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惭愧，迄今我都没有完整地读过张爱玲的小说，只是牢记着、赞叹着那些经典的佳句片段。可能是因为小时候看电视，无意间看了《半生缘》和《金锁记》。那时的我尚处天真懵懂，《半生缘》还勉强能理解，着实为了曼桢揪心，想不通她为什么要承受那些个折磨，也很是为了那一句话而感概 “我们再也回不去了”。 可是看《金锁记》就是巨大的冲击，压根完全不能接受，想着这世上怎么会有那么变态的作者，心理也忒扭曲。小时候这个主观印象真的很可怕，导致很长一段时间兀自厌恶张爱玲，自然也就不愿去认真地读她的小说。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终因体会了那一句 “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从尘埃里开出花来”，自此才对张爱玲的印象渐渐发生了改变。

工作后曾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你现在能理解张爱玲，是因为你成熟了。当你懂的事多了，你把她的作品都读一遍，你还会越来越发现她的慈悲。一个聪明人，看清人性和世态，不伪装不粉饰，还能切实描述得有声有色，这得是多大的才情、智慧和胆识”。我挺佩服这个朋友的，为着她的眼界和见解。后来我看夏志清先生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推崇张爱玲甚至远超鲁迅，盛赞她为“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称《金锁记》是“中国自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于是越发明白自己曾多么地浅显片面。此外，傅雷先生在《论张爱玲的小说》中也曾力推《金锁记》，“每句说话都是动作，每个动作都是说话，即在没有动作没有言语的场合，情绪的波动也不曾减弱分毫”。再后来甚至有一位新西兰的网友跟我提过，“你没发现现在很多人身上都有曹七巧的影子吗？” 我仔细想了想，确实。所以深觉自己很多时候看问题还是流于表面忙于臆断，不够透彻。

关于张爱玲的死，我也曾和许多人一样，觉得她孑然一身客死异乡，极其悲凉。可是在看了关于一些细节的描述后，我倒不觉得她是可悲的寂寞，反而是自主选择的满足，以她一贯的张爱玲式的做派，清冷、孤傲。尽管她是死后几天才被发现，但是洛杉矶探员古斯曼看到的现场是一个身着赫红色旗袍的华裔老太太，十分安详地躺在空旷的大厅中一张精美的地毯上，没有痛苦挣扎的痕迹。法医认为是死于心血管病，而张爱玲的遗嘱执行人林世同认为是无疾而终。她走得很安静，仿佛知道时日不多，清醒地整理了各种重要的信件和证件，装进手提包里，放在靠门的折叠桌上，足以让旁人一眼发现。虽然死亡是生命必然的结局，不受人为意志左右，但张爱玲确确实实规划好了她的死法，这样的结局难道不是她精心选择欣然接受的麽。我反倒是很欣赏，这种大家口里所谓的孤寂冷清总比浑然不觉稀里糊涂地被结束生命要主动坦然得多，也未尝就不如亲朋好友在病榻前哭得死去活来显得庄重。也许儿孙满堂承欢膝下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临终梦想，甚至就可能是最正确的盼求，但那不是张爱玲的。张爱玲或许也不是为了保持她的传奇作家形象才选择的这种活法和死法，事实上就是一个普通的孤老太太，但她坚持了她自己的意愿，并且最后如她的遗嘱所托，骨灰洒向了空旷无人的大海，这多少也让人想起那一句“于千万年之中，时间无涯的荒野里”。

那时在美国，曾有两个中国作家的英语小说令英文母语读者所钦羡，一个是大名鼎鼎的林语堂先生，另一个就是张爱玲。张爱玲的《秧歌》曾令时任美新处处长感慨，大意是 “我自己写不出那么好的英文。我羡慕嫉妒她的文采”。 然而大多美国人还是更为喜欢林语堂的作品，甚至有评论家在读了 《生活的艺术》后恨不得 “跑到唐人街，一遇见中国人，便向他鞠个躬”。可是实事求是，我们都知道，林老描述的那种庄子的淡泊、陶渊明的闲适，离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有点远，品茗行酒、吟风弄月也是偶尔为之，生活中也许我们更多经历的是张爱玲书中那形形色色的困苦。张爱玲的小说实在太现实，太具自我批判意识，她把事实，甚至是那些不堪，放大了陈述在各个看客面前，语言客观冷静到严酷犀利，一针见血令很多老外不能接受，作为同胞很多时候也不见得喜欢，多少会觉得她尖酸刻薄，离经叛道，想她怎么尽写那些不愉悦的事情。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石黑一雄说过 “人重要的不是年龄而是经历。有的人可能活到一百岁也没经历过什么事”。张爱玲的丰富身世恍若一部文学作品，爷爷是清朝的翰林，奶奶是李鸿章的掌上明珠。母亲黄逸梵的祖父也官拜水师提督，门庭显赫。只可惜张爱玲出生之际，这个辉煌一时的大家族恰如红楼梦里结局一样正走向没落。美国作家梅勒曾经回答说 “一个不愉快的童年是文学上最好的训练”。或许因为如此，张爱玲在十几岁时的文字就比当时三四十岁的人还要老道。在她的身世故事中，最令我感触的是她和她母亲的关系。众所周知，张爱玲与母亲不和，更亲近她的姑姑张茂渊。张茂渊为人也是十分清高、独立、率真，做自己喜欢的事，爱自己喜欢的人，这对张爱玲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很多人可能一味执拗于张爱玲对亲生母亲的敌意，却并不知道她最终明白了母亲一直是爱她的，所以她在《爱恨录》把母亲奉为自己所爱的人。

