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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戈里峰是世界第二高峰，被登山者称作“野蛮巨峰”——攀登风险极高，成功率极低。到2022年，425名登顶者中有92人遇难。尽管如此，随着乔戈里峰商业登山的兴起，以及外界对极限山峰的向往，越来越多普通登山者渴望登顶这座巨峰。然而，极为有限的基础设施、商业公司对登顶率的追求，以及低价竞争的乱象，给攀登者带来了危险。

记者｜程靖

编辑 | 王珊

落石

管静的丈夫Jacky见到妻子的遗体时，已是8月16日，距离管静在下山时被落石砸中已经过去了三天。“三个人带着管静回来，其中一个人脚伤了，另一个人脸上都是血，牙齿掉了好多颗。”这三人分别是来自中国的登山者胡樱虹、她的向导江布·夏尔巴，以及“想象尼泊尔”登山队的领队明玛G——几天前，他们与管静一起登顶了海拔8611米的乔戈里峰。通过他们的讲述，Jacky才知道，“那一天的山峰很可怕，不是想象中的一颗落石，而是像下雨一样，好多人都被砸到……”

在医院的太平间，Jacky想给管静化妆。他说，管静的伤口在脑后，脸上有一点向前扑倒时的划伤，他想要用BB霜遮盖伤痕，却“像涂油漆一样，越画越多，搞得左边和右边颜色不一样，原本看起来很漂亮，被我越弄越丑”。最后是登山队一位员工的妻子帮忙完成的。

看着眼前的妻子，Jacky觉得像在做梦。妻子是8月5日，跟着尼泊尔登山家明玛G带领的登山队，从乔戈里峰大本营出发冲顶的。8月11日傍晚6:32左右，管静站在了海拔8611米的乔戈里峰（K2）峰顶。她拿着手机拍下四周的景色：峰顶下方，一边是中国新疆，另一边是巴基斯坦，喀喇昆仑群山和冰川在云海中若隐若现。

管静登顶K2时拍下的视频（图源小红书@jacky）

Jacky通过“想象尼泊尔”社交账号发布的捷报，得知了登顶的消息。从11日起，来自至少5支商业登山队、10个国家的登山者和他们的向导，相继登上了这座世界第二高峰。其中17岁的中国新疆少年艾力库提成为最年轻的K2登顶者，土耳其的通巴特、罗马尼亚的达尼拉成为各自国家的K2“女性首登”，斯洛伐克的波拉科娃成为该国第一位无氧登顶的女性。管静是瑜伽老师，她试图在封顶倒立，但没有成功。

“想象尼泊尔”社交账号发布的捷报（图源：想象尼泊尔公众号）

短暂停留后，登山者们开始下撤。按照计划，当天他们要先穿过顶峰下最险峻的“瓶颈”路段，略过4号营地，直接下降到海拔约7350米的3号营地；次日白天继续下撤，夜里回到大本营。胡樱虹告诉本刊，11日晚，她和向导江布花了5个小时左右回到了3号营地。从凌晨出发冲顶开始，他们将近24个小时没有睡觉了，于是就休息了一晚。8月12日下午4时，胡樱虹下撤到2号营地，此时走得更快的管静等人已经出发往1号营地去。

从2号营地到1号营地的山坡很陡峭，所有路段都需要依靠路绳下降。偶尔，有一些大大小小的石头从山坡上落下来。胡樱虹下撤到1号营地时已是12日晚上8点。在那里，她碰到了队友，“静姐出事了”。队友告诉胡樱虹，管静是在晚上七点半左右出的事：下撤路上，一块落石砸到了她的后脑。“当时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真不敢相信静姐这么好的人就这样突然地去了。”胡樱虹说。

那一刻胡樱虹才意识到，从冲顶到下撤的几天里，山体变化很快：上山时，从1号营地到2号营地都是冰雪岩石混合路段，但下撤时，岩石上的雪都融化了——过去几天气温相对较高，岩石变得更加裸露和破碎。理论上晚上气温降低，山体表面被冻住，落石风险较小，“但（出事后）我向导考虑到，落石这么频繁，夜里又看不见，就更危险，就终止下撤了”。

