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说，历史的教训是，作家置身于政治之外时写得比较好

他不喜欢理论和不是得自经验的普遍性结论。他是一个道德主义者和清教徒，虽然同情工人阶级，但是受不了污垢和人身上的气味。他丑化犹太人到了反犹的地步，讨厌同性恋。他不喜欢外国食物，认为法国人根本不懂烹饪，在摩洛哥看到瞪羚就让他想起薄荷酱。他制定了严格的泡茶规则，很罕见地感情用事了一回，想象完美的酒馆的样子。他对美食、衣服、时尚、运动、一切琐屑的事物不感兴趣。他喜欢树和玫瑰，很少提及性。他首选的文学形式是随笔。他单枪匹马地讲真话。

在30年代初出现了一场新的运动，奥登等人肯定了文学的责任，回应时代危机。他们打破了悲观主义，把文学看做一种政治干预。但奥威尔拒绝这种政治文艺。他认为奥登等人迷失在了一种自以为是的幻想中：由于没有其他形式的信仰，他们用政治取代了宗教。到30年代末，这种做法的缺陷暴露了出来。

牛津大学英语教授约翰·凯里认为，《上来透口气》是第一部正视全球污染的英文小说，是奥威尔战前所写的4部小说中最优秀的一部，是20世纪最令人快乐的书之一。“奥威尔故作阴郁的智慧和乐于战斗的判断力让小说读来滑稽有趣，同时也不乏鼓舞人心的现实主义力量。”他说。

奥威尔在20世纪30年代写了4部小说，依次是《缅甸岁月》、《教士的女儿》、《让盾形花继续飞扬》和《上来透口气》。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英语教授迈克尔·列文森说，奥威尔在写这4部小说的时候，很清楚他是在现代主义的高峰之后及其阴影下创作。同时，他从来不让自己忘记堕落的社会现实，担心着即将来临的战争灾难。

奥威尔像狄更斯一样憎恨暴政，他在关于狄更斯的随笔中区分了两种革命者：一种是改变人性的人，他们相信如果改变了人性，一切社会问题都会消失；另一种是社会工程师，他们相信一旦解决了社会问题——使它更公平、更民主，人性的问题就会消失。这两种人“对不同的人各有吸引力，大概还有在一定的时候互换的倾向”。狄更斯是改造人性的人，奥威尔是改变社会制度和结构的人，因为他认为人性很顽固，改变不了自己，

“奥威尔谴责了大英帝国，这让左派感到高兴；他谴责了苏联，这让右派感到高兴；他提醒人们注意语言的误用对政治和公共生活的败坏作用，这几乎让所有人感到高兴。他说好的语言就像窗玻璃，这让虽然是莎士比亚和狄更斯的同胞但不信任幻想写作的人感到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