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国电影导演、现代派艺术家、诗人让·谷克多 )

耻辱的和平？

“清晨的天气好极了，昨晚的暴风带来了清新的空气，鸟儿们在天空鸣叫，一切和蒙彼利埃一样，这也是我必须佩戴黄色大卫星标志的第一天，现在生活有了双重面孔，一面是包容在这迷人清晨中的青春和新鲜感，另一面是这标志代表的野蛮、邪恶与破坏。”1942年6月8日，21岁的犹太籍索邦大学英国语言文学系学生海伦娜·贝尔在日记中写道。同一时刻，在巴黎左岸混迹的23岁青年画家菲利普·朱利安也开始了自己的一天：“清晨，阳光斜斜地投射进房间，再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穷人》，真让人手不释卷，凭窗而望，不仅浮想联翩。稍晚，与克莱西、格雷迪共进午餐，在书店中购得新版里尔克诗歌集一部，感觉不过尔尔。”

两段日记同样充斥着巴黎布尔乔亚阶级悠闲的情调，实际上，自1940年6月14日后，两个艺术青年的生活轨迹便形成了两条永不相交的曲线。“60年来，法国的战败和沦陷时代，仍然是个充满争议和令人困窘的话题，这段被让·谷克多称为耻辱和平的年代，直至今日，仍然制造着某种微妙的倒错。”纽约巴德大学亨利卢斯人权与新闻学专业教授伊安·布鲁玛对本刊记者说，“艺术、文化生活，似乎是法国军队放下武器后，它拥有的唯一保持自身尊严的武器。然而在何种程度上，法国艺术家该为自身的创作活动负担政治上的负面影响，是个高度争议与难以量化的问题。身为战胜者之一的法国人，较之德国，更难以鼓起勇气去探寻这一段历史的真实细节和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