乔戈里峰攀登路线2号营地以下的“烟囱”路段，需要依靠路绳上升和下降，下撤时已经出现落石（Jangbu Sherpa 摄）

胡樱虹告诉本刊，那天加上自己在内，“想象尼泊尔”团队有15名成员下撤，包括6名队员、8名向导，领队明玛G在最后收队。队员下撤速度不同，走得分散。接受采访时，同一天登顶的“高山攀登者”领队普拉卡什·夏尔巴向本刊强调了在落石路段集体行动的重要性，“我们一个人‘放哨’，看到有石头滚落就通过无线电大喊，大家立刻停下，一起找突出的岩壁躲避，背包护在头上，等这一波落石过去，再快速下撤”。但他也提到，情势危急时，他也有队员没听指挥。

8月13日清晨，伴随着失去队友的恐惧，胡樱虹的向导决定等一等再继续下撤。“上面还有登山者正在下来，他们的脚步可能会推落石头，要减少人为落石，必须等所有人都下到1号营地，再一起下撤。”胡樱虹回忆说。但这时，落石已经开始频繁砸向1号营地，向导们将她和两名队友安置在岩壁边的一个狭小的平台上，希望用岩壁替他们挡住上方的飞石，自己则另找地方掩护。不过胡樱虹还是被一块石头击中了大腿，“只听到如飞机飞过的呼啸声，还没反应过来，就被砸到了”。她试着活动双腿，发现砸到的是大腿肌肉，吃了止疼片，不影响走路。

看着石头频繁地滚落，胡樱虹和队友都心情沉重，“我们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安全下来”。下午5点左右，所有登山者终于在1号营地汇合，约15人一起前往海拔5350米的前进营地。途中经过一段近70度的碎石坡，每个人都要用下降器固定在绳索上，一个个下，速度很慢，但落石不断，“石头呼啸着冲下来，根本防不胜防……有时只能卧倒躲避，但会砸到谁谁也不知道，就像俄罗斯轮盘赌一样”。

攀登路线上，1号营地以下路段，岩石裸露和破碎（胡涛 摄）

晚上8点多，向导们决定在雪坡上开辟一条新路，以避开落石频发的路段。就在架设固定线绳的过程中，胡樱虹又听到一阵“飞机轰鸣声”，一阵落石密集袭来，江布被砸到了，一下倒地不起。“我当时都吓傻了，”胡樱虹说，身旁的队友拽了她一把，两人一起躲向岩壁边，等落石停下来后，他们去查看江布的情况，“一块落石从江布的脸颊穿过口腔出来，打掉了他的牙齿，流了很多血。好在其他队里有一位医生，给他做了急救和包扎。”

此时，领队明玛G呼叫了前一晚已经下撤的向导重新上山加入救援。明玛G和江布先行，另一名向导用一根安全绳将自己和胡樱虹拴在一起。他们换了一条没有固定绳索的小路下降，“那条路没有落石，相对安全多了”。抵达前进营地后他们不敢久留，选择连夜下撤，在14日凌晨两点半回到了大本营。

异常的K2

在登山界，乔戈里峰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K2”。它极为陡峭：山峰呈金字塔形，许多方向都是近乎直立的岩壁。与处于更南的喜马拉雅山系相比，乔戈里峰的纬度偏高，顶峰气候更加严酷，风暴频发、温度极低。到2022年6月，425名登顶者中有92人死亡。登山者给乔戈里峰起了一个名字，叫“野蛮巨峰”。每年，乔戈里峰的冲顶窗口期通常只有七月底一两天，一些年份甚至没有窗口期。

胡樱虹等人这一次惊险的登山之旅从6月28日就开始了。登山者们先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和向导集合，随后一起飞往中巴边境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的斯卡杜。这座海拔近2500米的山区小城，是喀喇昆仑地区的门户。7月2日，拿到登山许可的团队开始向乔戈里峰大本营进发：先坐7小时越野车，到进入群山前的最后一个人类定居点阿斯科莱，随后是6天的徒步。胡樱虹说，他们起初沿着印度河河岸走，天气干燥炎热，沙尘很大，后来沿着布满碎石的巴尔托洛冰川往上走，每晚在野外扎营。

从乔戈里峰的高营可以望见海拔8035米的加舒尔布鲁木 II 峰，下方是巴尔托洛冰川和加舒尔布鲁木冰川（胡樱虹 摄）

7月6日，“想象尼泊尔”队伍抵达海拔5150米的乔戈里峰大本营时，已有多支商业探险队和一些独立攀登者到了。其中，尼泊尔“精英探险”和美国麦迪逊登山公司、“登山专家”等队伍已经扎营，一边进行高海拔适应训练，一边等着向导们向上攀爬修路。

