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目字管理

陈丹青有一次谈及艺术史时，强调应该重视各个学派之早期作品的重要性，因为与流派成熟时期的集大成者相比，他们的作品或许相对简单和粗糙，但学派早期作品中往往蕴含着能够打破艺术陈规的新鲜眼光和感受力，那种元气淋漓的直觉和创造力。

正如卢曼所指出的，市场概念最初的含义乃是指允许交易进行的特定地点的名称，到这个时候反而变成了一种形式的概念，被用来指不依赖于其他社会特征的交易的内在逻辑。

因此，数目字管理既有通常意义的数据的收集和量化统计的含义，但其更重要和核心的含义，还包括产权制度、中立理性的司法制度等在内的一系列社会基本体制的安排。

卢曼所指出的，市场概念最初的含义乃是指允许交易进行的特定地点的名称，到这个时候反而变成了一种形式的概念，被用来指不依赖于其他社会特征的交易的内在逻辑。它有内在的驱动性，就是 “专殊化了的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角色互补性 ”

理论中的基本概念，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和层次

传统中国的超大规模性对官僚组织的有效治理所形成的挑战与制约：传统中国治理的超大规模性，一方面催生了中国官僚机构的早熟，另一方面又把官僚组织技术方面的缺陷放大了。这就构成了中国大一统国家自古以来的一个基本矛盾。

黄仁宇自己对技术概念的解释，是将它归纳为如下三点：一是资金的广泛流动，剩余之资本通过私人贷款的方式，彼此往来；二是经理人才不是人身关系的雇佣，因而企业扩大超过所有者本人耳目能监视的程度；三是技术上的支持因素通盘使用，如交通通信、律师事务及保险业务等，因此各企业活动范围又超过本身力之所及。

黄仁宇在《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的第一章曾提及陶尼所谓的资本主义发生学方面的三个主流学派：首先是注重生产关系的学派，例如马克思的理论。其次是注重精神性力量的学派，例如韦伯的理论。第三个学派就是强调技术面向的学派，着重自然经济向金融市场经济的转变。黄仁宇认为简单套用这三个学派来解释中国都不令人满意，但他认为自己在宽泛意义上属于第三个学派。

黄仁宇所谓中国下层无法用数目字管理，很大程度上就与民间私有财产权及其变动的界定与保护的缺乏有关系。对黄仁宇而言，这首先是私人财产权边界的划定；其次意味着私人财产权是可以通过市场的机制与机构而被货币所量化的；然后是，当围绕着私人财产权的边界和权属变动发生争议时，又有中立和客观的司法裁判予以理性公正的裁断。在此基础上，各种辅助和服务的机构才能够发达兴旺，从而形成以货币为媒介，具有内在自主运作逻辑的货币经济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