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
03-13·阅读时长25分钟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末位淘汰制度
2025年7月的一个下午,河南省开封市某股份制银行的普通网点,客户经理王晨在银行打卡以后,照常外出拜访客户。刚离开五分钟,手机弹出领导的信息:“回一趟银行,有点事跟你说。”王晨略感奇怪,只能匆忙赶回网点。
回到单位后,领导拿出一份辞退通知书,上面写着王晨的姓名、身份证号,并加盖了公司公章,称他“工作表现不佳,不胜任本职工作”。王晨并不意外,2025年以来,这样的场景,他已旁观过多次。
《大赢家》剧照
从2025年上半年起,王晨所在银行的总行推出了一项“人力KPI”的优化新政策,明确规定,下半年将针对KPI排名后30%的员工,推进人力置换与优化工作。王晨说,2023年开始就有类似人力优化举措,但“之前是几十个人裁一个,现在是几个人裁一个”。起初,银行以“业绩不达标”为由辞退员工,引发大量员工维权,随后,银行转而注重优化工作在形式上的合规性。
按照《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用人单位提前三十日书面通知或支付代通知金后,可以解除合同。”据王晨团队中被辞退的几位同事共同回忆,在实际操作中,这个流程通常分三步,第一步,上级主管谈话,初次告知不胜任;第二步,履行培训义务;第三步,新一轮考核。
在面谈过程中,银行管理人员会以官方的语气,指出员工各项能力欠缺、不符合银行标准、没有岗位价值,随后要求被辞退员工签署确认“不满足岗位要求”的文件。第二步是履行培训义务。王晨的同事回忆,培训中,当员工提到“市场环境不好,需要贷款的人很难找、审批太严”时,领导通常会说,“你找10个客户不够,你怎么不找20个、30个甚至100个?”
《平凡的荣耀》剧照
培训结束后,员工进入新一轮考核周期。当员工再次被判定为绩效不达标,并签字确认后,银行便完成了“培训后仍不胜任”的举证闭环,随即就可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无需支付赔偿金(即通常所说的“N+1”中的赔偿金部分,但需支付经济补偿金)。
王晨遇到的情况有些不同,银行并未走培训、调岗、考核三步流程,而是直接解除了他的工作权限,将其踢出工作群,并出具辞退通知书。王晨后来分析,“可能因为程序太繁琐了,弄完需要三个月,裁员指标来不及达成了。”王晨打算申请劳动仲裁,据他所知,此前,他的多位前同事都因未获得补偿,跟银行走了仲裁流程。
王晨说,如果不被辞退,2025年他就该跟公司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了。但据他了解,这两年,大多本该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同事,都被直接解雇了,或者继续签订固定期限合同,理由几乎都是“不胜任工作”。
据王晨所知,裁员的指标依据不同部门而定,与主业相关的考核占KPI的七到八成,剩下的是附加条件,例如日常考勤、报表提交等等。王晨在该行的汽融中心工作,考核的是汽车贷款业务。王晨说,团队的人均业绩,2022年是500万,到2025年,已将至100万,但银行下达的指标竟不减反增,“2025年最夸张的时候,人均不足100万,上面的指标给了300万,如果连续两三个月都完不成,就直接把你解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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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汰通常出现得突然,员工头一天正常上班,第二天就可能被辞退。截止到2025年,该银行全国范围内淘汰人数约占总人数的1/3。2020年时,王晨所在的事业部全国员工规模达5000人,但从2023年开始,该部门每年减少近1000人,截至目前仅剩下几百人。
银行内部生态
末位淘汰并非针对只基层,中层干部、支行行长如果不能完成业绩指标,也面临调换或降职的风险,刘崇远就是其中一个。
2024年7月,刘崇远在当地一家城商银行的支行做行长。当年9月4日,上级分行下达文件,要求该支行在27日前淘汰2名营销人员,且淘汰完成率与支行行长绩效薪酬挂钩。刘崇远回复了三条意见,称第一该行为违法;第二强调自己的薪酬受法律保护;第三,员工的用人单位是上级分行,即便淘汰与绩效关联,也应当与上级支行行长相关。但淘汰照常进行,11月,刘崇远也被降职为客户经理。