麦迪逊公司领队特雷·西尔维斯特已经是第五次来到乔戈里峰区域。经验丰富的他发现，今年喀喇昆仑山脉比往年更加炎热和干燥。西尔维斯特告诉本刊，当他们徒步到大本营前的最后一个露营地，“只有到晚上和清晨我穿了薄羽绒，其他时候都不需要”。他说，7月2日抵达大本营后，他看到山体“融雪很多，水从攀登路线上流下来。晚上睡在帐篷里，能听到石头从悬崖滚落的声音，以前从没有听到过这种声音”。而胡樱虹听说，下方海拔2000多米的村庄气温达到40多度。

从乔戈里峰大本营可以望见喀喇昆仑群山，图为世界第12高峰布洛阿特峰，海拔8047米。（胡涛 摄）

抵达大本营的人员越来越多，冲顶窗口却迟迟没有出现。胡樱虹说，7月中旬拉练时，他们攀爬到了1号营地，线路已经修到了2号营地到3号营地之间的“黑色金字塔”路段。但精确的天气预报显示，始终有一股高速气流盘旋在峰顶上方，不适宜再向上攀登。

7月18日，大本营传来噩耗。美国“山峰专家”公司的巴基斯坦高山协作胡赛因，在一次修路后的下撤中，从近千米长的雪坡上滚落下来，当场遇难。登山者胡涛目睹了那一幕。他形容，胡赛因坠落的身影就像“一片树叶一样”。西尔维斯特了解到，雪崩发生时，席卷而来的落石切断了胡赛因身上连接固定线绳的保护绳，导致他坠落。

这场突如其来的死亡，像一块石头投入冰湖，搅动了大本营的氛围。

7月30日，“山峰专家”宣布，因“落石、雪层变动和不可预测的地形”终止今年的乔戈里峰攀登。8月4日，“精英探险”的丹麦客户林菲尔德也选择离开，她告诉本刊，起因是她得知7月中旬的一次拉练中有5人因落石受伤。后来她听说，队伍的巴基斯坦厨师家里土地被洪水冲毁，附近河谷有游客遇难，桥梁被冲毁。林菲尔德从2008年起每年关注乔戈里峰攀登季的新闻，“我知道进入8月，巴基斯坦会迎来季风季节……历史上这座山8月死的人比7月更多。我的身体状态很好，向导也很好。但山告诉我应该离开了”。

进与退

胡涛是尼泊尔七峰公司的“十四座”探险队成员。他告诉本刊，剩下的人继续等待能冲顶的天气。大本营生活百无聊赖，每天就是吃饭、睡觉、打牌、看书。他也会和队友谈论“要不要撤”，队友都说不撤，“我后来才知道，队友们个个都背负着商业赞助，土耳其人要做该国女性K2首登，阿塞拜疆队友也是登协主席”。胡涛心想，团队无法统一决定撤退，那就留下。胡樱虹记得，到8月初，她的向导江布也觉得希望渺茫，两人开始讨论明年再来的可能性。但明玛G常常来和队员解释进展，安抚大家的情绪。

明玛G今年36岁，全名明玛·加杰·夏尔巴。在他对外宣传的一张照片中，明玛G穿着羽绒服和冲锋衣，颈间挂着白色哈达，戴着雪镜，脸颊涂成白色。明玛G出生于尼泊尔贫困山区，父亲和叔叔都是登山向导，他则从登山队搬运工、厨师做起，做到职业向导和登山企业家。

明玛G（图源：想象尼泊尔公众号）

中国首支女子珠峰登山队队长麦子2010年前后就已在尼泊尔经营登山公司，明玛G曾是该公司向导。麦子告诉本刊，“明玛G勤奋、聪明，有硕士学位，在夏尔巴人里学历很高”。

麦子说，欧美人曾主导尼泊尔登山探险行业几十年，但2014年起，尼泊尔接连经历珠峰冰崩、大地震和珠峰大本营雪崩等，登山业遭遇重创。2016年，麦子问明玛G，能否在“别人都在观望时”重新攀登珠峰，明玛G等几位向导答应了，带队顺利登顶，把公司从低谷里拉了回来。2017年，明玛G离职，成立“想象尼泊尔”。

