，毕啸南主动在生活中打开一个“口子”，让父亲参与进来，打破父子间的封闭。他在威海买了一幢小别墅，专心写书时就搬过去，与父母住一起。一日三餐，基本都是父亲给他做，经常四菜一汤。他在二楼写作，为了不打搅他，饭菜就默默放在一楼。他父亲知道他喜欢吃水果，怕外面水果不干净，一个人开垦别墅旁的荒山，种上苹果、樱桃。

《骄阳伴我》剧照

而他每年带父母到各地旅游。每写完一篇文章，也特意最先给父亲看，征求他的意见。“父亲本是很有天资的人，他每次都拿张纸做笔记，还跟我交流我这些年来写作上的进步。”

即便如此，毕啸南仍和父亲留存着距离，比如他每天都和母亲通话，每三天才给父亲打一个电话。而且他永远不抱期待，认为父亲能从过去的时代中走出来。

他也没有选择左右父亲的生活，而是活成两个独立的男人。他一方面做父亲的“后盾”，尽力拓展父亲的生活，一方面绝不违背父亲的意愿，父亲自己需要承担的责任，他也不会越界。一次，父亲收到一位同事“情人节快乐”的短信。母亲曾听闻那位同事的风言风语，又见到这样的信息，认定父亲感情不忠。父亲则认为母亲无理取闹。毕啸南见两人无法收场，只得介入。他告诉父亲，如果父母实在没有感情了，父亲对其他人有了真感情，人生短暂，他支持父亲谈一段新的恋爱，不过首先要和母亲离婚。他作为儿子，愿意替父亲承担一部分这件事对母亲造成的伤害，陪母亲走出来。但如果整件事只是风言风语，那父亲就要和同事保持界限。

“父亲铁青着脸，非常愤怒的样子，听我说完，站起来就想走。”毕啸南回忆，“我说‘爸，你这样没有办法解决问题，我已经尽全力地站在你的立场来想办法了，如果你连我都没法敞开心扉地交流，这个世界上还有谁能真心地理解你呢？’”这句话留下了父亲。他和毕啸南说了来龙去脉，确实只是风言风语，父亲并没有别的想法。但毕啸南提议，让父亲给母亲写了一封道歉信，虽然只有短短几行字。一场风波解决了。

（本文节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5年39期封面故事，实习生江郁琦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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