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读

尽管他拥有大量读者，然而学院里却以不同的态度对待他，把他视为介于学术与通俗历史之间的人物。他两次来台，都没有大学历史系邀请他演讲，我为此深感不平。1992年11月，才终于有机会促成他到东海大学的‘中国近代史的出路’三场系列演讲。这是他的著作畅销多年后，首次进入大学直接面对大学生。这三场演讲应该是他毕生研究的浓缩与综合，前后呼应，系统道来，场场爆满。他的一丝不苟的性格再度显现出来，每场演讲前，他必定先到演讲场地，了解现场情景，并将当晚演讲中会提到的专有名词和地图，逐一写在黑板上，免得届时为了板书而中断演讲的节奏。然后他会坐在讲台边稍待片刻，脑海中再一次厘清晚上演讲的内容顺序。在开场白中，他也第一次提到《16世纪明代的财政与税收》花了他7年的时间才完成，然而脍炙人口的《万历十五年》却只花了他一年时间，因为以前之摸索，即已奠定了以后研究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