胡樱虹说，她和向导选择“想象尼泊尔”，是因为“他们在攀登K2上最有经验”。明玛G表示，今年是他们在乔戈里峰攀登的第九年了。2017年，他带队攀登K2期间，3号营地上方突降大雪，新西兰团队和奥地利团队担忧雪崩而决定下撤，但明玛G根据天气预报判断强风会吹散新雪，不会发生雪崩，仍坚持冲顶，最终成功。

图源：想象尼泊尔公众号

至于今年是否注意到气候异常、落石频发导致的冲顶风险，本刊记者多次联系明玛G，未能得到回应。

普拉卡什说，在大本营等待期间，他和明玛G、西尔维斯特等领队保持沟通。他们预判到天气窗口后，其他几位领队在犹豫，“我对明玛G说，再往后延，冰川融化得更多，天气会更热，情况更危险。不管你们出不出发，明天或后天我们都要出发了”。8月4日起，包括“高山攀登者”和“想象尼泊尔”在内的团队相继出发冲顶。

胡樱虹记得，由于担心落石，他们5日凌晨三点半从前进营地出发，一开始并没有遇到落石。但山间天气变得比想象得快，天气预报说的下雪天气，但整个冲顶时间只有一天出现小雪，“5号早上七八点开始气温升高，落石开始出现并逐渐增多，大家不断发出‘rock’的警示呼叫声，必须时刻警惕注意躲避”。在海拔5700米的日本营地，江布第一次被落石砸中大腿，但还能坚持攀登。到1号营地后，胡樱虹注意到山体上“已经基本没有冰雪”。

胡樱虹在攀登途中（Jangbu Sherpa 摄）

8月6日，攀登到1号营地的西尔维斯特惊讶地发现，“冰雪线退化到了往年用作攀登保护站的锚点以上，绳索容易晃动，可能进一步导致落石”。他判断，继续攀登，等下撤时雪会化得更多。和队员商量后，麦迪逊队也取消了冲顶。胡涛的阿塞拜疆队友，在冲顶途中因身体原因决定下撤。

管静的队友艾力库提接受《户外探险》采访时说，他最后一次见到管静是在登顶后下撤到2号营地，但因为体力不支，他到帐篷倒头就睡，没有和她多聊，只记得管静“哭了”。后来他抵达前进营地后不久，碰到管静的向导，对方说“管静出事了”，原因是不听他的指挥，她想一直下，然后石头来了，“‘我让她趴下，她不趴，一直往下走’”，这一说法尚无其他人佐证。

Jacky猜想，那可能是因为管静在山上身体不适，着急下山。他说，出发前他按照登山周期，为管静准备了一个月的避孕药，为了推迟生理期，以免影响冲顶，“但等待期太长了，药不够，冲顶时她正好在生理期，山上很难保持卫生，体力比平时更虚弱。所以她在峰顶就做不了倒立，因为没有力气”。

管静（受访者供图）

冒险

在Jacky的记忆里，管静2018年开始频繁地登山，那年回中国时，她参加商业登山队，攀登了四川甘孜州境内海拔6168米的雀儿山，此后也去尼泊尔徒步、登雪山。2024年，她攀登了珠峰。Jacky知道管静体力过人，登珠峰前，向导会带着队员去周边6000米雪山训练，“她就像郊游一样，蹦蹦跳跳地。”Jacky提到，管静有时不太守规矩，“她和向导喊热，向导说，不要脱外套，要着凉，但她还是脱，下来就感冒了。”那场感冒给管静的珠峰攀登带来了不小的风险。管静后来告诉Jacky，因为高海拔地区黏膜脆弱，她一直在流鼻血和咳血。“她从4号营地到3号营地时，有三十多分钟时间，一口痰一直卡在气管，她喘不过气来，向导听不明白她在说什么，两人无法沟通。她觉得自己要死在这里了，开始放声大哭，结果意外地把痰咳出来了，状态就活了过来”。

2025年3月，Jacky注意到她再次筹款准备攀登乔戈里峰。他承认，听到时他心里有点不舒服，“我和她说，虽然我不登山，但不代表我不知道风险。”不过，Jacky了解妻子的性格，“她想做的事，不管你答不答应，她都会去”。

