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晚唐的文人创作转向内倾后，伴随着乱世而来的，除了无休无止的战争，还有大量的词人。这些在乱世中奔走的词人，或为了逃命，或为了遁世，相继在偎红倚翠、浅唱低吟中，寻求精神满足和心灵慰藉。于是，在中原大地的西南一隅----蜀地，便形成了以艳情词而得名的花间词派。

自公元907年，朱温废唐后，中国的历史进入到武人动乱的五代十国时期。北方相继建立起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而南方也出现吴、前蜀、后蜀等地方割据政权。前蜀建立前，朱温篡了大唐帝位，建立后梁。王建见大唐已亡，也称了帝，建立前蜀。只可惜，前蜀到了王建其子王衍手上，因他的荒淫无道而亡在了后唐手上，统治时间不到二十年。灭蜀不久，后唐朝廷就发生兵变，孟知祥随之窃取了蜀中兵权，于公元934年称帝，建立后蜀。和前蜀相似，后蜀也在历经孟知祥、孟昶二帝后而亡。正是在前蜀建起到后蜀灭亡的六十来年的时间内，蜀地词坛兴起，出现了大量以书写艳情的词人，并形成花间词派。

回溯到广明元年（八八〇年）十二月，黄巢领着起义军攻入长安，烧杀抢掠，兵火交作，哀鸿遍野，大大地动摇了大唐的国祚。为躲避动乱，唐僖宗和少数宗室亲王逃离京城，先逃亡汉中，又奔向蜀地。唐僖宗也是继唐玄宗之后，第二位逃到蜀地的皇帝。唐末诗人罗隐《帝幸蜀》里"马嵬烟柳正依依，又见銮舆幸蜀归"一句，正是对这次逃亡的纪实。一路之上，"群臣追从车驾者稍稍集成都，南北司朝者近二百人"。殊不知，唐僖宗的这次避难，让他在蜀地呆了四年之久。

除了官员以外，和僖宗避往蜀地的还有很多文人和乐工，一时间，"唐衣冠之族多避乱在蜀"。词人也不例外，像毛文锡、牛峤、张泌、牛希济、毛熙震等人，要么为了避乱，要么为了入幕，相继迁入蜀中。到蜀地后，文人们长啸高歌，举手投足之间，一时间还引领了蜀地风流。比如，花间派的词人牛峤，先是寄居吴越，尔后飘往东川，也就是涪江中下游地区。王建称帝后，牛峤入幕，直至故去。

唐亡后，王建建立前蜀。王建称帝次月，即仿照唐朝乐制，改"乐营为教坊"。王衍在位时，纵奢无度，常常私自出宫，穿梭于酒肆之间，在烟花柳巷歇脚。历史上的一个著名典故"醉妆"，就和他有关。王建本人亦能作词，他曾自作《醉妆词》，描写后宫宫人之景象。

醉妆词（王衍）

者边走。那边走。只是寻花柳。

那边走。这边走。莫厌金杯酒。

公元934年，孟知祥建立后蜀。后蜀袭前蜀之制，依旧设置教坊，使得"成都声妓"一时无二。孟昶继位时，曾认识到王衍品行浮薄，并以此为戒。但实际上，孟昶之德行较之王衍，有过之而不及。他"好打毬走马，又为方士房中术，多采良家子以充后宫"。在他的妃子花蕊夫人的笔下，这样描述宫廷的生活：

宫词 九二

舞头皆著画罗衣，唱得新翻御制词。

每日内庭闻教队，乐声飞上到龙樨。

孟昶巡行出游时，"乘步辇，垂以重帘，环结珠香囊，垂于四面，香闻数里，人亦不能见其面。"所制锦被，"其阔尤今之三幅帛，此之谓鸳衾也。"乃至于"溺器皆以七宝装之"。所谓七宝，则指金、银、琉璃、玛瑙等贵重珍品。由此，人们也可以看出蜀王宫的趋奢风尚。

这样的风尚，势必引得国人效仿，让他们都耽情于游乐之中，不能自拔。《蜀梼杌》上记载："蜀中苟安……村落闾巷之间，弦管歌诵，令筵社会，昼夜相接。"即使在村落闾巷之间，弦管之声，鼓乐之声，也昼夜不息。《岁华纪丽谱》也曾记载，"成都游赏之盛甲于西蜀，盖地大物繁，车服鲜华，倡优鼓吹，出入拥导。士女栉比，轻裘祛服，扶老携幼，填道西游。"在成都一地，优伶的歌声，游赏的风气，已经远远超过了西蜀的其他地方。

这种游乐之风的兴起，自然也带动了音乐歌舞的繁荣。大量倚门卖笑的歌伎，服饰华丽，金钿插满头，绣罗垂于地，也无怪乎文人们会在笔下常常吐露出求艳心态。那时的歌伎，并不专以姿色事人，她们还有着高超的音乐才能和歌舞才能。如在长安城的娼街平康里，歌伎们"善谈谑，能歌令"，"事笔砚，有词句"，"举止风流，好尚甚雅"，颇得文人眷顾。这样一来，文人们出入秦楼楚馆之际，莫不乐于就着艳曲填词，以此让歌伎演出时更增添一分妩媚动人。如此一来，顾敻在《河传》里书写"为花须尽狂"，在《虞美人》里写"癫狂少年轻别离"，牛希济在《临江仙》里写"须知狂客，拚死为红颜"，便显得不足为奇了。

于是，历史上的第一部文人词集《花间集》，也诞生在了蜀地。它集中书写男女间的相欢相爱、相思离别，活动场所一般在洞房密室、芳园曲径、歌筵酒席。在它的序文里，曾这样描述这本词集："绮艳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锦丽；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娇娆之态。"蜀地的统治风气，文人和歌伎的结合，终于使得艳情词走向风靡，也让花间派成为五代十国时期的一个重要的词坛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