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机和车

在荒原上旅行，最重要的是什么？在没有机械力的年代，众多探险家翻越不同的山口，选择不同的渡口，蹚过不同的河段，从不同方向在荒原上留下横七竖八的印迹。如此多各怀梦想和决断力的队伍，却呈现出一个基本相同的画面：崇山峻岭间，由马匹、牦牛或者骆驼组成的长队逶迤前行。每匹牲畜的背上都捆着塞满糌粑、酥油、茶叶、帐篷的驮包，鼻子上串着鱼叉似的棍子，系在前一头的鞍上，如果谁跟不上队伍，它的鼻子就会痛得难受。

牲畜是穿越荒原时最重要的消耗品。它们背负给养，为高海拔上精疲力竭的旅行者代步，风暴来临时，它们的身体可以作为暂时的避风之地。因为过于劳累，被重负磨破的背上生出脓疮，被寒流冻毙在河中……每个旅行队要走出荒原，总会留下不少牲畜的尸体。所以，古时候的统治者规定荒原沿途有部落必须提供“乌拉”，为官方的使团补充旅行途中损耗的马匹和牦牛。这也是为什么法国探险家吕推在玉树丢失两匹马后，会在暴怒下做出愚蠢的决定——冒险去临近村庄偷马，因此触怒藏民，最后丢掉了性命。

而在牛马牲畜的长队前面，总有一个面色黝黑，身着长袍的当地人，决定着队伍前进的方向和行走节奏。他们是向导，是旅行者在荒原中唯一可依靠的同伴。看似千篇一律的草甸和山脉中，隐藏着只有少数当地人才了解的行路规则。比如一条漫长曲折的河道，哪个部分是可以涉水的浅滩；连绵的山脉横在眼前时，哪个山口更适合翻越；荒原从地到天连成一片，走哪个部分才能路过藏人的牧场，可以稍做休息，补充给养。湘西王陈渠珍曾在这方面给后人留下一个惨痛的教训。1911年10月，他带领115人的队伍，从武昌起义后蔓延到西藏的政治乱局中逃离，想穿越通天河上游的高地回到内地。这片流域在玉树草原的西部，地极辽阔，寒而乏草，所以人烟稀少。路上因为喇嘛向导不堪士兵的虐打，中途逃跑，陈渠珍的队伍只能在荒原中胡乱前行。为了能在高处眺望前路，他和部队一直沿高原顶部行走，结果一路都没碰到什么人家，只能靠偶尔打到一点猎物补充食物。实际上，9月以后的三江源已是冬季，当地人多下到河谷避寒。如果有一个向导带着他们沿河谷往下走，就可以路过一些藏人的牧场，不致陷入绝境。最后，陈渠珍的队伍用了200多天才走出荒原，活下来的只剩11人。

而被西方誉为“女英雄”的法国探险家大卫·妮尔能突破层层禁区，创造出遍游藏地的传奇，也离不开身边一直不离不弃的义子庸登喇嘛。荒野行路中的严寒、孤独和危险，侵蚀人体力的同时，也消解人的斗志和勇气。即便像大卫·妮尔这样的奇女子也免不了被它打败。在一个月色凄凉、万籁俱寂的夜里，大卫·妮尔到达了西藏边界的竹卡山口。庸登喇嘛去远处的河里汲水煮茶，很久都没有回来。大卫·妮尔独自一人坐在篝火旁，火光之外的荒野仿佛一个巨大的黑洞，一些忧郁而凄凉的想法主宰了她。她后来书中记录了自己最脆弱的时刻：“我回想起前几次的探险活动，回想起自己忍受过的疲劳、冒险和死亡游荡于我身旁的时期。等待我的未来又将是这一切或者还是更糟……其结果将会如何呢？我是否会获得胜利、到达拉萨并嘲笑那些把西藏封闭起来的人呢？我是否会在途中受阻或永远地遭到挫败呢？是否会葬身一个深渊、死于一名土匪的子弹下，在一棵大树下或一个山洞中如同森林中的野兽一般被夺去生命呢？谁又能知道这一切，我还敢梦想什么呢？”是庸登喇嘛的及时回来驱散了她对前路悲观的想法。当忠实的同伴突然从黑暗的荒野中出现时，妮尔觉得，“他神奇般地被月亮照耀着，这使我想到了许多人，觉得他们完全同其名字的含义一样是一尊山神”。这些前人的经验和教训，都充分说明了，要进入荒原，一群皮实耐劳、可以源源不断提供动力的牲畜和一个忠诚得力的向导是必不可少的。即便现代的旅游者有了机械力的帮忙，进入荒原的危险和磨难要大大低于从前，但有一个好司机和一辆好车仍然是最重要的行路法则。

依照这条法则来审视我的澜沧江溯源之行，开局看起来是很不错的。我有一辆丰田4500，这种号称陆地巡洋舰的车，比普通越野车的个头大一号，据说是荒原上行路最神气的装备，单看外表就给人无所不能的安全感。司机是一个满脸胡楂儿、高大壮实、说话粗声粗气的西北汉子，不仅外形跟想象中的荒野非常契合，而且熟知当地的风土人情。从玉树去澜沧江源头所在的杂多县时，每经过一个路标，他都能讲出一个趣闻。汽车穿过巴塘草原进入山区时要经过一个险要的急弯，当地人称之为老虎嘴。司机说，有一个叫阿迦的当地人买了辆新车，过这个山口时，先小心翼翼地按一声喇叭，再下车绕个大弯去看看对面有没有车来，等一切弄妥回到车上准备过山口时，对面的车已经过来了。就这么反反复复，阿迦一上午都没能过得去老虎嘴。进杂多县城要过一个新安装的红绿灯口，司机又讲了一个故事。有一次阿迦闯了红灯，被警察抓住，问他为什么闯红灯，他看着高高架在水泥柱上的红绿灯说：红灯在那么高的地方，我怎么能撞上呢？

