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读

上世纪40年代初，郭沫若在写《屈原》历史剧时，称要把时代的愤怒复活在屈原时代里，这部剧鲜明地塑造了屈原和楚怀王的立场反差，并达到了以屈原之冤衬怀王之昏庸的效果。剧本描写了南后郑袖、张仪共同构陷屈原，使得他原本主张的“联齐抗秦”破产，郑袖更是一不做二不休，造成屈原调戏自己的假象，让楚怀王一气之下改变了国策，接受了张仪的联秦主张。屈原在剧终喊道：“我现在只恨张仪，是那张仪在作怪。”该剧并未贴合史实，在文学上也一直受到诟病，但在社会效应上却得到极大的响应。屈原的呐喊在抗战胶着、国共不容的年代激发了积蓄的民怨，也使屈原的爱国主义形象由此定格，楚怀王也成了黑暗世道中众人皆醉的典型。在方铭看来，楚怀王时代，不能说毫无建树，但楚王伐秦心切，又志大才疏，是楚国走向衰落的主观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