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火指数·成都双年展”展览现场

文｜李靖越

把从废品站收集十余吨废旧中小学教材、教辅书和试卷，压制成“砖块”，砌起来一座临时的教室。课桌上堆满了书本，又通过纸雕的工艺，在书的背后刻画出学生的肖像。当灯光从下方照射时，每摞书都影影绰绰地显出不知名的脸庞，像青春期被埋进题海里的集体记忆，重新从纸页之间浮现。

这是2026年“烟火指数·成都双年展”最出圈的作品之一《教室》。即使不关注展览和艺术，你也会在不同的平台看到它。很多人在这里停下来拍视频、发评论，聊起自己的学生时代，或者讨论教育、青春和那些共同经历过的成长记忆。

如果只看抖音和小红书，“烟火指数·成都双年展”或许是2026年最出圈的城市双年展。《鹂鹭七绝·歌唱》成了很多观众公认“最夯”的打卡点。这件位于入馆处的大型装置，用上万米定制细竹丝编织成流动的彩色曲线，模拟鹂鹭飞翔的轨迹与歌唱的音浪，色彩则提取自成都的城市气质。打卡的标签不是装置艺术或者当代艺术，而是东方美学和“马卡龙色”。

一个骑着电瓶车的外卖小哥，一头扎进墙里；倾斜的麻将桌摆在房间中央；“跑得脱，马脑壳”“霉得起冬瓜灰”的霓虹灯挂在墙上。另一边成都街头的文字、影像和记忆被艺术家陈粉丸做成彩色灯笼；王以太把说唱巡演里的喷漆绘画和视觉系统带进展厅，还有他穿过的羽绒服；叶锦添那位四米多高、戴着墨镜举着手机的少女Lili，则像从前互联网时代直接闯进了双年展。

满目的信息流里，除了展讯和打卡，反而是另一种气氛占据了主流。这些镜头匆匆扫过平时很少在生活里见到的雕塑、装置和绘画形象，配文写着“有点阴”或者一句“啥子意思嘛？神戳戳滴”。巨大的装置被说成“雷霆”潮女，一些抽象的材料堆叠，也被认为是“一些碎纸片片、瓶瓶罐罐和看不懂的屏幕。”

吴洪亮是“烟火指数·成都双年展”的总策展人，他在春节的时候就不停地刷到这些反馈。“你点开一次，它就会不停给你推。”他说。这是大数据时代人人默许的规则。“成都双年展最大的传播，不是别的，是靠的社交媒体。”当时，成都双年展刚刚开幕，就直面了最大公约数的观众。

吴洪亮最初想到“指数”，是因为他在筹备时看到一组关于成都的数据：在许多城市面临老龄化的背景下，成都的青年人口仍在增长，近千万年轻人在这里生活、工作、迁徙。这让他意识到，成都不只是一个以生活方式著称的城市，它也有一套可以被统计、被观察的城市活力。

但数据之外，还有另一种成都。那是街头巷尾周而复始的日子，是成都人所说的“巴适”，也是人与人之间无法被简单计算的温情和日常。一边是数据时代的理性度量，一边是生活现场的感性温度。吴洪亮希望借由这组词，去观察一座城市如何在增长、流动和变化之中，依然保有自己的生活韧性。

正因为如此，这届双年展从一开始就没有把自己局限在艺术系统内部。观众一边吐槽，一边还是把展厅里最有冲击力的作品拍了下来，加上四川话的揶揄感，天然带着短视频的传播力。这其中有对作品美学的误读、也有社会热点的强行嫁接。评论区里，喜欢和厌烦混在一起，误解和共鸣也混在一起。很少有一个双年展，会在社交媒体上以这样一种情绪化、直接、甚至有点失控的方式被观看。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到了4月，尽管只是一个工作日上午，成都双年展的现场观众就已经来了不少。最明显的一点是，他们不是在上海、北京展览现场常见的、带有某种固定气质的看展人群。很多一看就是情侣、附近成群结队的嬢嬢和顺路进来遛娃的家庭。有人会认真研究作品，也有人只是觉得“很怪”、“这个有点神”。很少有人带着“我要理解当代艺术”的准备，只是把它当作天府艺术公园里一个值得去看看的地方，因为这里不收门票，只用预约。这种观众结构，决定了成都双年展在社交媒体上的样子。