管静在练习攀冰（受访者供图）

Jacky记得，攀登前几个月里，管静忙于进修瑜伽和上课，没有像登珠峰前一样常去跑山，有时她疲惫到开车时打盹，智驾系统曾给Jacky发送提醒。

管静冲顶到2号营地时，发消息给Jacky，说前进营地到1号营地这段路上落石非常多，她很害怕，“当时她的瑜伽学员都说，快回来，不要登顶了。她问我，该不该放弃？”这是妻子鲜有的一次表达害怕，“我说，我们不为他人眼光而去登顶。你能不能登顶一点都不重要。如果今天不能登顶，你要回来，我们下次再去也可以。现场的事情要你自己判断，你觉得前进还是后退，我都支持你。”

管静

2010年，Jacky和管静是因为潜水认识的。Jacky在加州硅谷从事半导体生意，常到深圳出差。那时，管静在英语培训机构做销售。Jacky说，起初两人只是交流潜水话题，但很快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他觉得这个开朗女孩与众不同，“其他女孩子大多比较现实，会想要了解你做什么工作，赚多少钱，但管静对世界有很多好奇心，想尝试很多东西”。

管静是2006年从湖南农村来到深圳打工的。当时她才19岁，中专毕业不久。她曾在社交媒体上写道，父亲是退伍军人，一家人主要务农为生。父亲想要一个男孩，而母亲生了两个女儿，第三胎也是女儿，出生不久后就被送人了。母亲一辈子都很自卑，却也因此对两姐妹要求极高。

管静写道，她小时候很大胆，5岁时就带着两个年龄相仿的表姐妹，凭着记忆从外婆家的村子，步行20多公里回到自己的农村老家。Jacky告诉本刊，管静高中时就很向往远方、喜欢阅读，她希望尽早独立，周末假期会去超市兼职、发传单来赚钱。

来自湖南的俪瑶和管静2008年在深圳相识。俪瑶告诉本刊，当时她们在同一家酒楼做服务员，管静性格开朗，笑起来有两个酒窝，给人感觉很亲近，加上是老乡，就成了朋友。俪瑶记得，那时管静有着20岁出头年轻人没有的“觉悟”——她每天早出晚归学英语，同时还自学考了大专。

管静（ 受访者供图)

俪瑶说，当时学英语要一万多元，管静的经济压力大，便找了一份二手车行销售的工作。Jacky听管静说过，2009年刚到深圳时，她还没坐过私家车，“连安全带都不会系”。但管静为了卖车，在汽车BBS上发自己和车行的联系方式，用工资的三分之一给自己买首页广告位推流，最后做到了“谁想买车都能想到管静”。“她最自豪的一件事是，他们公司有一辆宾利，当时售价20多万元，买主从内蒙古坐火车到深圳来买下的。”

2015年，管静和Jacky结婚。在Jacky记忆里，管静一直在学习新技能。一开始，她练习瑜伽，后来开了一个瑜伽馆。为了理解人体肌肉原理，管静考了美国运动医学会的执照，“800页的英文书，一页一页看，记了满满的笔记，很难想象她上学时考试不及格，现在像一个学霸一样学习”。为了更好地和孩子交流，她还自学了儿童心理学。

过去几年，管静常常在家组织花艺、美容、舞蹈和女性主义课程。她身边也因此聚集了一批“铁粉”。2024年3月爬珠峰前，管静在朋友圈募集登山费用，Jacky记得，管静几位朋友也帮着宣传，最后有近60位朋友给她筹集了超过3万美元，包括一些瑜伽课预付学费，总额接近探险费用的一半，“就连她参加那种十天冥想静修班的同学都捐钱给她”。

管静登珠峰前，俪瑶曾表达过担心，但管静告诉她，人有无限可能，她想挑战自己毅力的极限，“她曾说过，生命是自己的，怎样活由她自己决定”。

商业化乱象

胡樱虹也是在登顶珠峰后决定开启乔戈里峰之行的。

她虽然知道乔戈里峰危险，但也查了数据，“2020年以前只有三四百人登顶，此后几年里突然井喷式地有四五百人登顶。至少近几年，没有商业客户出过事”。现在回想起来，胡樱虹认为还是低估了风险。“珠峰让我感觉商业攀登很安全，向导背夫帮你准备好物资，到一个营地直接进帐篷休息，吃得也好，每天有直升机来往大本营送物资，只有昆布冰川比较难，但拉练几次就适应了。冲顶过程中开始吸氧，也感觉不那么累。”她感觉，攀登珠峰，“还没有在美国和南美几次登山受的罪多”。

