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岁中国男子非洲务工身亡：海外“淘金潮”背后的中年困局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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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证合规、劳动保障、安全管理等风险，始终伴随着漫长的异国工作。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近年来，随着海外工程和投资项目逐渐恢复，越来越多中国劳动者再次走向非洲。对许多人而言，那里意味着比国内更高的收入，也意味着养家糊口、重新寻找发展机会的可能。但与此同时，签证合规、劳动保障、安全管理等风险，也始终伴随着漫长的异国工作。

记者 | 栾若曦

编辑 | 王珊

车祸

6月2日下午不到5点钟，在幼儿园上班的林红霞，突然接到一通来自丈夫张俊杰公司的电话。电话那头是张俊杰所隶属的劳务服务公司张家港万蓬木业的领导——2024年12月，张俊杰通过该公司被派往非洲几内亚工作，担任车队长。对方说张俊杰出了车祸，“人没了”。

林红霞几乎是强撑着听完丈夫车祸的来龙去脉。领导说，事情发生在一个多月前，4月29日，张俊杰押车运送急用配件，返程至距公司约10公里处发生车祸。因为未系安全带，张俊杰被甩出车外导致受伤——左腿大腿骨折、左小臂骨折、右侧脸颊下缘及眉骨骨折、后脑勺外伤。这之后，因为伤情严重不具备转运回中国治疗的条件，公司协调几内亚中国医疗队提供医疗协助。5月初，张俊杰接受腿部骨折钢钉固定手术，术后恢复平稳。但在6月1日，张俊杰在因腿部伤口感染接受二次清创手术的过程中不幸死亡。挂断电话后，林红霞开始嚎啕大哭，整个人瘫软，站也站不稳，只能被几个同事搀扶回家，“真的绷不住了。”

《中国医生》剧照

张俊杰今年51岁，身高1.7米左右，留着短寸，两鬓已有不少白发，额头宽阔，肩背厚实，体态健壮。儿子张鹏还记得一年多之前在火车站送别父亲的场景，张俊杰拿了两个大行李箱，一个小背包，“我们嘱咐他注意安全，他说放心，又不是头一次出去了，保证全须全尾的回来。”张鹏哽咽着说。

林红霞说，张俊杰早年做过很多工作，曾在老家消防队做通讯员，后来下海经商做木材生意，但是收入不太稳定，行情好的时候一个月能赚四五万块，赶上没生意一个月可能没有收入，甚至赔些进去。他也开过几年临街小超市，但是觉得时间和地点都“太拴身子”。他外向，爱自由、爱闯荡，总希望多出去走走看看。十几年前，他曾跟着当地林业局去过南美洲务工8个月，觉得不同的文化很新鲜多元，而且张俊杰花钱大手大脚，海外务工包吃住，平常又忙，没机会花钱，可以攒下不少。最近几年，他也在找去海外工作的机会。

2024年底已经是张俊杰第二次前往几内亚，他签的是务工两年的合同。张鹏告诉本刊，父亲也想过去欧洲国家，但是用人门槛高，张俊杰只有初中学历，也不太会用电脑，对比不同公司综合筛选下来，就选择了非洲。张俊杰被用人公司派往几内亚阳光水泥有限公司工作，担任车队长的职位，一个月工资12500元，管理十几台大货车，负责押车运送水泥等。每次出来从西到东几乎横穿这个国家，往返1900多公里，押车一趟都要花八九天。有时候任务重，押车回来只能休息一天，就要再被派出去干活。押车路上信号时断时续，都是靠父亲隔三差五发一些文字和照片，报平安，赶上信号好的时候，能打个视频，偶尔可能断联几天。

张俊杰在几内亚阳光水泥有限公司工作，担任车队长的职位（受访者供图）

父亲的突然离世让张鹏难以相信。张鹏说，出车祸后父亲完全没有告诉家人，还照常在群里聊天，5月份母亲节的时候，还不忘给奶奶发祝福消息，和家人们闲聊，说等到自己回去，每周末都去给奶奶下厨。“他总是这样，报喜不报忧，怕家里人担心。”

等到张鹏和妈妈赶到张家港和公司交涉处理后事时，他才从父亲和领导的聊天记录中，了解到车祸的更多细节。张鹏说，张俊杰曾和领导解释过“安全带不是没系，是无安全带可系！”张俊杰称，自己工作签证过期，3月5号就向公司提出过尽快续签，但迟迟没有办理。在几内亚押送的货车上，安全带只有主驾和副驾才有，只有证照齐全，才能坐在副驾上，系好安全带。不然每次带车出去，宪兵和警察的各种检查站，都会不断产生高额的罚款。张俊杰在聊天记录里表达了深深的担忧，“我出车都是躲在大车卧铺上。中途一旦有事故发生，我就会像块毫无束缚，惯性十足的肉块，直接抛到卡车的仪表盘上过风挡外面，直接会导致身体大面积骨折发生。”

