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中读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渠敬东。

这一讲我将以林耀华先生的《金翼》为一个主要的文本，来讲一讲林先生是怎样来探讨中国底层社会和民间社会，中国人社会生命的内在法则。在这本小书里，人类学家雷蒙德·弗思（Raymond Firth）曾经写过一篇英文版的导言，在导言的开始他是这样说的：

“《金翼》是一部以小说形式写成的社会学研究著作。就构思来说，它的主题非常简单，却像竹叶画一样，其朴素的形式掩映着高水平的艺术。这个故事在于剖析福建一个村庄里毗邻而居的两个家族。一家叫黄东林，一家叫张春周。这两家既有亲戚关系，又一起做生意。其中一家度过逆境继续繁荣，另一家最初很是兴旺而后却衰落了。本书的中心人物是第一家的家长黄东林，他说不上是一位英雄，却是中国农民中最优秀的典型，勤俭节约、精明能干、吃苦耐劳。他的“金翼之家”得名于附近一座形状很像金鸡的山，山峦的一侧如翅膀一般伸向新的房舍。看风水是中国占卜术的传统组成部分，认为这样做会使家族发达兴旺，而对于社会学家来说，反应就全然不同了。以偶然事件的形式所表现出的机遇：如亲人的突然死亡，与旧时学友重逢，幸运地发现一份文件从而赢了一场官司等，虽说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真正的命运存在于各个人的心中，就像欧里庇得斯或陀斯妥耶夫斯基等一切伟大的戏剧家和小说家向我们展现的那样，一个人选择善或恶、聪明或愚蠢，确实不取决于兴之所至或偶然的机遇，而是由他本人或他人那些本来具备的爱好和习惯所决定。这些爱好与习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而一个人的善恶智愚实际上早就选定了。”

▲人类学家雷蒙德·弗思（Raymond Firth）

林耀华教授以不同的说法表达了相同的见解：“我们今天可以将‘上苍’理解为人类本身，把‘命运’看成是人类社会。”

雷蒙德 ·弗思的这篇导言，抓住了林耀华此书所要讲的一个最重要的原理，就是这里讲的，“我们今天可以将‘上苍’理解为人类本身，把‘命运’看成是人类社会。”

《金翼》写于1940年，是林耀华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余暇生活中的信手之作，题材取自于家乡福建省闽江流域的古田黄村，虽然林耀华曾于三四年前做过两次田野考察，内容上却更多地融入了自己的生活历程。他说“《金翼》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小说。这部书包含着我的亲身经历、我的家乡、我的家族的历史。它是真实的，是东方乡村社会与家族体系的缩影。”

▲社会学家林耀华先生

这本书1944年首版，腊斯克（G.Lasker）作序，题为“隐然浮现的伟大目标”。从此标题可以看出，腊斯克始终在努力把握此书隐而未彰的意图和风格，他说道：“假如从事社会研究的西方学者希望明了究竟是何种力量在维系着中国社会并使之运转，就必须学会正确理解如权威和责任这类关键性的概念，使其脱却众多西方人习以为常的看法和实践”，作者所运用的“非正统方法具有特殊的价值，可以使我们直接了解中国家庭的日常生活”。

腊斯克隐约地意识到，林耀华采用的叙事策略，不仅没有照抄、照搬西方人类学的规范方法，也有意躲避掉了一些学科既定的描述和分析概念，甚至平铺直叙的文风，像是在尽力避免情节上的跌宕起伏；似乎这样的风格不再是基于科学叙事的要求，而是中国人之社会生活的本质呈现。 

首版《金翼》副标题为“一部家族编年史”。编年史（chronicle）的方法，本身就是民族志（ethnography）的要求，即是对一种社会历程之详细完整的描绘。1932年秋，林耀华在燕京大学曾选修罗伯特·派克（Robert E. Park，美国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教授开设的“集体行为”课程,深受影响，他说：“如果个人在社会中之关系为形式的,如果社会不止各分子总和，此种关系，应以互动或历程解释之”；社会之生命及其连续，全视乎前代之民风、教化，技术与理想能否传于后代”。

▲美国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罗伯特·派克(Robert E. Park)

显然，民族志所理解社区意义上的社会，首先是一种时间性的生成、演化和流变过程，是一种动态的机制化和结构化形式。社区亦是一种空间性的关联形态，通过交往或传播的方式与其他社区乃至国家不断形成一种多向度传递的关系，进而形成弥漫或扩展性的文化网络。虽然学界对于华南地区之宗族社会素有研究，后来亦对《金翼》多有评价，但《金翼》采用的所谓编年史手法，即在特定的时空关系中追踪全面社会关联的方法，将“社会”的自然展开作为其构造的环节和脉络，确是独具一格的。

