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到巴黎是在一个冬夜，第二天中午醒来，先不管卢浮宫、大铁塔，坐地铁6号线直奔拉雪兹神父公墓。为了不走错路，在门口买了张地图，因为这里埋葬着许多名人，王尔德、肖邦，还有我们中学历史课本中提到的公社社员墙。在地图上先找到吉姆·莫里森的名字，到了附近，看见一群衣衫“褴褛”的嬉皮士聚在那里，知道就是了。一个站在后面的女孩认真地哭着，问她哭什么，她说，“今天是他的生日”。除了玫瑰，他的墓地还供着很多与众不同的东西：香烟、啤酒、写在纸片上的诗歌、涂鸦……唯独在这儿，生死之间的差别不是那么庄严。

音乐伴随着我们每个人的成长，那些令人难忘的歌曲，在生活的不同时期出现的音符，就成为生命的配乐。90年代中，郝舫带着奥利弗·斯通拍的电影《大门》的录像到我们学校来做讲座，那时大学里这类文艺讲座很多。之前不久刚在收音机里听过大门乐队的《风雨骑士》，一听到就傻掉了，不知道摇滚音乐还可以这样富有戏剧性，像宗教音乐那般辉煌。

现在，吉姆·莫里森已经去世37年，大门乐队也已经成为不朽的传奇。在奥利弗·斯通的电影中，他把吉姆塑造成一个沉溺于酒精的浪子，但在文本传记《此地无人生还》中，则对他有比较全面的展现，可以看到他的才华、敏感、教养、哥们义气，他的阅读癖、自我解嘲的幽默感，以及贯穿他生命始终的反叛精神。这本书在他去世后完成，建立在对其他乐队成员以及他家人和朋友大量采访的基础上。两位作者是杰里·霍普金斯和丹尼·萨格曼，前者曾经是《滚石》的撰稿人，给吉姆做过长篇专访；后者13岁就在大门乐队的办公室出入，从帮歌迷回信做起，一直跟随乐队多年。

吉姆的整个人生是各种极端性矛盾的集中点。他出生于一个美国海军家庭，父亲47岁成为美国海军史上最年轻的上将。男性军人“父权神圣，不可侵犯”，激起吉姆强烈的对抗情绪。他从小喜欢阅读，对各种疯狂的文艺理论敏感，读尼采读到了骨子里。他还是个中学生时就已经桀骜不驯和自我放纵，青少年时代喜欢绘画和写诗，在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学电影之前，都不曾表现出对音乐有什么特别的热情。但是在加州海滩和后来“大门”乐队的键盘手瑞·曼扎克的偶遇，使他成为一个自我创作的歌手。他既羞怯又有表现欲，舞台表演给了他的疯狂一个出口。当一份音乐杂志问他是怎样为成为明星做准备时，他只是答道：“我不再理发了。”然而他没有说出来的是“我开始嗑药了”。他用这种手段来实现尼采所说的酒神精神，找到进入另一个世界的感知的大门，乐队的名字就来源于这个典故。在60年代，很多人都是这样以超速度向人生的终点狂奔，不过本来他们在意的可能也就是生命的强度而非长度。这一过程也释放出吉姆内心黑暗的一面，成名后他和家庭彻底断绝来往，把自己视为革命性的人物，但他又不愿意领导革命，他们的歌词从来没有像披头士那样，有“让我们来改变世界吧”的煽情。尽管他说自己的一些歌曲是以图像的形式进入脑海，但他却一直都很清楚那些图像中的反抗与启示录般的本质——做一个殉道者。当他的歌迷与摇滚界开始把他当做是社会政治运动的带头人时，他表面上不为所动，内心还是高兴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相信专辑能发挥与早期革命中的印刷品一样的作用。

吉姆·莫里森的歌词特别有属于后60年代的悲哀，要知道当时其他人都在唱“让我们去圣弗兰西斯科吧”、“洛杉矶让我觉得安全又温暖”、薄荷油、钻石天空之类，大多很欢喜，充其量有些惆怅，但他的歌词很多有洞悉真相的悲伤——通篇看上去比较诗意，也比较浅显，但最后他总是难以自弃地坠入黑暗，迷失在信仰的虚无里。乐队最经典的长歌《结局》产生于1966年的一次酒吧演出，那时他嗑药已经越来越重，有时还酗酒，晕晕乎乎耽误演出。瑞去他住的汽车旅馆接他，他告诉瑞，他刚服用了1万微克的LSD，而平时人的用量是500微克左右。瑞不相信，但吉姆就是这么告诉他的。那天晚上在酒吧，吉姆显得很条理清楚地对乐队说，“我们来唱《结局》吧”。这首歌曲大约有12分钟长，前两段是永别的挽歌，中间类似一个中世纪男巫的呓语，但那天快结束的时候，他喊出了这首歌曲最终版本的12行诗句，就是那个著名的弑父亵母的故事，吓坏了在场的所有人。当人们反应过来，有的是愤怒，有的是震惊兴奋，几天后这些句子不胫而走。这首歌最终让吉姆跻身现代主义的音乐殿堂，它是莫里森意志的集中体现，包含着对权威强烈的反抗和蔑视情绪，后来被他在UCLA的师兄科波拉用在了电影《现代启示录》中。