就像新疆民间故事里的阿凡提与巴依地主，阿迦是三江源地区民间故事的一个主角，他闹的笑话反映着游牧民族与现代交通之间的距离。司机在讲这些故事时，充满了一个现代人的优越感。我也因此对自己的行程颇有信心——有了动力强劲的交通工具，和看起来胸有成竹的司机，我已经获得了荒原上的自由，想去哪里都没有问题。

源头在哪里？

玉树去杂多的路上，一条铁红色的河时断时续地出现在道路右边。这条河叫扎曲，藏语意为“从山岩中流出的河”，河水一路冲刷着山岩中的红色砂石，浓稠得似乎快要凝固。扎曲是公认的澜沧江上游。我们的溯源之路就要沿着这条河，一直深入杂多县的群山中。但正源到底在哪里，到达它要多长时间，我们在去之前听到了至少三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澜沧江的源头在杂多县莫云乡，到乡里之后，找乡民租一匹马，骑马往里走一天，就能到达源头扎南曲。这是距离最短的一条路线，也是外国探险家在进入这个区域时，藏族向导通常愿意带他们去的地方。第二种说法则认为源头在杂多县扎青乡，这条路线一直延伸到荒原的深处，到底有多远，很多当地人也说不清楚，只知道“那里的荒凉，让人感觉意志都没有了。有一年一群科考队的人租了牛马进去，花了一个月时间才到源头。回到县城，看到西红柿都流眼泪”。但杂多县的藏族人却坚持澜沧江源头并不是藏在深山，而是在青海通往西藏境内的一条古道旁边，名叫扎西切瓦，现在扎青乡昂那村界内。那是19世纪初，五世达赖从四川康区经青海去拉萨的路上，经过昂那村时，受到了当时驻扎在那里的格吉部落热情接待，保护他安全通过。五世达赖在休息时看见路边的湿地下喷出水源，便钦定这里为澜沧江的源头，因此，藏族人认为这里才是澜沧江河神居住的地方。当地牧民家的牲畜得了病，只需赶着牛羊绕扎西切瓦三圈或者七圈，病自然而然会治愈。

各种相差甚远的说法，既代表着这条河流所包含的丰富内涵，也代表着这片区域水流状况的错综复杂。从探源角度看，澜沧江是三江源地区三条河流中难度最大的。据说扎曲分支点尕纳松多的上游地区，共有400条大小支流，长江黄河都无法与之相比。我国对于长江、黄河的探源从汉唐时代就已经有意识地开始进行，但对澜沧江探源活动的记录仅始于近代。

历史上，这条河流多次挫败了中外探险家想要寻找它源头的努力。20世纪初，法国探险家吕推和李默德到达杂多县扎青乡的扎西拉武寺时，就曾萌生去探源扎曲的想法。李默德在回忆录中写道：“如果我们能追溯这条河流的尽头，就能解决湄公河（澜沧江在下游的名字）源头问题，从而确定湄公河北边的界线。”但他们到的时候是夏天，扎曲的水深而且急，河岸有许多陡峭的岩石，不规则的山脊和纵横交错的山谷，让探险队既无法渡河也不能沿河岸前行。后来李默德在书中写到他们不得不放弃探源澜沧江的想法：“除非在冬天河水结冰，不然在扎西拉吾寺是没有路能通过扎曲的。”

民国初年，学者周希武作为甘肃勘界大员周务学的随员，几乎走遍了澜沧江和通天河的中下游一带，并以现代测量学的方法绘制了我国第一张玉树地区简图。在他根据这次经历写成的《玉树调查记》中，提到扎曲有南北两个源头，南源为杂那云，北源名杂朵云。两条水东流到扎西拉武寺的西边汇合，汇合地名叫尕拉松多。这是我国首次以汉字记录了澜沧江源头和以下支流的情况。周希武所提到的南源和北源，就是扎曲上游的两大支流：扎阿曲和扎那曲。而现代探源者关于澜沧江源头的分歧也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1994年9月，英国探险家米歇尔·佩塞尔从玉树出发进杂多县，在当地人引领下，来到扎曲南源——莫云乡的扎那曲，将这里确定为澜沧江的源头。同年，中科院的副研究员周长进也对这个扎曲的分界点进行科考，并在莫云乡碰到了英国同行米歇尔，但他得出的结论却大相径庭。周长进认为，扎青乡的扎阿曲，在河流长度、流量等各项指标上都超过了扎那曲，从而认定澜沧江的源头应该在北支，源自北边果宗木查山中的一条支流。但这个结论又遭到另一个科学家的质疑。中科院遥感应用研究所的研究员刘少创4次徒步澜沧江，他的考察结果认为，澜沧江之源确实在扎曲北支，但不是源自果宗木查，而是与果宗木查遥遥相望的另一座山——吉富山。山中支流谷涌曲长度超过其他所有支流，即便在枯水期仍长流不懈，因此，这里才是澜沧江的正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