张爱玲的母亲黄逸梵也算奇女子，出生于封建家庭，但在思想上却是个独立的新女性。她不满张父的纨绔、抽大烟、热衷娶姨太，毅然决然与之分开。但是她自始至终对张爱玲的要求甚高，打小不让她缠足，坚持要她接受高等教育，学钢琴、学英语、学绘画，在教育上的事情必要认真过问做主。因为母亲的美貌和才识，在小张爱玲的心里，母亲犹如女神一样地存在，她说 “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要穿高跟鞋，十六岁可以吃粽子汤团，吃一切难以消化的东西”。那时母女俩很亲密，在文学上也找到默契和共鸣。有一个小细节，张爱玲在《私语》里写道，“《小说月报》上正登着老舍的《二马》。杂志每月寄到了，母亲坐在抽水马桶上看，一面笑，一面读出来，我靠在门框上笑。所以到现在我还是喜欢《二马》。” 出乎意料吧，《二马》是老舍早期的得意之作，但张爱玲对它的喜欢更多是出于孩子对母亲的爱，只因母亲读过才记忆深刻，与众不同。然而好景不长，她对母亲的眷恋于后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是在她与继母、父亲彻底闹翻后，改而投奔母亲。那时因为战争触发物价飞涨，恰巧之前母亲又把钱给了她的姑姑，可惜张爱玲并不知情，她只是诧异于母亲的窘迫，厌恶她凡事都要提到钱似乎要让她记清恩情似的，所以她转而更亲近姑姑，因为姑姑为她挨了父亲的打，在脸上留了疤都不主动提一句。她逐渐恨上母亲，后来赚钱了还特意拿钱去还。母亲当场就哭了说“虎毒不食子暖”。紧接着不久，母亲却把那些钱输在了牌桌上，于是这对母女的关系就如 《小团圆》里所说 “一条长长的路走在了尽头”。

后来，世人多认为张爱玲恨意不减不愿见母亲临终一面，而事实是她迫于经济原因才没有飞去英国，因而深深后悔。母亲至死前仍保留着张爱玲读书时稚嫩的照片，并于死后把财产一并留给了她。张爱玲可能是在母亲过世后才真正意识到是自己有多么爱母亲，远超想象，大病一场。“笑，全世界与你同声笑；哭，你便独自哭”。为此，洛杉矶华语文学会的吴先生讲诉过一件事，他曾在张爱玲晚年去拜望过她，发现她正喃喃细语，然后回过头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慢待您了，我在与我的妈妈说话呢。来日，我一定会去找她赔罪，请她为我留一条缝。真的对不起，我想您会理解的，我现在唯一想说话的人就是妈妈” 。吴先生当即感怀地哭着离去，后来在张过世后他重回旧地，亦是感念往事含泪而来。也许正因为母亲，因为忏悔，张爱玲才会说 “如果你认识从前的我，也许你会原谅现在的我”。

无论亲情、爱情，“生在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张爱玲一生最为人诟病的大概就是她与胡兰成的感情。我猜那个年代，胡好歹是有些才华的，要不怎么那句“岁月静好”至今还占据不少文艺青年的心。以前一直很讶异，以张爱玲的冷静、聪明，那样敏锐的洞察力，怎么会被迷得失了心性，竟然用稿费奢养着胡兰成，而胡居然还能恬不知耻地把钱花在其她女人的身上。感情真是盲目的东西，好像谁说过 “感情一旦从前门进来，理智就从后门出去”。至于张爱玲和美国人赖雅的感情，想来大概是她恋情中最温暖的一段，尽管很多人误解讥讽张爱玲是因为想学习英语才和赖雅在一起，这个偏见简直称得上荒唐。可能他们并不清楚当年上海的圣玛利亚女子中学的英文教学是什么水准，也不知道张爱玲曾以远东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伦敦大学，只是因为战事才改念了香港大学。除了这两段感情外，张爱玲还有短暂的鲜为人知的恋曲，据说是和当时在上海从事电影创作的导演桑弧，而桑弧只在《回顾我的从影道路》里提过一句张爱玲，张自己更是讳莫如深。我也是前不久才无意间读到 “雨声潺潺，像住在溪边，宁愿天天下雨，以为你是因为下雨不来” 是写给桑弧的，据悉当年闫红曾在片场试图将这段冷泉幽咽打捞上岸，读者却只能在小说《小团圆》的燕山身上发现端倪，小说里的女主人公九莉没觉得自己能嫁给燕山，但她不后悔和燕山的事，最后她独自去了海外。

总之这一切的一切构成了张爱玲，看似身形单薄，却蕴藏旁人无法想象的丰富阅历，一个天才作家，身世经历旷世传奇，感情遭遇曲折坎坷。即便是这样，她始终秉承自我，依着内心而活，孤独、桀骜、冷艳地做着她自己，大大方方创作极具她个人标签特色的文字，向世人毫不吝啬毫不掩饰地诉说着她的故事。

“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 —— 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 —— 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人都是孤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