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宣言

电影史上向来不缺少掷地有声的宣言。

早在1928年，苏联电影导演和理论家谢尔盖·艾森斯坦、普多夫金等人就联名发表了一篇《关于有声电影的宣言》，那份宣言让有声电影和音画蒙太奇得到普及。1995年，丹麦“道格玛95”用一份“纯洁誓言”，强调了自己“手持拍摄”“35mm胶片”等反后期制作和加工的教条主义电影主张。在电影产业并不发达的拉丁美洲，导演费尔南多·索拉纳斯和奥克塔维奥·赫蒂诺也曾用一份“迈向第三电影”的宣言，宣誓反对好莱坞电影及欧洲作者电影，激励发展中国家的电影工作者。

相较于这些具有宣讲性的文章和演讲，詹姆斯·卡梅隆关于数码技术的宣言更像是给自己的一份工作计划书。

1992年，卡梅隆开始筹划属于自己的特效电影公司“数字领域”（Digital Domain），与此同时，他也发表了一份影响他之后所有电影创作和好莱坞数字电影创作的《数字宣言》。那是一篇十几页的文稿，探讨的是电影制作在未来10年、20年里有可能的发展方向，如今看来，宣言里的大部分内容已经被落实。

就是在那篇宣言里，卡梅隆第一次公开提到了“表演捕捉”（performance capture）的概念，并声称，未来，演员可以穿着特殊材质的、能够进行数据传输的服装，将肢体动作和表情信息传输到电脑上，再由电脑将人物形象和表演与人工合成的场景环境相结合，通过这样的转化，电影人就可以得到一个由数码技术创造出的想象中的角色。

回看卡梅隆过去二十几年的节目和访谈是一件有趣的事，他是个坚定的实践派，很少发表具有煽动性的言论，很多当时的判断与规划都在后期得到实践。

1999年，他接受美国成就学院（Academy of Achievement）的采访时，曾提到过，“视觉特效正在发展，它已经不是一个有待开发的领域，而是融入电影工业，正在成为电影人最基本的工作手段。电脑绘图和动画制作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我相信，由电脑制作的角色很快就会被创造出来。我们有理由去创造一个CG角色，传统的在人脸上涂橡胶，制作橡胶木偶，用液压装置操纵等技术都将被淘汰，演员依然在这些角色的创造中发挥作用，因为这些角色的实现依然是基于演员的表演，只是他们不再需要在脸上化几磅重的妆。”

而在2003年，詹姆斯·卡梅隆接受英国《卫报》采访时，就曾提到过最近上映的电影《阿丽塔：战斗天使》这个项目。“那是一部我们已经开始筹备的电影，我会亲自导演。一部漫画改编的电影，很酷，是我非常期待去做的事。而且我们极有可能用3D拍摄它，我现在打算用3D拍一切东西，甚至是我女儿的生日派对。”

他说，他的公司正在实践一项新技术，他正和索尼数码公司合作，研发一个数码3D的拍摄系统。系统的整合、配套器材和如何操作它这些都是在美国展开研发的，摄影机硬件的部分则交给了索尼。研发这个系统可能要花上几年时间。

的确是几年之后。2009年，《阿凡达》上映，这部3D摄影机拍摄的使用了“动作捕捉”技术的电影实现了过去10年卡梅隆在电影技术上最重要的两个构想。又等了10年，2019年2月《阿丽塔：战斗天使》上映，电影创造了第一个由CG完成的人类角色。尽管这时卡梅隆被“阿凡达”系列拖住，已经将导演椅交接给了罗伯特·罗德里格兹，但这部电影背后所有的世界观构思和技术支持都是由他一手完成的。

科学与艺术的结合

“我确实很擅长分析问题。这让我想起一件事，有次在一个很多导演在场的圆桌上，大家都说：‘你必须要遵循你的直觉，用直觉来做决定。’事实上，我觉得这种想法是在轻视并简单化导演这项工作。像在《阿凡达》这样的大项目上，你必须掌控一切，这是个非常理性的过程，导演的工作永远需要在理性和单纯的直觉间找到平衡。”卡梅隆说。