其实吉姆的学识、思想和出身使他和很多歌迷有隔阂——他是个大学毕业生，不是辍学学生，他博览群书，他想疯狂地反抗一切，但他内心有强烈的天主教意识，被某种美好的善良的情感牵扯着，无法真正做到无耻和冷酷无情。他无法自我平衡这些不协调，于是深陷毒品和酗酒。

1967到1969年是大门乐队的鼎盛时期。人们看到的是吉姆·莫里森的才华，总有经纪人游说他摆脱乐队其他人，这样他可以成为更大的明星，使用雇佣乐手，挣到更多的钱。而他转脸就把这些话告诉其他乐队成员，最后的结果就是几个人合计怎么把这些经纪人赶走。有的乐队成员对他荒诞不经的生活态度心存不满，但也明白离开了他，他们根本没能力把这个神话续写下去。在乐队中，和吉姆关系最好的应该还是键盘手瑞·曼扎雷克，他也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音乐人，大门乐队的音乐留在人们脑海里的除了吉姆低沉的嗓音，就是他充满迷幻感的键盘。最开始，吉姆和瑞给大门乐队的定位是想史无前例地把摇滚乐与诗歌、戏剧嫁接起来，把表演者和观众联合起来，但他发现他高估了乐迷的智商，他们只为他在舞台上的“表演”激动不已，为他的性感迷醉。他的演唱会总是引发骚动，他觉得自己的工作是一种信仰般的体验，但最后却成为娱乐闹剧，他对此感到失望，但他也无法因此就回到循规蹈矩地在舞台上唱歌上。

吉姆享受作为明星被众人宠坏的感觉，身边总是聚着一批阿谀奉承的食客，他们陪他去喝酒，随时给他点烟，像忠实的奴仆一样。而与此同时，他对摇滚明星身份的厌倦感与日俱增。自从詹姆斯·迪恩去世，马龙·白兰度发福以后，时代就需要一个男性性感偶像，犹太人迪伦长得有些奸猾，披头士们又太过可爱，吉姆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忽然发现自己成了性感偶像了。从那时他就开始了自我颠覆之路——真正有反叛精神的人最后总要走到这一步，首先就是颠覆自己的偶像化，蓄须明志，任由形象变得邋里邋遢。他想要掉转方向，转而投身在诗歌和电影上，他对朋友说，“如果一年之内我不能找到发挥创造力的新形式，那我无非是一个只会怀旧的怪物”。他后来出了几本诗集，但没有走得更远。主要由于他一开始就以团队协作的面貌出现，让他无法甩手离开的不是他本人对成功的留恋，乐队其他成员贪恋得之不易的明星地位，经纪人也巧言令色阻止他左右四顾，一见他在诗歌上花费精力太多，就要把他拉回来。这个世界有意思的是，总是不知不觉者指挥大彻大悟者，其实吉姆本人并不拜金，开简单的美国车，住在普通的旅馆里。他何尝不明白，但对这帮哥们儿他的反抗来得很尴尬，他酗酒、惹事、耽误演出，而乐队成员一次次容忍他。

业余时间，他喜欢到小剧场看实验话剧。1969年2月，他看到了他喜欢的“生活剧团”的激进剧目《此刻的天堂》。演员在舞台上齐声喊口号，有很多核心台词，其中一段是：“我们的身体本身却成了禁忌！我们为最美的东西感到羞耻，我们不能自然地彼此相处！文化压抑了爱！我被禁止脱光衣服！”然后演员开始脱光大部分衣服，只遮盖关键部位。这出剧给了吉姆很大触动，他连着看了一星期，这个月底就发生了摇滚史上著名的那次吉姆·莫里森在迈阿密演出暴露下体的事件——美国因此修改了演出法律，加上了反淫秽法。按照吉姆对乐队成员的说法，他本来是有策略的，平时不穿内裤的他那晚特意穿了条平角内裤，但是乐队成员看到他解裤子，担心他又要出怪露丑过去拦他，他只好就都暴露出来了。

在他后期推出的歌曲《洛杉矶女人》中，他叫自己Mr.Moho Risin，不仅是他的名字Jim Morrison的颠倒写法，还表达了一种逃避的愿望。他觉得只要还留在加利福尼亚，那些长久以来对他很好的人就会变成控制他的力量。1971年，他和女朋友帕梅拉飞到巴黎躲清闲。这一年詹尼斯·乔普林和吉米·亨德里克斯相继去世，吉姆发现他们仨的名字都是J打头，都是27岁，他还“欺负”过乔普林——在一个酒吧把她的头按在自己腿上，害得她满场追着他打。他总有些不祥的预感，走之前在一次采访中，他说：“我并不否认，这三四年来我有过美妙的时光。在很短的时间里，我遇到了很多有趣的人，看到了很多东西，这或许是我本来再活20年都经历不到的，我不能说自己对此感到遗憾。”从他在巴黎的朋友的描述中，那几个月似乎是他过得很安宁的一段时光，每天在小酒馆喝喝小酒，写写小诗。7月3日他在巴黎寓所猝死，官方说法是心脏病。90年代他在巴黎的好朋友、电影导演阿涅斯·瓦尔达终于开口对《巴黎竞赛画报》说，吉姆当时可能使用了一点帕梅拉的海洛因。和人们的想象不同，他并不是海洛因瘾君子，但它和酒精的混用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