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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听摇滚,一边画工笔

作者:曾焱

2018-02-25·阅读时长8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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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曾焱)


( 《报春图八号》 (2007年) )

在新加坡MOCA美术馆看水墨画家朱伟的新作展,仔细对比,看出“新”来:画中人似在不易觉察地老去。从2003年后延续至今的《报春图》系列,从2005年开始的《开春图》系列,画到2012年,面部日益加深的法令纹使他的人物有了世事了然的苍茫。朱伟还是他自己,在几乎不可见的细节中挥霍功力,和自己一决高低。

2007年以后,有那么三四年,自称“以画画为生”的画家朱伟好像不务正业:白天溜冰,练练书法,晚上大部分时间看电影、看光盘;他十几年如一日地继续混在摇滚圈,为老友崔健的乐队拍电影,然后给艺术杂志写写专栏,电影、郭德纲、奥运会、大白菜……什么都聊,就是不怎么正经聊艺术,可又改不了老北京“愤青”的那种仿佛与生俱来的焦虑和讥诮,时不时在文中对当代艺术之现状夹枪带棒地抡上几句,且多半时候抡中要害。比如他写水墨世态:“每次去琉璃厂都发誓以后再不画水墨画了。就算是你脾气再好,定力再够,看着这铺天盖地的画轴、扇面,几千匹奔腾的瘦马,一万多个不中不西的透视感极强的熟得发紫的葡萄,你一定能当场瘫在地上,恨不得立马有人拿冰水喷你,或者赶紧吃一雪糕压压。”再比如当代艺术如今的功利:“由于当代艺术这趟火车不是从自家开出来的,艺术家、批评家、艺术二道贩子等等等等,大家摸不着头绪,只能玩当年打日本鬼子时铁道游击队拿手的,人人手里都拿着耙子,只要火车开过来,不管三七二十一抡圆了就是几耙子,划拉多少算多少。”他也对曾经给他带来一方天地的西方艺术人士保持着敏感和警惕:“几十年下来,不管前卫、后卫,‘八五’还是‘八九’,认真做艺术的、有点儿文化使命感的,心中多少还是有点失落,不管嘴上多硬,他们的梦其实是破灭了。就像我们到别人家去做客,你用自己带来的面粉和鸡蛋,用人家的锅碗瓢盆做了个比萨,人家吃着一致说好,夸你了不起,说中国人的手艺还真不错,Great!你说我再给你们摊个煎饼,众人当时就把脸拉下来了。”

其实朱伟应该算是那个给人摊煎饼还得到叫好的那一个——用中国传统工笔技法、材料绘画当代题材并成功进入了西方商业轨道。对于中国当代艺术这30年,他是实实在在的亲历者和受益者。他是60年代生人,属于20世纪90年代最早一拨儿在海外产生影响并被西方商业画廊和拍卖市场接纳的中国当代艺术家。90年代初,搞当代艺术的都混在圆明园,不爱扎堆的他挑了离圆明园不远的万泉庄,在一套60平方米的出租房里画了7年,早期让他得到认可的《北京故事》、《上尉同志》、《甜蜜的生活》等系列都在这间小屋里完成。用他自己写在文章里的话来说,他们这些人经历了一个“西征梦”——“当年被扔出去的这拨儿拿油画做梦的,我就不说了,拿中国水墨画出去蒙‘老外’混得不错的,并且还在做梦的,20世纪50年代有徐冰、谷文达,60年代有我和魏东,70和80年代的,没有。”2005年我认识朱伟的时候,他早已是衣食无忧,成天待在北京郊区,一边听摇滚,一边画他的工笔,对当代艺术市场旁观和自嘲。崔健曾给他的一次个展专门写了首歌,名字就叫《农村包围城市》。他给人的感觉还是圆明园时期那种心态,和当代艺术圈保持一定距离,又离不太远,不掺和事儿,却又看得到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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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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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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