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源，作为中国人独特的精神符号，承载着复杂的文化意涵。求仙与隐逸，是士大夫在现实困境中追寻幸福的路径，前者寄望于超自然力量，后者则退守个人宁静。而华胥氏之国代表的理想乡，指向普世幸福，却未在士大夫创作中成为主流。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勾勒出个人与群体共融的幸福图景，却成孤例。这背后，是士大夫对现实政治的深度关切——他们的“理想世界”，或聚焦国家太平，或囿于个人安乐，鲜少触及人类存在根本命题。这种精神轨迹，既彰显士大夫的社会责任感，也暴露其对终极价值探索的回避，折射出传统士大夫精神世界的边界与局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