张俊杰和领导的聊天记录（受访者供图）

风险

作为同样曾在非洲务工的一员，看到张俊杰因为工作签证未续只能躲在大车卧铺上，袁静心里只觉得“悲哀”，“这明明是一场完全可以避免的悲剧”。袁静告诉本刊，在非洲，中国务工人员没有合规的证照，却要照常开展工作的人不在少数。她也曾因此在工作生活里东躲西藏。2022年，袁静被IT行业裁员后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决定出国碰碰机会，面上了一家中国人在坦桑尼亚注册的私企，做行政文员。袁静对本刊说，当时老板的话术是，先办商务签证过来，再转工作签证，结果到了之后，老板说这边的私企90%都没有办工作签证，只要移民局不来查都没事。

《小世界》剧照

自此，袁静被迫开始了“打黑工”的日子，她的心理压力总是很大，生活地战战兢兢，有时候休假也不敢出去玩，只在公司附近活动，总担心可能遇到移民局的人，被查到就是拘留和罚款，甚至有被强制遣返的可能。根据坦桑尼亚的法律规定，除非持有有效的工作许可证件，否则非坦桑尼亚公民不得从事有偿、营利性以及非营利性的职业，任何人违反本条规定即属犯罪，一经定罪，可处以不少于一千万坦桑尼亚先令（相当于26000元人民币）的罚款或不少两年的监禁，或两者并处。“没办法，遇到了就只能跑、只能躲”。如果是在公司办公的时候被移民局突袭查证照，还是公司负责交罚款，要是个人在外面被抓，“公司会不会花钱捞你，那就不好说了。”

纪洪波在非洲刚果（金）一家中资矿产公司做了6年人力资源经理，他对本刊说，据他了解，除了国企、央企，以及制度比较完善的大型公司，大部分公司的老板都不愿意给员工办理工作签证，原因在于不划算，以刚果（金）为例，办一个两年工签要两三万元人民币，而且办理周期极长，从申请到出签正常需要6到8个月，如果有稳定的移民局关系，最快也要四五个月，而签证的时间要从申请办理开始算，“花了这么多钱，折腾这么长时间，最后办下来，这个签证的有效期只剩一年半，所以很多老板不愿意费这个劲。”

《许我耀眼》剧照

拿不到合规身份之外，员工可能还要面对超长的工时。袁静在回国之后，专门创建了一个账号发布非洲工作踩坑避雷帖子，一个月能收到将近30条私信，其中吐槽最多的就是超时工作、全年无休，而且没有加班费，大多发生在规模不太大的小私企，只有几十人，“从早到晚的干”，尤其在基建土木工程行业最为突出。一位2023年在赞比亚务工的女生告诉本刊，自己参与的工程项目，一年时间里只在除夕休了半天，每天都是早上5点40分起床，6点20分搭乘一辆破旧的二手依维柯到工地，从早上7点一直干到下午5点下班，中午只有1小时吃饭休息时间，全年工作364.5天。“项目经理说，你是中国人，为什么要过当地的节日，所以我们没有当地的假期。对方又说你在非洲工作，为什么要过国内的节假日？”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石慧长期办理外派劳工维权案件，已有近10年时间。他对本刊说，根据办案事务来看，涉外劳务案件中，薪资报酬纠纷案件类型占比最高。石慧说，务工人员在海外很难维权。一方面，绝大多数外出务工人员不熟悉东道国移民法、劳动法规，看不懂外文雇佣合同，信息不对称，甚至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权利。另外，不同国家劳动法律裁判标准差异巨大，务工人员分不清应当在国内起诉中介、总包，还是在务工当地启动维权程序。而且跨国调取证据，必须走完公证、领馆（或海牙）双重认证流程，周期长达数月，各类手续费用叠加，普通人经济条件有限，难以承担，事发后只能选择隐忍，错过最佳维权窗口。

《时光代理人》剧照

而且这种牺牲权益为代价的“吃苦”已经形成了一种海外务工的默认“潜规则”。林国栋在非洲埃塞俄比亚创业，承包工业园建设已有12年。他告诉本刊，给小分包商下面干活的工人基本都没有五险一金，最多国内国外分别买一份工伤意外险，“工资能拿到手就可以了，要什么保障，出来打工就是要吃苦赚钱，哪有什么休息。”在林国栋看来，招聘的时候问东问西，要休假要保障的，这种人就是懒，不合适出来打工，“我直接不要的。”

热潮回升

法语专业毕业的田菲在非洲几内亚做人力资源管理已经有3年的时间。她发现在最近3年时间里，来到几内亚工作创业的中国人变得越来越多。田菲在距离首都科纳克里五六百公里的康康省生活，刚到的时候附近只有一些当地餐厅，现在不少中国人在荒无人烟的乡下都开起了练歌房和烧烤店。在刚果（金）的纪洪波也注意到，比起疫情之前，现在招聘变得越发容易，“之前是我们求着工人过来，有时候一个月都招不到一个合适的，还要一直提高待遇，现在求职者求着来，今天放出去一个岗位，明天至少有6份简历能到我手上。”

