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官员在华盛顿举行关于新冠病毒的新闻发布会

被浪费的“预演”

“几天之内，埃博拉患者就将被放进美国。我们的领导人是如此无能。不该让他们进来！”2014年夏天，当一位在西非协助应对埃博拉疫情的美国医疗专家因不幸感染而回国治疗时，68岁的纽约商人唐纳德·特朗普在Twitter上开起了炮。“不能让感染了病毒的人回来。去远方帮助他人很好，但后果得由他自己承担！”

这场被世卫组织宣布为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的埃博拉病毒大流行，在两年半时间里造成全球超过2.8万人感染，其中11323人不治身亡。它使得奥巴马政府开始审视美国在应对大规模传染病暴发时存在的能力缺陷，并提前进行规划和预演。2017年第一周，刚刚卸任美国全球疟疾事务协调员的退役海军少将蒂莫西·齐默（R. Timothy Ziemer），受命向即将就职的下一任总统介绍了奥巴马政府应对新型微生物威胁的防控预案。按照事先达成的口头意向，经验丰富的齐默将会出任新一届国家安全委员会（NSC）负责全球健康安全和生物威胁的高级总监。而他要服务的新总统，正是主张“不该让患者回来”的特朗普。

2020年，考验如期而至。1月20日，华盛顿州确诊了美国本土第一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患者。9天后，白宫宣布组建负责协调和监督抗疫事务的工作组，并以军事术语将其命名为“特遣小组”（Task Force）。各项措施随即开始按照预案部署下去：1月31日，卫生与公共服务部（HHS）宣布全国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同时禁止此前14天内到过中国的非美国公民入境（这项禁令在3月20日扩大到伊朗以及28个欧洲国家），此前14天曾到访中国湖北省的美国公民则须在归国后实施两周的强制隔离。2月初，卫生部下属的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开始向各州分发第一批核酸检测试剂盒。3月4日，国会两党罕见地达成一致，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紧急追加85亿美元预算用于抗击疫情的补充拨款法案。在2月10日的一次州长会议上，特朗普语气轻松地表示：“对这种我们正在讨论必须消灭的病毒，许多人认为它在4月会随着高温而消失。”“我们控制得很好……对美国人民来说，风险目前还很小。”他本人在3月13日接受了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

3月20日，纽约一位戴着口罩的女子走在布鲁克林大桥上

然而特朗普的乐观来得未免太早了。截止到当地时间3月21日24时，CDC公布全美确诊病例已经上升到15219人，其中201人确认死亡。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HU）进行的独立统计则认定实际确诊患者高达32640人，其中402人死亡，在确诊病例数量上仅次于中国和意大利。华盛顿州、加州、伊利诺伊州、新泽西州和纽约州五大“风暴眼”的确诊人数均已超过1000人，被迫陆续宣布进入紧急状态。CDC下属的全国免疫与呼吸疾病中心（NCIRD）主任南希·梅森尼尔（Nancy Messonnier）于2月25日警告“出现社区暴发只是时间问题”之后，美股连续数日发生暴跌。大学院校宣布停课并封闭校园则导致大批无法立即返乡、也不能再使用宿舍和食堂的学生陷入始料未及的困境。在亚特兰大、芝加哥等日常治安状况不佳的城市，居民们在接到“非必要不得出门”的政府通知之后，不仅扫空了超市货架上的食品和厕纸，还开始囤积枪支弹药。

CDC在2月5日分发的第一批检验试剂盒很快被证明存在重大技术缺陷，而向卫生部下属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申请就近开展检测花费了超过半个月时间。艾滋病研究专家出身的CDC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 Redfield），直到2月底还在坚持“只有那些此前到访过中国或者和确诊病例有过密切接触的人才有被传染的可能”，到了3月10日却又承认“未能在重点地区采取遏制措施的确是我们的疏忽”。

美国国会从2月第三周开始就大张旗鼓地讨论应以何种手段减轻疫情对经济造成的冲击，但直到3月18日才拍板会为全体公民提供免费的病毒检测。特朗普本人更是成为最受质疑的消息源——民调公司POLITICO在3月17日搜集的数据显示，只有43%的民众对政府的抗疫工作感到满意，将近49%的受访者认为总统的表态缺少可信度。

不过，齐默少将已经不必经历这番民意问责了。2018年5月8日，他领导的国安会全球健康安全小组被合并进了防止核扩散和生物防御小组，他本人则被调职到了国际开发署。另一位负责应对本土流行病的国土安全顾问博塞特（Tom Bossert）也在2018年4月10日离职，连带结束了受他指挥的危机应对小组的使命。在特朗普政府走马灯般的人事更迭中，曾经参与奥巴马时代防疫预案规划的资深专家已经所剩无几。而在2019年的一次沙盘推演中，他们得出了令人担忧的结论：美国在资金、物资和协调上都不足以应对一场疫病大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