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中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从现象出发的传播学》。

我是马凌，来自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长期从事外国新闻传播史、媒介史的研究与教学。另外，我在复旦开设了图像学研究课程，所以很愿意和大家分享我对图像研究的心得。

表情包、网红风、地图app，图像思维意味着什么？如何理解海德格尔所说的“世界的图像化”？如何理解“审美霸权”？媒介学、图像学和视觉文化研究又能够教会我们什么？这些内容将由我带大家在以下的时间里徐徐展开。

现在，我的学生包括我自己，都会在沟通中使用大量的表情包。为什么叫“表情包”呢？首先我们需要知道什么是表情。“表情”，是指通过面部肌肉的微妙运动来传递思想和感情，是一种建立在视觉基础上的非言语交际形式，在学术上它被视为区别于语音和文字的“第三种语言”，在人际交往与表达中起到重要作用。据说在面对面交流中，通过表情、姿势等非语言媒介传递的信息在比重上更大（我曾经看到过一个极值，达到75%）。

十年前，我在复旦的志德书院当导师，上任后的第一个工作是查寝，到学生的宿舍里看大家的生活情况。一间寝室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两个男同学背对背而坐，各自在电脑键盘上一顿快打，实际上两个人正在聊天。我们老师惊呆了，问：聊天为什么不面对面，转过来就可以聊啊？他们说：在现实生活的空间中没有表情包。这在当年是个笑话，但现在的真实情景中，不只同学之间在运用表情包聊天，在家庭生活中，表情包也是有用的。

媒介的发展使人类的身体在传播交流中逐渐消失，“离身性”成为传播的主要特征。表情离开了人脸，以一套小图像的形式，存在于社交网络当中。网络社交环境中的表情包，不只是语言系统的补充，而是具有独立表意功能的一种“图像语言”。

在今日，表情包的使用已经不再停留在人际交往或者简单表达情感的层面上，还可以通过集体性的情感交换与信息传递，赋予和塑造群体认知记忆。比如在大学生（以及很多年轻人）的表情包体系中，有许多一套一套的表情包，往往拥有共同爱好的人（即“趣缘群体”）会使用相同的表情包。所以我们说，表情包是一种结构性的社会符码，通过视觉与叙事发挥功能。

在简单的现象背后，往往有比较深入的理论可以解释和支持。所以我们可以从表情包的研究，走向图像学的研究。因此我们本讲的内容，会从日常的现象出发，来研究图像以及图像的应用。

我们生活在视觉时代，一个图像饱和的时代。一个人的一天，多半始于睁开眼睛、打开手机，每一分每一秒，通过印刷品、广告牌、摄影、电影、电视，特别是通过移动互联网、智能手机、短视频社交媒体，图像占领和吞噬了人类世界。甚至像音乐、味道、嗅觉与情绪，这些原本非视觉性的东西都以图像的方式加以表达。凡有屏幕，必有图像。凡有界面，必有图像。图像出现在一切地方，不仅是静止的、可供凝视的，更似一道信息符号的洪流。

著名史学家吕西安·费夫尔（Lucien Febvre，1878－1956）在《文字文明》中写道：“因为缺少时间，在我们这个生存斗争的时代中，每个人都被自己的日常事务粘住，很少会有空闲的时间。要了解一篇文章，即使是很短，也需要许多分钟。而看一幅画、一张草图、一张照片只需要几秒钟”。

图像因为“一瞥可达”的性质具有自身的优势。在图像洪流的冲击下，即便是主流媒体，为了更好的传播效果，也必须给予图像更大的比重。因为图像比文字更形象、更直观、更容易形成冲击力、看似也更客观，所以有很多年里，普罗大众相信“无图无真相”。但问题在于：“有图未必有真相”，“照片”可能是“照骗”，“开局一张图，剩下全靠编”，成了无良媒体的法宝。

更加意味深长的是，自从有了社交媒体，我们自己不仅是图像的接受者和解读者，我们也是图像的挪用者和生产者。曾有社会学家揶揄说，从世界范围看，拍照和录影在人们生活中的功能，从某种程度上替代了语言，经过数字化扭曲的图像，是身份的展演、是自恋的表达。也有学者认为，图像或许可以解释为一种资本，围绕它正在形成元宇宙的入门券。

总之，在我们身边正在爆发一场图像的狂欢，而新闻学、传播学和媒介学，也必须对这一现象给以阐释和回应。

那我们的图像学从哪里开始呢？让我们一起从柏拉图的洞穴开始。

在《理想国》这部书中，苏格拉底让大家想象⼀个洞穴式的地下室，它有一条长长通道通向外面，可以让一道亮光照进来。有一些人从小就住在这洞穴里，头颈和腿脚都捆绑着，既不能走动也不能转头，只能向前、看着洞穴后壁。在背后远处，燃烧着一堆火，火前面还有⼀道矮墙。有一些人拿着各种器物举过墙头，从墙后面走过，有的还举着用木料、石料或其他材料制作的假人和假兽。这些物件在火光的作用下，在洞壁上形成种种阴影。被束缚在洞穴深处的囚徒们，不可避免地把这些影子看成是实在的实物，而对于造成这些影子的东西（比如背后的这些人）却毫无概念。

