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程度说，杜拉斯和萨冈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杜拉斯70岁才“大器晚成”，萨冈18岁便一鸣惊人，两个人都勤奋写作，差不多一年一部书，然而被人记住的永远是寥寥可数的一两部成名作而已。杜拉斯毕竟因为成名晚，积淀丰厚，被记住的比萨冈还多一点——《情人》、《广岛之恋》、《琴声如诉》……萨冈基本上就是一本《你好，忧愁》。两个人的成名作描写的都是青春期爱情故事，杜拉斯写作时已是老妪，文笔多了许多沧桑感，萨冈当时中学毕业，失业在家，是不折不扣的少女。从文学影响上看，萨冈当然远不及杜拉斯，她一辈子只得过两个文学奖，出道时的“批评家奖”和收笔时的摩纳哥亲王奖。无论她长到多少岁，总是被看作是一个“法国小女孩儿”，据说1980年时这个“小女孩儿”本来比玛格丽特尤瑟纳尔更有希望进入法兰西学院（后者后来成为法兰西学院350年来第一位绿袍加身的女院士），结果当然是失败了，杜拉斯也在同样的竞争中落败过。不过，萨冈对这件事的态度或许会得到杜拉斯的赞赏，她比那些蔑视她的法兰西学院院士更蔑视他们，她说：“绿色不适合我，永垂不朽，万古长青，这真是令人生厌啊。”

好运伴随了萨冈的一生。她跨入文坛的那个年代，西方的青年们正在一种“二战”后颓废、叛逆的气氛中挣扎，“法兰西蜕化了，西方世界的未来是模糊的”，青年人惊慌、失望和不安，但没有人伸出援助之手，中学和大学起不了作用，教育制度保护不了不知所措的年轻人，他们不仅是“没有父母的一代，而且是没有教师的一代”。法国每年要制造出两三百个青年作家，其中至少三分之二是少女，然而只有萨冈走红了。1954年，“萨冈”——这个来自普鲁斯特小说的笔名——和《你好，忧愁》一起，成为法兰西文学的青春象征。“从那天开始，只要有一个女孩子出版了她的第一部小说，出版商认为有必要声明‘这是一个新萨冈’，‘又出了一个少年天才’，一派胡言！今天这件事叫我好笑，然而那时我隐约感到忐忑不安，我担心有一名后继者来抢了我的位子。”萨冈的担心没有成为现实，尽管后来法国又推出过不下50个类似萨冈的少女作家，但没有一个在大众心目当中取得萨冈所获得的地位，她与塞林格的“守望者”一起，成为一代人心中的青春标签，而青春的历史是不可重复的。萨冈记得：“我长大时，正好有了口服避孕药。我18岁那年，整天怕怀孕怕得要死，但避孕药出现了，此后30年，性爱自由了，不必担心后果。然后，艾滋病出现了。我成年时代的那30年，正是纵情取乐的年代。”

萨冈20多岁时，在法国的名气已经比萨特还大。法国人特别喜欢萨冈，她随心所欲、放荡不羁的任性做派似乎特别体现出一种自由状态。她天资聪颖，但并不肯用功，通过补考才上了大学，中学老师给她的评语是“天性不思努力”，她的同学认为她“永远停留在12岁，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她家境优裕，家里在乡下有庄园，在巴黎有公寓，母亲风度优雅，在“二战”爆发时执意返回巴黎一趟，只因为忘记带上帽子，父亲对儿女们的要求只有一样：洗干净手按时吃饭。作为家中最小的孩子，萨冈深受宠爱，她从未缺过钱，《你好，忧愁》出版后，更是财源滚滚而来，她的父亲警告她“这是十分危险的”，并建议她把钱尽量都花掉，她果然迅速就把钱挥霍光了。她爱赛马、跑车、赌博、喝威士忌、听爵士乐，因为飙车，她差点年纪轻轻就命丧黄泉。她结过两次婚，又都离掉了，每次婚姻持续时间都不到两年。她吸过毒，后来戒掉了，在谈论吸毒史时她说：“一开始我心中有一种怒气，这是冲着人家不许我做任何事，要支配我的生活而来的。我的生活是属于我的，属于我个人的，更可以说是以自由作为理由而不是以嗜毒作为理由。我早就戒了，要比我说的时间早得多，但是我不愿承认，因为表面上我不要跟‘他们’一致，不要听从‘他们的’理智，那时我绝对不投降。我至今还是这样想的，我的生和我的死都是属于我个人的，我有权利健康或不健康地过日子，也有权利要生还是要死。我没有必要向生命道歉，也没有必要向死亡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