刘崇远说,自己并非为员工打抱不平,而是认为,银行应该依法治行。降为客户经理后,凭借充足的存款和高额创利,刘崇远的薪资仍能维持较高水平。但他提到,他所在的银行,客户经理的薪酬通常有一半来自绩效奖金,从2024年开始,银行内部就开始设立“专项营销竞赛”,员工无法完成任务时,会被扣罚绩效。即使不扣罚,也常常延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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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银监会颁布了《商业银行稳健薪酬监管指引》,规定了商业银行薪酬由固定薪酬、可变薪酬和福利性收入构成。刘崇远说,作为营销岗位的客户经理,年薪则被拆分成每月预发和年底考核兑现两部分,平时预发70%,如果员工在年底前离职,就无法拿到预留的30%薪酬了。另外,《指引》还规定了商业银行建立“延期支付薪酬”制度,即“商业银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对风险有重要影响岗位上的员工,其绩效薪酬的40%以上应采取延期支付的方式,且延期支付期限一般不少于3年,其中主要高级管理人员绩效薪酬的延期支付比例应高于50%。”这一制度的出发点是防范信贷风险,如果这笔贷款在未来暴露问题,将从发放者的奖金中扣罚。
本刊采访的银行员工都透露,如今在银行,已经进入全员营销,所有人都会承担KPI压力,不过客户经理作为核心创利群体,KPI考核的压力无疑是最大的。张强在银行业工作了18年,在某家商业银行做的客户群营销。他记得,从2015年起,客户经理就需要同时承担多个部门的几十种指标,比如信用卡开卡任务。
2017年,张强曾担任部门负责人,当时银行有存贷比考核,如果部门要放5亿贷款,他需要解决6至7亿存款,“只有解决存款,才能获得放贷资源。”张强回忆,从这一年起,他所在的银行系统就开始末位淘汰,业绩排名靠后的员工,会被调到异地从事信用卡营销工作,每个月拿到一两千底薪,承受不起的员工,会主动辞职。张强说,从那以后,中层为了自保,往往会自行将上层指标进行加码。
王晨则提到,市场萎缩后,业务和资源的分配,变得十分关键。王晨说,他所在的银行里,2025年大规模优化之前,大家对资源分配总体比较放松,“无非是你多赚两千,我少赚两千。”但随着淘汰制越发激烈,员工的关注点转向了保住工作本身,一旦觉得分配不合理,就会和领导争执,和同事争抢,职场关系越来越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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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晨就曾遇到过,自己接待的一名贷款客户,当天就被同事抢走。后来他了解到,同事私下将放款挣得的佣金全都返还给了客户,还额外赠送了私藏酒水。银行总部有轮岗机制,不同的客户经理对接的区域客户需要定时轮换,由于实际执行权由基层领导掌握,轮岗周期往往被长期拉长,因此在正常经营情况下,客户经理所对接的客户基本保持稳定、不受调整影响。但到了2025年,王晨的保险公司客户,就在轮岗中,被调给了别人,这家公司本来每月能给他带来30%的业务量。
为了让全员奋力追赶业绩,王晨所在的银行还开发了员工专属APP,实时更新每个人的业绩报表,全国、全省、团队内的排名一目了然。每天打卡后,王晨的领导都会将排名发到群里,对排名靠后的员工公开批评。
今年年初刚刚离开某家股份制银行的笑笑,对银行内部的职场生态也感同身受。她说,从2021年开始,存贷款任务越来越重,银行也开始不断淘汰人员。竞争之下,她发现,领导不喜欢的员工,常常被分到存款即将大额转走的“空壳”客户,一旦接手,下个月业绩就会出现巨大缺口。或者是些爱挑刺、喜欢投诉的客户,即便投入大量的精力维护,却很难出业绩,甚至被罚款。
时间长了,同事关系日益紧张。笑笑说,日常办公时,自己和同事基本不说话,“每个人都像小孩受了惊吓一样,面无表情。”笑笑和领导的关系不算亲近。某天早上,她迟到了五分钟,不仅罚款200元,还被指定包揽下一周的晨会,每天要做20页的PPT,用作第二天的早会播报。在银行,加班是常态,晚上8点回家,做完ppt,已经是深夜12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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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笑在这家银行工作了15年,先后经历了10位业务负责人,她形容为“流水的领导,铁打的兵”。领导快速轮换是因为,该行管理层需接受随时调派,所以大多会三年一轮岗,很难和团队建立长期信任和情感基础。
巨量的工作任务背后是高压的管理模式。王晨说,自2019年入职这家银行以来,他从未休过完整的假期,“五一放三天假,我们要值班两天。”春节正常放假7天,初三就必须返岗工作,汇报开会。王晨说,“即便挣了30万,我也花不出去,没有时间陪家人,更别说出去旅游。”