《玫瑰的故事》剧照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非研究中心（CARI）数据显示，2024年在非洲合同项目和劳动服务岗位上的中国劳工人数达 90793人，较2023年的87078人增长约4%，这也是中国赴非务工人数自2015年持续下降以来，首次出现明显逆转。约一半的中国务工人员集中在几内亚、刚果（金）、埃及、安哥拉和尼日利亚。CARI指出，这些统计数据仅包括正式合同派遣的人员，不包括在当地经商、经年居住的非正式移民群体，如商贩和个体经营者。

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副主任王进杰从2016年起聚焦中国企业在非洲投资对当地社会经济的影响研究，她对本刊说，从CARI数据和近期调研来看，最近三四年可以算是中国人赴非洲工作的恢复性小热潮期，疫情中有很多积压项目，比如设备安装以及人员轮岗都在慢慢恢复。而且国内环境竞争越来越激烈，也促使国内的部分企业和个人寻找新的海外市场的机会。不过，距离此前中国人赴非洲的大热潮期还是有一段距离。

《边水往事》剧照

北京大学亚非所所长、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刘海方从2009年开始走访非洲国家，调研中非经贸和人文交流合作，刘海方对本刊说，中国人赴非务工、创业的高潮开启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期，当时国内建筑市场开始饱和，开始有公司走出去，承包海外工程。多名在非洲深耕超过10年的经商人士告诉本刊，早期中国人在非洲的投资项目多围绕基建、矿产领域，来非洲的大部分是国企外派、援非工程师、外贸老板、工厂管理层还有一线工人，后来中国人在非洲的生意拓展到百货、五金、车辆供应和物流清关等各个领域。纪洪波说，正是中国人来的越来越多，慢慢衍生出来周边产业的需求，例如矿产需要大量编织袋，一开始只能走集装箱从国内购买，但是运费可能比编织袋成本都高，慢慢有中国老板在这边建塑料制品工厂，生产编织袋、锅碗瓢盆等一系列产品，填补了行业空白。

刘海方指出，大约从2015年开始，中国人赴非务工热潮开始减退。一方面是国内产业升级，国内工人的工资大规模上涨；另一方面，非洲国家法律开始在劳动法上愈发明确外国工人和当地工人的比例，以保护当地人的就业。这些都导致海外承包工程的公司转而大批雇佣当地劳动力，“最初大约有80%的中国工人和20%当地工人，后来这个数字占比基本反转过来”，不少在当地创业，结识当地人脉做生意的人还留在非洲，但赴非务工的工人出现“滑坡式减少”。

《许你耀眼》剧照

非洲市场对中国务工人员的需求也在发生明显变化。林国栋称，2014年左右，他承接工业园项目时，工程中有3000名中国员工，大部分的工作都要依靠中国人完成，“石膏板吊顶，扣板消防，当地人见都没见过，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些年里当地技术人员已经被逐渐培养出来，能力越来越成熟可以承担基础的工作，如果现在承包同样规模的工程，中国员工人数可以减半。王进杰补充道，尤其近两年的转变非常明显，中国务工人员在当地的签证、生活成本都在上升，企业逐渐意识到想要长期经营必须嵌入当地社会，中国员工的角色从直接上手干活，转向提供高技术工种培训指导，管理当地团队的工作，还有中国企业会和非洲职业教育机构合作，共同培养当地工人。

尽管当地人技术成熟了不少，但在日常运营中还是离不开中国务工人员。纪洪波说，当地工人往往更自由散漫一些，不太好管理，“例如中国人在当地做日常监督管理，让他们把一片花草处理一下，下午过来验收，中国工人盯着中午的时候就做完了，如果当地人看着当地的工人，可能过了半小时，这一群人可能就先跑去休息了”，公司也有扣工资、开除的惩罚措施，但是当地员工对工作其实没那么看重，没了就换另一份。

《当幸福来敲门》剧照

林国栋也有同感，当地工人的整体管理上还是更依赖中国工作人员。但最近两三年里，出于对当地就业的保护，非洲这边的工签抓得更紧了，除了涉及互联网以及有专业技术壁垒的工作，一般工作的工签也不好拿，而且埃塞俄比亚这边的工签办理也比十年前上涨了近10倍，之前还可以用当地货币买机票，现在都要用美金，原本3000多块的机票现在都要5000多块，各方面的费用都在上涨，这就导致公司的利润空间一直被压缩。非洲市场的竞争也在加剧，林国栋说，原本一个工业园的项目下面有四五个分包商，现在分的更细了，同样的项目分出七八个承包商，本身能赚的钱也变少了，在此背景下，林国栋出于人力成本的考虑，也会招聘中国务工人员凭借旅游签入境，“先黑在这里再说”。

张俊杰曾和家人约定好，这是最后一次出国务工，张俊杰很期待回家的日子，从抵达几内亚就开始倒计时返乡的日期。“他经常和我们念叨，还有23个月，还有18个月了。”林红霞说，张俊杰是家里的老幺，还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婆婆一直说小儿子是对她最孝顺的一个孩子，婆婆一直有个愿望，想去云南走走看看，原本计划着丈夫回国之后给老人完成这个心愿，“等到我们俩也老了的时候，就到农村去整个小院子，种点地，养些鸡鸭鹅，现在这些向往的生活，都落空了。”

（应受访者要求，除石慧、王进杰、刘海方以外，其余均为匿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