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周濂）

有哲学家说，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可耻的，这是激愤之词，不可完全当真。不过，奥斯威辛之后，有一点倒是千真万确，那就是“反种族主义”成为最具“政治正确性”的政治术语。如果我们赞同约翰·格雷在《自由主义的两张面孔》中的陈述，“现代性并不始于对差异的承认，而是始于对一致性的要求”。那么一个自然而然的疑问就是，为什么这种对一致性的要求竟然会把犹太人，以及此前的黑种人、黄种人排除在外？现代性出了什么问题？具体一点说，在哪里，什么时候，现代性出了问题？

作为现代性或者说启蒙主义的定调者之一，康德的普适主义伦理学适足可以被当作追本溯源的入手点。2003年1月号的《激进哲学》(Radical Philosophy)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请真实的康德起立》的文章，作者是一个任教于美国孟菲斯大学的白人教授罗伯特·伯纳斯克尼，文章指出，一些具典范意义的西方哲学人物，比如洛克、康德和黑格尔都曾经表达过在今天看来显然是种族主义的观点，尽管他们自己或许并没意识到这和他们所宣扬的伦理体系相违背。

以洛克为例，这个自由主义的始作俑者在著名的《政府二论》中声称，唯有那些“在一次正义的战争中被俘获的俘虏”才是奴隶。但当他替当时的英殖民地撰写《卡罗来纳州根本宪法》时，却明确赋予奴隶主拥有他们的黑人奴隶的“绝对权力和权威”。洛克不仅纸上谈兵，而且身体力行，晚近的一些洛克学者指出，有必要澄清洛克在英国官方殖民活动中的领袖地位以及他在奴隶贸易中所做的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