从2023年起,王晨甚至需要在全方位接受行踪管控。王晨是早上8:30开始打卡上班,每隔一个小时就要在团队微信群里汇报实时动态。如果外出见客户,需要和客户拍照合影、发送定位,并说明客户的情况,对接进度、意向程度,以及客户获取的渠道。如果未按时发送汇报,领导会立刻打来电话提醒,“再忙也得服从公司管理,优先汇报工作”,并警告,“‘下次再违规,就把你踢出群聊。’到时候什么工作消息都不通知你,让你做不成业务,慢慢地就被辞退了”。
王晨说,自己算是乐观的人,但也时常睡不好觉,甚至出现奇怪的条件反射,如果哪天领导忙着开会,没有让他按时汇报工作,他反而会感觉空荡荡的,觉得“不正常”,“想找点什么去汇报汇报”。
银行业的变化
浙江财经大学讲师丁鑫专注商业银行领域研究,长期深入银行基层开展实地调研,他认为,银行基层员工的薪酬和待遇,很大程度上由银行的收入结构决定。
丁鑫说,中国银行业收入主要依赖存贷利差,与欧美银行的中间业务占比高不同,其抗风险能力更弱,受经济环境、监管政策等因素影响更大。当存贷利差缩紧时,银行收入减少,基层员工的薪酬也随之降低,收入结构也从“固定工资+温和绩效”模式,转变为“低底薪+强绩效”模式。
《我要我们在一起》剧照
丁鑫介绍,过去十年,存贷利差持续收窄,这一过程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2007年开始逐步启动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到2013年实现了全面放开存贷款定价,银行为争夺存款导致利差缩窄;二是2017年资管新规约束银行保本理财,减少银行负债端资金,降低了贷款收益。三是近年企业贷款需求萎缩,百姓储蓄意愿增强、消费收紧,银行贷不出款,还需支付存款利息,存贷息差进一步降低,形成恶性循环。
与此同时,银行针对基层员工的考核指标,也从单一业务导向逐步转向综合导向。以客户经理为例,过去考核仅限于存贷款投放量,而现在还需要企业开户量、客户资产规模等等多项标准,且对贷款利率有最低要求。
丁鑫还指出,银行经营本身就存在着三大难以兼顾的核心矛盾,即安全性、盈利性和流动性。出于安全性的考虑,风控要求尽职调查完整、审核审慎。而基层员工为了提升绩效,需要快速拉来业务、投放贷款,二者就构成了第一重矛盾。同时,原本的风险考核体系被数字化转型重塑,从过去的事后问责转向事前与过程管控,比如销售规范、客户资质审核完整性这类指标落到了客户经理的身上。因此,为了推进业务,一线业务员不得不承担起额外的风控职能,既要做好业务推广,又要履行合规审核职责,还要适应数字化系统升级、规范操作,工作负担大大增加。
《城中之城》剧照
丁鑫告诉本刊,我国银行主要分为三大类,每一类银行有着自己的特点。作为行业主体的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规模最大、利润总量最高,靠低成本存款和稳健息差盈利,抗周期能力强。而全国性股份制银行的净息差和非息收入占比高,财富管理和零售业务突出,盈利空间弹性大,城商行、农商行则深耕本地,主要服务当地中小微企业和居民。
因此,不同银行的淘汰标准、执行力度也存在差异,总体而言,所有银行的基层员工都面临着严峻的考核压力,其中股份制银行的淘汰机制又最为激进。因为国有大行体量庞大、业务多元化,能创造更多的内部转岗机会,且风控能力强,不良贷款发生率低,具备成熟的责任分摊机制,因此淘汰的过程相对规范且留有缓冲,其员工的压力也主要来自内部竞争。
城商行、农商行主要深植区域,与当地政府、工商企业联系密切,招聘时更倾向于吸纳拥有本土资源的员工,内部关系相对复杂,碍于人情因素,也较少进行“一刀切”式的激烈淘汰。
相较之下,股份制银行作为“外来者”,在地方上没有本土关系优势,同时也无法与国有大行竞争优质资源,只能被动吸纳市场剩余的客户群体。为了生存与发展,银行将市场压力向内传导,通过高强度、高频次的量化考核,倒逼员工抢占有限的市场份额。并且,其风控水平相对较弱,一旦投放贷款出现风险,一线员工首先会被问责,承担主要责任。
《私藏浪漫》剧照
同时,受限于自身实力,中小银行(含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农商行)无法自主推进数字化转型,岗位设置相对固定。而基层员工多为一线业务员,若无法完成考核,没有转岗机会,只能选择硬扛考核,或主动离开。
不过,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研究院胡佳胤认为,中小银行其实具有独特的优势。一些新兴行业尚未进入监管和政策视野,其中的潜力企业在规模较小时,往往难以获得大型银行的融资。此时,中小银行可以凭借对本地市场的深入了解,为这类企业提供融资支持,从而赢得市场先机。
可惜的是,正如胡佳胤所言,“银行是半市场化半行政化主体,并不是完全看效益的。当经营目标变成一种考核指标,或者是领导的业绩要求时,就容易出现一拥而上、同质竞争的局面。”而恶性竞争带来的风险和压力,往往会层层传导,全部落到基层员工的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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