在几十年的老友兰德尔·弗雷克斯（Randall Frakes）眼中，卡梅隆天生适合做复杂的电影项目，艺术创作与攻克技术难题这两件事他全都在行，“是写在基因里的”。

“写在基因里”可不是奉承或玩笑，这还得从卡梅隆的成长经历说起。1954年，詹姆斯·卡梅隆出生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奇帕瓦的一处大瀑布旁。这是一个文理结合的家庭，父亲飞利浦·卡梅隆是个严谨的、不苟言笑的工程师。而母亲雪莉·飞利浦则是个喜欢画油画和水彩画，同时又研究点天文学、地质学，还常常自己动手做点小东西的浪漫派。

詹姆斯·卡梅隆显然是继承了父母的优点，“理智与情感”在他后期的电影创作中实现了难得的平衡。

在卡梅隆早期的电影生涯里，超凡的动手能力曾帮过他大忙，而这些也都得益于他从小开始的自我训练。他童年在安大略省的成长经历总是让我想起爱丽丝·门罗小说里的那些角色。在这空旷寂寥的环境里，你唯一能做的就是自己找乐子。作为家中长子，卡梅隆喜欢把他感兴趣的一切机器、工具和玩具拆了再装上，先破坏再修补、创造，他带着弟弟迈克·卡梅隆一起，发明创造过“迷你潜水艇”“暑假投石器”等一堆无用却有趣的东西。大概是受了哥哥的影响，再加上父亲的基因，迈克·卡梅隆后来成了位出色的工程师，他那些科研技能也被詹姆斯·卡梅隆所用，在《深渊》《泰坦尼克号》等一些深海探寻的剧情片和纪录片中，迈克·卡梅隆为哥哥的电影提供了强有力的摄影和潜水技术支持。

从小学时起，詹姆斯·卡梅隆就爱上了科幻小说，阿瑟·克拉克、罗伯特·海因莱因和库尔特·冯内古特是他的科幻文学启蒙，那些故事唤起了他最初的对“另一个世界”的向往。

科幻小说与上世纪60年代的政治、文化，再加上强悍的母亲的形象，这些几乎构建了詹姆斯·卡梅隆后期很多作品的主题。同样是接受美国成就学院采访，卡梅隆提到，“我的脑海中常常涌入很多视觉画面，小时候我读了大量科幻小说，总是被另一个世界、另一种生态环境吸引。对我来说，这是幻想，但不是纯粹逃避现实的幻想。艾萨克·阿西莫夫曾经说过：‘科幻小说的读者是那些从现实中逃到污染、核战争、人口过剩的世界中的人。’这是一种通过未来来模拟现在的方式”。

卡梅隆在科幻故事中呈现的批判现实主义思想大多基于他当年所处的上世纪60年代政治、文化环境，在这一点上，他与其他更年长的科幻电影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雷德利·斯科特、乔治·卢卡斯等人有共识。

“我在60年代长大，越南战争、核危机、那些突发的抗争、民权运动和灾难，所有这些让我以特殊的方式体察世界，我几乎在高中就开始有了这些理智的觉醒，它给了我后来的电影一个有趣的视角。我从来没有失去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泰坦尼克号》只是这些思考的另一种体现，因为对我来说，这部电影只是世界末日的缩影。你知道，作为一个60年代的孩子，我看待电影和做电影的方式受到了时代性的很大影响。”卡梅隆说。

吸引他走进电影圈，并在后期投入大量精力钻研电影技术的也正是那部科幻电影史上最具启示录性质的作品——斯坦利·库布里克的《2001太空漫游》。那时，卡梅隆还只是一个看完这部电影后站在人行道上边呕吐，边兴奋于电影惊人视觉效果的14岁男孩。当时，他怎么也没想到，若干年后，他会坐在库布里克身边，像自己当年研究《2001太空漫游》一样，为这位前辈重复播放《终结者》里的一个画面，让他研究其中的特效是如何制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