300多件作品，汇集29个国家和地区251位艺术家，纵使分布在成都市美术馆（包含成都市天府美术馆、成都市当代艺术馆）A、B两个场馆里，都稍显拥挤。两个馆隔着天府艺术公园的湖面相对而立，观众需要不断地在不同展厅之间移动，才能慢慢感受到这一体量的庞大。

作品数量密集，媒介类型繁多，空间刺激也几乎是连续发生的。成都双年展不是一个展厅只放两三件作品、让观众慢慢进入状态的展览，相反，更像一个需要被持续穿行、持续遭遇和持续接收信息的现场。

这种混合结构，在六个主题展区里被不断放大。在很短的时间里，Hans Op de Beeck、Julian Opie、宋冬与尹秀珍都会同时出现在你的观看路径里。有个展厅被做成赛博朋克版上海老弄堂的感觉，里面挂着金宇澄的画；上个楼，又会看到五条人乐队演出时的舞台元素被拆解重组，城中村发廊常见的旋转灯被做成高跟鞋形态的装置；电影《宇宙探索编辑部》的展区也是热门之一，孙一通的锅盖悬在半空，你可以顶着它拍个照片。

齐白石的题字《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被放进了展厅。它看上去像一句来自另一个时代的话，却意外地成为理解这届成都双年展的钥匙。因为它很难被归入一个单一的展览类型。既不是只为审美经验服务的纯粹展览，也不是一个甜蜜、轻松的文旅项目。一方面，它要承担文化层面的表达功能，回应城市气质与在地经验；另一方面，它也不可避免地被纳入城市叙事之中，被期待产生影响力、带动关注度，甚至成为阶段性的文化展示窗口。

在吴洪亮看来，今天中国的双年展，很难再只停留在艺术系统内部。它当然需要学术判断，也需要回应当代艺术自身的发展，但同时，它还要面对城市、公众、传播和公共文化设施如何持续运转的问题。

这几年，各地新建了大量美术馆与公共文化设施，但对很多地方来说，真正的问题已经不是“建不建”，而是建完之后怎么办。“我最怕‘一次游’，做完就没了。”吴洪亮说。如果一个双年展最后只是停留在专业系统内部，学界觉得很好，但现场空空荡荡，就会是竭泽而渔。

这也是为什么，“烟火指数·成都双年展”里会同时出现说唱、电影、AI、非遗、城市更新与当代艺术。城市双年展也不再试图维持一种高度统一的审美秩序，而更像今天中国城市文化现场本身：流行文化、地方气质、商业流量和艺术表达不断混杂在一起。

被误读，也是一种参与

这些声音当然不总是温和。它们里面有误读，有情绪，也有玩梗和强行嫁接。但吴洪亮反而认为，至少说明观众开始表达了。“他骂我也没关系，但他愿意花时间表达。”

成都双年展的历史更复杂一些。多年前，成都双年展就由民间企业资助存在过一段时间，在2020年之后，由政府层面重启，并在成都市美术馆落地。所以它不仅需要规模和资源，展示艺术创作的趋势性，也需要在某种程度上回应城市文化建设的期待。

从观众的层面上来看，这一目标无疑是非常成功的。今年，成都双年展吸引了超过65万人。这样的观众规模并不是偶然。上一届成都双年展期间，日均观众就曾稳定在五六千人，持续了数月。当时，成都公共文化设施密集落成，全市博物馆、美术馆等机构已超过160座，在非国有博物馆数量位居全国第一。更不提乐观的市民精神，这里本来就具备一种持续生成公共讨论的土壤。

在公众反馈之后，成都双年展作品都“听劝”，做出了调整。一方面，对于部分观众反应特别激烈的作品，做了展示上适度的弱化；另一方面，也增加了更多引导性的说明和展签。某种程度上，真正进入公众视野的双年展反而在外部获得了一种当代性。尤其是各个社会系统的磨合，它需要很多理想主义，在不同系统之间，一点点试探、调整、反复，收获一个确定或者不确定的结果。

运营编辑：武贤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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