不过，编年史的呈现并非仅是一种单纯的线性时间过程。一个社会周期，常常伴随着竞争、冲突、调协和同化四个阶段而展开，其中，竞争是很根本而普遍的。林耀华借用齐美尔的说法，认为人们之间的互动常因情势的变迁，伴有无意识的、难捉摸的和未预料的情况发生，短兵相触，危机难以避免；可随着时过境迁，也往往会协调成就，达以和解，由此形成的新秩序渐渐融入人们的习惯风俗，传递后代，便又形成新的均衡态势。

《金翼》就是循着这样的节奏和过程来写的，可以说它是受了派克、库利等人的影响。但作者写的毕竟是中国人的故事。社会之为社会，是因为以“文”化人，人在其中。社会研究失了人，便只剩下了空荡荡的躯壳，没了生命及精神。林耀华说，他是用生命传记法（life biography）来研究社会的，即通过生活中人的生命历程来承载社会的生命历程。具体来说，是用黄张两家姻亲的生活流变，来呈现一个社会的生命周期。他说：“研究个人生命，同时也就是研究家族社会。个人生命的变迁，自出生至老死，恰好绕成一个圆圈，在这圆圈之内，每个人生命必需依赖他人而生活，上连下继，循环递嬗，由个人圆圈积成家族生活的大圆圈”。所以这是人与物、人与人、人与祖先或神明的关系交错构成的社会样貌。

从社会中见人，就要有特别的叙事方式。一方面，要完整描述个人的生命周期，“把个人生命按时代描叙，观察时代的变迁及他与众人关系的变迁”，将个人传记中的生命历程，如“出生、三旦、满月、周岁、断乳、入学、冠笋、婚嫁、寿长、死丧、葬祭等等”关键节点和重要转变逐一揭示出来；另一方面，正因为个人总是在事件化的过程里，需要用反常的形式来激活存于其身心之中的社会内容，因而“最好能够如影片般活跃地描写”，像小说家或戏剧家那样，“染着作者的性格和观点的颜色”。社会中的各个主体，都不是死寂的陈设，而是“心身功能所凑成的有机历程”，因而传记法不是解剖术，不是用死人的躯体来解析活人的生命，“以其洞察行为之深，在形式上虽为非戏剧的，而实质上却是戏剧的”。

▲古田县黄田镇的“金翼之家”

中国人讲一个社会的生命历程，没有亲身体验，不能娓娓道来，便不会有气息和血色。这是燕京学派所说的社会学“中国化”的核心，所以这样的学问也是从“内省”和“内观”入手的，必带入一种“投入感”：对于生活中那些命运捉弄、悲喜交加的故事，谁会都会挂心动情。林耀华说：“我们日常所认识一个人的行为，莫不从视觉听觉以及在背后心理历程中的想象，拢合起来而成就的。假如没有这种想象，我们绝对不能够注意那个人，脑子里也失掉他的影迹”。所以我们要用活泼的文笔来描述生活。

在这个意义上，《金翼》所讲的编年史，刻画的虽是平常人的生活，却也将这种“平常”放在了像《史记》这样的编年史的传统笔法中。

林耀华对于平常人的生活世界的书写，常常不温不火，倒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辗转动荡的经历，而在于中国人社会生命的奥秘并不在跌宕起伏的情节中。行文不见起义，故事言简意赅，不讲大道理却能够见微知著，是作者追求的境界。

民族志本来要求如实的记述，作者的叙事却藏着是非曲直，黄张两家之兴衰沉浮，所以这既是自然的社会轮转，也有褒贬于其中，但是作者常常隐而不露，宛若平常人能够体会到的“命运”一般。

《金翼》用的“白描法”，不事雕饰，不加渲染，不重形似而求神似，仅用朴素简练的墨线来勾勒人物和场景。也像是中国传统绘画中的长卷，空间随着时间而展开，时放时收，如一幅幅连环画，每段故事的开始，都是上段故事的收尾，彼此接连呼应，时而平缓、时而舒展、时而高潮、时而辗转……观者只有在一臂之间领略其中的故事，却永远被置于无限的时间中，等待下一个场景的临现。

这就是中国人理解的人世间的兴盛与沉败，“天道有常”，所谓“四时更变化，天道有亏盈”，就是指中国人的社会生命也如同这长长的画卷的收与放那样，世代相续、无始无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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