乔戈里峰的商业化程度，远不如珠峰。她记得冲顶之前，江布和另两位向导特地前往1号营地，更换了一路上不够结实的塑料线绳，固定了歪斜摇晃、可能造成落石的线绳，攀登途中也会注意固定松动的冰锥和保护站，等等。而在珠峰，这些工作是由尼泊尔政府统一招标、安排建设的。客观来说，乔戈里峰难以开发的原因，有地理位置偏远、登山手续复杂、巴基斯坦政治不稳定等，但更直接的原因，还在于其攀登的高难度和危险性。作为首支商业队成员登顶K2的美国登山教练阿尔内特曾经断言，它永远不会成为“第二个珠峰”。

胡樱虹在攀登途中，乔戈里峰山形极为陡峭。（Jangbu Sherpa 摄）

如今乔戈里峰的少数商业攀登活动依赖“想象尼泊尔”等尼泊尔公司，和麦迪逊等欧美公司。近年来，尼泊尔人在雪山上表现强悍，也懂得营销，从欧美公司手中分走了很多客户。尼泊尔政府对本国人有政策倾斜，登山许可证收费低，人力便宜。他们还将业务扩展到外国——攀登K2，麦迪逊公司收费75000美元，而“想象尼泊尔”收取45900美元。

阿尔内特说，尼泊尔公司的低价吸引了更多人来登山。这些不那么富裕的登山客户没有多次攀登8000米雪山的钱，所以可能在经验不足的情况下登山。这会导致危险。阿尔内特说，登山知识来自经验，必须多次上山学习如何安全攀登，学习如何评估所谓的客观危险，落石、雪崩、裂缝、天气等所有条件。

阿尔内特和曾多次采访明玛G的西班牙记者贝纳维德斯都认为，尼泊尔公司的风险容忍度高于西方公司，面对风险时不愿撤退。林菲尔德坦言，如今探险公司都倾向于让客户自己做决定，因为这关系到公司的口碑——如果“精英探险”主动取消登顶，但“想象尼泊尔”却登顶成功，前者的形象会受损。贝纳维德斯说，随着大量中国客户加入“14座8000米雪山”攀登行列，尼泊尔公司之间的竞争越发激烈，“登顶率成为重要卖点。公司会强调足够的氧气、夏尔巴和固定绳索，来展示高成功率和相对安全性，但他们基本不能说‘太危险，我们不爬了’，因为这在商业逻辑里等于否认了最初承诺的登顶目标”。

而个人放弃冲顶是很困难的。林菲尔德在2008年山难后开始关注乔戈里峰的一切，“17年来我做梦都想着登顶，我的手机屏保和戴的项链都是这座山”。更不用提她在大本营等待的6个星期，和52000美元的探险费用，退出后不会退款。西尔维斯特说，他之所以更容易和客户协商下撤，是因为麦迪逊公司与客户签的合同从不承诺能“登顶”。

管静遇难后，《户外探险》报道提出，“想象尼泊尔”不与登山者就攀登活动签订合同，导致事故发生后权责难分。麦子也告诉本刊，过去她的公司与登山者签订风险告知书、死亡协议书和登山协议书时，明玛G都在场，但如今市场格局改变，崛起的尼泊尔公司“打低价、内卷，几乎都不签合同”。“法与岩”公众号主理人靳毅撰文称，“登山公司有合同约束时，行为会更谨慎，避免操作不当的法律责任”。

Jacky说，早在管静攀登珠峰时，他就注意到她与“想象尼泊尔”没有签合同，但他给管静买了保险，便没有再过问。今年在乔戈里峰大本营，由于冲顶等待期太长，团队没有留意到队员的保险已经过期。但在Jacky看来，这些都是“瑕疵”，保险带不回管静的生命，“我给你100万美元，你能把静静活着带回来吗？”

整理遗物的时候，Jacky发现了管静的七八本技能证书，他看到管静在过去十年里快速成长，“远超我一辈子做的事”。Jacky说，两人即使很忙碌，也经常抽时间一起旅行，自驾、徒步，到海岛潜水、度假，在海边、悬崖边、雪地里做她最喜欢的倒立。管静喜欢拍视频，Jacky负责剪辑发布。管静曾在朋友圈写道：“我能想象最浪漫的事，就是等我们老了一起有看不完的我们自己拍的‘电影’”。“管静走后，有人问我，你伤心吗？我和他说，我好像做了一场十年的梦，现在终于醒了。”Jacky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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