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汪晖

二○○四年十月的一个下午，《读书》编辑部正在准备下一期的稿件。同事孟晖向我推荐一篇关于契诃夫戏剧的稿件，她满脸兴奋，说这是难得一见的、真正理解了契诃夫戏剧的文字。在《读书》杂志的几位编辑中，孟晖对于文章一向挑剔，批评不留情面，能让她由衷赞叹的文字并不多见。我拿过那篇文章，稿签上已经写满了她的推荐和评语。一个多月后，这篇文章便发表在同年《读书》十二期上，题目叫作《天边外的契诃夫》，作者所思。

这是尚晓岚为《读书》所写的第一篇文章，所思是她在《读书》所刊文章的笔名。二○○四年九月，首届中国国家话剧院国际戏剧季在京举办，主题是 “永远的契诃夫 ”，上演了多场大戏。应林兆华和王晓鹰两位导演的邀请，《读书》杂志参与主办了这一届戏剧节，也组织了有关契诃夫戏剧的座谈，晓岚看了所有参展作品并参加了讨论。《天边外的契诃夫》以契诃夫戏剧节为切入点，对契诃夫戏剧及其当代诠释展开鞭辟入里的讨论，初试锋芒，却是一篇笔法成熟的文章。在契诃夫、丹钦科、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对话和此后叶尔米洛夫等研究者的阐释中，《海鸥》《三姐妹》《樱桃园》等作品的喜剧性终于变得明晰起来，但如何解释这一喜剧性依旧端赖于导演、演员和评论者的思想深度、审美趣味和表演能力。晓岚熟读契诃夫戏剧和相关的回忆及研究，加上她对当代舞台状况的熟悉，成竹于胸，下笔流畅自然，将文本分析、潜台词的挖掘、表演形态的判断与她对时代生活、个人命运及有关未来的思考融为一体。她的分析微妙而又准确：“契诃夫最美妙之处，在于他准确地把握了人生悲喜剧之间的微妙关系。这两种因素在他的剧作中不是以孤立、分离、对立的方式呈现的，而是完全融合在一起，难分彼此，剧中人最真诚地慨叹人生的时刻，也往往是他们暴露自身弱点、显得可笑的时刻。人物的多面性、作家潜在态度的多面性造成了戏剧意旨的不确定性。由此，戏剧在一种美妙而含蓄的张力中，踏上了非英雄化、诉求不确定性的现代主义之路。”

对契诃夫戏剧的 “不确定的喜剧性 ”的理解和体会构成了文章的灵魂。对于晓岚而言，契诃夫戏剧的 “喜剧性 ”不仅是一种戏剧技巧或风格特征，而且也构成了一种观察当代生活、反躬内省的方法。当代戏剧舞台和日常生活世界一样，不但有病，还流行着 “装病”之病，可恶可恨之事同时也可悲可笑，戏剧由此变成了生活本身，而生活就成了这样一出戏。晓岚通过对 “装病 ”的时代病的分析重新审视自我，让我们在微妙难言的愉悦、羞愧和恍惚的感受中激发走出这一状态的渴望和行动。无情的嘲讽、温暖的气息、逼近生活本质的愿望，如同契诃夫戏剧的 “诗意的潜流 ”，在晓岚所有形式的作品中婉转激荡，不绝如缕。 

“永远的契诃夫 ”戏剧节在北京舞台上连篇上演的时候，“不确定的喜剧性 ”在晓岚心中早已盘桓生根。那年五月，爱尔兰 Gate剧院在北京人艺演出《等待戈多》，用喜剧表演方式呈现等待的主题，大获成功。晓岚将《等待戈多》视为 “拯救 ”这一宗教主题的反面：获救的希望已经消失，日常生活沦为闹剧，自杀是终结等待的唯一出路，然而不是鲁迅笔下梦醒后无路可走的彷徨与苦闷，而是 “不是忘了带上吊的绳子，就是扯断了裤带 ”，“等待拯救根本就是我们避免自杀、凑合活着的借口，于是信仰成了荒诞，荒诞则成为我们对世界的意识，成了新的信仰 ”。我的感觉是：晓岚在瓦尔特·阿斯姆斯导演的喜剧方式中找到了沟通契诃夫的喜剧性与荒诞主题之间的真正桥梁，在贝克特的作品中发现了契诃夫式的抒情潜流，发现了契诃夫以反讽的方式表达的对于梦想的敬重———这份敬重源自 “现实世界的抒情本质 ”。她因此引用尤涅斯库的话说：“喜剧性是对于荒诞的直觉。”（《荒诞剧原来这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