基于此，舆论学奠基人李普曼（Walter Lippmann，1889－1974）提出了“拟态环境”和“刻板印象”的概念，是对柏拉图洞穴之喻的另一种描述。在媒介化社会中，人们看到的并不是“实在之物”，而是它的影子，影子构成了一个并非客观、却被当成客观的环境。生活在这个虚假环境中的人们，形成了对于事物的固定而笼统的看法（即刻板印象），且不自知。

传播学奠基人施拉姆（Wilbur Schramm，1907－1987）一生著作等身，他的最后一部著作是《人类传播史》。全书始于远古的洞穴，它探讨洞穴深处的岩画，到底具有什么样的功用。

无论是柏拉图笔下的影子，还是施拉姆提及的岩画，我们在这里，概括地将它们理解为“图像”。在学会“说”之前，人类先学会了“看”。在发明“文字”之前，先使用的是图像，先理解的也是图像。图像一直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同时，图像也一直引发人类社会的迷茫。我们爱它，我们恨它，有时图像令我们恐惧，大部分时候我们依恋图像。

如果说，洞穴是人类图像生产的元空间之一，到今日，处于图像包围中的我们，是不是依然生活在柏拉图的洞穴里？可能有变化——操纵幻影、生产图像的人，不再是矮墙后的少数精英，我们每个人都在玩转图像，自我欣赏、互相伤害，这个洞穴早已经光怪陆离。那么，这个洞穴的未来，是不是就是我们用图像编制的茧房，是不是就是未来元宇宙的预演呢？在小说《三体》中，太阳系最后被降维打击，一片“二向箔”使得太阳系成为一个二维的图像，想一想真的是 “细思恐极”。

回到图像的定义，到底什么是图像？在西方世界，柏拉图洞穴中的影子（shadow）、picture、image，乃至icon、graphic、vision，词义是重叠的。图像、影像、偶像、形象等等都是不好区分的，既包括客观的、物质的图像，与主观的、认知的图像，完全混杂在一起。

总体来说，图像是人类视觉的基础，是自然景物和现实事物的反映，是人类认识世界和人类本身的重要源泉。宽泛意义上的“图像”是人的视觉系统所接受的图形在人脑中所形成的印象或认识，照片、绘画、剪贴画、地图、书法作品、手写汉字、传真、卫星云图、影视画面、X光片、脑电图、心电图等都是“图像”。

使问题复杂的是，在图像旁边还有形象。如果图像是有物质载体的，形象则能在现实界与想象界之间游走，比如个人形象、品牌形象、国家形象，还有种种文学形象，如吸引了很多青少年的克苏鲁、权力游戏等等。

所以，西方认为，21世纪的问题是“形象”（image）问题。我们生活在一个由图像、视觉仿像、刻板印象、幻像、拷贝图像、模仿和幻像主导的文化中。

我觉得，理解西方对于图像定义的比较简便的方法，是从客观存在、主体心理、人为表达三个层面进行综合的理解。

相比之下，我们中文世界的图像定义，有着深刻的智慧。按照《汉语大词典》，绘制、印制或者摄制的形象，就叫图像。《说文解字》和《尔雅》是这样说的：“图”，有地图、谋划、模写形象诸般含义，隐含“秩序的象征”。而“像者，似也。”既包含实物的形象，也包含易经的卦象、还有心中的想象。在图像的旁边，画，乃是“形也，绘也，以五色绘物象也”。突出的是形象与色彩的联系。

可惜后来，偏于知识的“图学”式微，偏于艺术的“画学”大兴。当我们说“图画”的时候，重点落在了“画”上。当我们说“图像”的时候，重点应该落在“图”上。

在中国，自古有“河图洛书”的传说。宋代史学家、校勘学家郑樵《通志·总序》有言：“河出图，天地有自然之象，图谱之学由此而兴。洛出书，天地有自然之文，书籍之学由此而出。图成经，书成纬，一经一纬，错综而成文。古之学者，左图右书，不可偏废。”这里是在提示我们，图像与文字不同，但图像与文字两相对照，才能走向文化。

书籍史专家，比如清代的经学家胡渭，在《易图明辨》这本书里提出：古代的书，如《诗》《书》《礼》《乐》《春秋》，都是带图的。他说：“古者有书必有图，图以佐书之所不能近也。凡天文地理，鸟兽草木，宫室车旗，服饰器用，世系位著之类，非图则无以示隐赜之形，明古今之制。”

这提示我们，在中国曾有特别重要的图像传统，可惜的是，这些知识我们一般听众是不太懂得的。

从12个现象出发

透视媒介化世界的运行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