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20世纪是现代世界的起点，我们又该如何描述21世纪呢？这个就要回到我在开头时给大家说的那句话——我认为21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世纪。虽然这个世纪还远远没有过完（当然这并不是因为我们都身处这个事迹，人类拥有一种将自己的时代看成前所未有、独一无二的倾向）。

当我说21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世纪的时候，我要提出三种重要的理据来支持这一论点。下面我会把这三个核心论点一一罗列。

第一个论点叫做“危险时刻”。这个理据很简单，本世纪中我们只有克服巨大的挑战，才能够拥有任何未来。仅仅依靠这一点，就足以使其成为迄今为止所有世纪中最重要的，因为假如我们被目前面临的巨大挑战击败，人类就将处于毁灭的边缘，这也令我们这个世纪比未来世纪更加关键。

牛津大学的哲学家托比·奥尔德说：“按照人类历史的标准，我们目前正处于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我们的行为可能会破坏我们的世界。”他的同事，也就是我前面介绍的《超级智能》这本书的作者尼克·波斯特洛姆，将此称为人类的“存在风险”（existential risk）。

什么叫存在风险？就是说风险大到足以导致世界上诞生的智慧生命被消除，或是拥有永久性大幅度缩减智慧生命的潜力。我前面举到20世纪我们发明了核武器这个事实，过去人类不可能完全消灭自己，但是在并不算太久之前的1945年，人类在战争当中首次使用核武器，发展出灭绝自身的能力。从那以后，我们不断磨练这种死亡能力，现在地球上有了成千上万的核武器，专家们对核战争到底会带来多大的灾难持不同看法，但非常明显的是，人类自毁不再遥远，而且每年都在变得越来越容易。

与此同时，我们也在朝着其他威胁文明的方式迈进。从气候变化到流行病，从基因技术到人工智能，就以我们现在面临的新冠病毒来说，随着人类侵占自然，并把地球人口扩大到80亿，类似新冠病毒这样的传染病会反复来袭。一方面，我们作为一个成功的物种占据了地球，另一方面，也必然伴随一些难以预计的灾难。

今年出现了相当多的酷暑天气，人类面临着巨大的气候变化挑战。气候变化不会使地球变得无法居住，但它肯定会使整个地球变得更脆弱，弹性更低，全球的协调性下降，并且更容易受到生态系统或者地缘政治环境的等其他冲击源的影响。

还有跟这一讲密切相关的人工智能问题。人工智能研究者对于颠覆性的AI技术究竟是在10年还是在200年内到来，并没有达成共识，但许多人同意：除非经过精心的设计，真正人工智能的降临可能会是灾难性的。

根据波斯特洛姆的存在风险论，从我们发明各种自毁的方法到某种形式的全球治理浮现——这里的全球治理指的是我们可以通过协调、系统的方式解决挑战，而不仅仅是依赖人类的运气——这个关键时期，可以称之为“历史上的枢纽期”。在枢纽期之内，只有采取明智的行动，人类才有可能度过最危险、最具决定性的时期。这个非常特殊的时期不见得正好是100年，很可能会持续数百年，但枢纽期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如果我们每年仅靠运气生存，那么到某些年、某些时刻可能会倒霉了。

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一种理据，叫做存在风险。第二种理据叫“价值锁定”，在不久的将来，人们可以通过某种方式为未来的人类后代锁定一种特定的路线。如果这样做的话，需要确保我们不会锁定未来道德进步的潜力。

一些研究人员认为，开发更先进的技术将意味着，把有关人类价值观的许多重要问题有效地置于人类控制之外。比如我们对率先问世的先进计算机系统进行编程，让它分享我们的价值观，那么计算机就会按照这种价值观来行事，哪怕我们后来决定我们想要某种不同的东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阿兰·图灵密码破译小组的首席统计师兼数学家I·J·古德大概是清晰阐述人工智能未来图景的第一人，他在当时（1965年）写下一段名言，日后被经常引用：

“我们把超智能机器定义为具备超越所有聪慧人类智能活动的机器。考虑到设计机器是智能活动的一部分，那么超智能机器甚至能够设计出更好的机器。毫无疑问，肯定会出现诸如‘智能爆发’这样的局面，人类智能会被远远地甩在后面。因此，第一台超智能机器将是人类创造的最后一台机器，当然前提条件是这台机器足够听话并告诉我们要怎样才能控制它。”

所以在波斯特洛姆的《超级智能》中提到，如果有一天我们发明了超越人类大脑一般智能的机器大脑，那么这种超级智能将会非常强大，并且正如现在大猩猩的命运更多地取决于人类，而不是他们自身一样，人类的命运将取决于超级智能机器。这听上去是一个很恐怖的前景。

然而我们人类拥有一项优势：我们清楚地知道如何制造超级智能机器，原则上我们也能够制造一种保护人类价值的超级智能。当然我们也有足够的理由这么做，一旦不友好的超级智能出现，它就会阻止我们将其替换或者更改它的偏好设置，而我们的命运就因此被锁定了，所以这可能是人类面对的最重要、最可怕的挑战，而且不管我们成功还是失败，这大概都是我们将要面对的最后一个挑战。

所以波斯特洛姆总结说，我们要的不仅仅是娴熟的技术以引燃智能爆炸，我们还要能在更高水平上掌控，以免在爆炸中身首异处。

大多数关注“价值锁定”的研究人员都在考虑人工智能问题，人类被决定可能通过AI，但也可能通过其他技术，比如基因工程或者先进的洗脑术。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在这一步形成的是一种专制而强大的威权，新的技术可能意味着我们的子孙后代将无力推翻或者改变它，这就是为什么在今天进行“价值锁定”是极其关键的，这是第二个理据。

第三个理据叫做“群体行动”。在涉及人类交往的情况下，群体行动问题无所不在，因此是经济学和政治科学的核心。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关于这一主题的陈述中，说了这样一句话：集体行动理论是政治学的中心主题。任何时候，只要个人在不付出时间和精力的情况下，可以从他人的昂贵行动当中受益，社会就会面临群体行动的困境。

在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中，人类并非一筹莫展，是可以找到应对机制的。在大多数历史上，即便人类就某一种行动方针达成一致，整个世界其实也没有办法围绕这种方针进行协调，但是今天我们用全球通信技术改变了这一点， 21世纪的一个关键任务就是去发现并实现这样的应对机制，由此在全人类的层面上达成一致，并开展共同行动。

在大多数的历史上，经济都是增长缓慢或者根本没有增长；而现在经济正在快速增长，各行各业充满了变革性。有人认为这不可能持续到遥远的未来，因为各国仍然在使用20世纪的标准来衡量幸福感。这个标准我们今天耳熟能详，它叫做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GDP。

为了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们既需要捕捉生产资本、金融资本，也需要重视劳动力技能（人力资本），重视社会凝聚力（社会资本）以及环境价值（自然资本）。如果我们捕捉了所有的这些资本，就会使得21世纪成为一个不同寻常的时刻，因此我们其实需要在这样的一个时刻总结那些带领我们至此的最佳技术和最坏技术。通过这样的总结，也许能够提供有关人类未来可能走向何方的线索。

本节的内容就讲到这儿，下一节我将依次展开互联网的四个关键技术，包括智能手机、社交媒体、加密货币和区块链，以及人工智能，看看他们都已经给我们带来了什么，还将带来什么。

从12个现象出发

透视媒介化世界的运行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