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作家大卫·罗伯森

虽然在《福尔摩斯探案集》的创作中展现出令人惊叹的逻辑推理能力，阿瑟·柯南·道尔却在晚年堕入了对精灵的顽固信仰；因发明聚合酶链式反应而被授予诺贝尔奖的凯利·穆利斯（Kary Banks Mullis）笃信外星人的存在，并质疑“艾滋病是由HIV病毒引起的”。在《思维的精进》（The Intelligence Trap: Revolutionise Your Thinking and Make Wiser Decisions）一书中，大卫·罗伯森（David Robson）探讨了一个困扰我们已久的问题：为什么智商高的人也会犯错？

在罗伯森看来，如果我们想解释为什么聪明人会做蠢事，就必须先得理解智力是怎么定义的，这种定义捕捉到了什么能力，又漏掉了什么。这就不得不提“美国智商之父”刘易斯·特曼（Lewis Terman）和他那项著名的“天才的遗传研究”（Genetic Studies of Genius）。特曼相信，智力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某种特征。他改编了首先由法国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比奈（Alfred Binet）发明的智力测试，并笃信这种测试能够捕捉到个体的原始脑力，可以预测我们一生中在方方面面的事情上取得的总体成就。然而罗伯森指出，智力测试并不能衡量人类在做出决策和解决问题时需要的所有能力。与智商相比，更重要的是思维方式。那些犯错的“聪明人”，正是在这点上出现了短板。

短板之一，聪明人可能更容易受偏见的影响。加拿大心理学家基思·斯坦诺维奇（Keith E. Stanovich）发现，理性和智力之间的联系其实十分薄弱。而在一组研究认知偏见的试验中，斯坦诺维奇发现，SAT（美国大学用来招生的学业能力倾向测验）成绩更高的人其实“偏见盲点”更大一些，因为“认知能力更好的成年人能意识到自己的智力水平，并期望在大多数认知任务上胜过他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薛贵所主持的一项研究也发现，“赌徒谬误”在学习成绩好的参与者身上更为普遍，因为他们更容易认为自己比轮盘聪明。智商高的人也不一定能更好地权衡短期效益和长期后果。伦敦经济学院的研究发现，智商更高的人可能会喝更多的酒，并且更喜欢抽烟或使用非法药物。还有研究发现，智商较高的人更易陷入“财务绝境”，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可以更好地处理后果。此外，信奉超自然的行为在高智力人群中出奇的普遍。一项有关高智商门萨俱乐部会员的研究显示，44%的会员相信占星术，同时，56%的会员相信外星人曾造访过地球。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罗伯森引用了“动机性推理”这一术语来描述这种情绪化的、自我保护性的思维方式。首先，更高的智力并非必然会阻止偏见的形成。更好的学习能力甚至能帮智商高的人积累越来越多的“事实”，用来支持自己的错误观点。1917年，两个女孩声称拍到了一群仙女在溪边嬉戏的照片，但事实上它们是从一本故事书上剪下来的。通过当地的通神协会，这些照片最后落到了柯南·道尔手里。这位曾创造出夏洛克·福尔摩斯的传奇作家完全被女孩们的故事迷住了。为了让大家相信她们的存在，道尔甚至对这些照片给出了详尽的科学解释：在照片中，剪下来的图案被用帽针拼在一起，但道尔坚称这是精灵的肚脐——这证明仙女们在她们母亲的子宫里时，有脐带与母体相连。而对于为何我们看不到仙女的疑问，道尔借助了电磁波理论，宣称她们“由能发出更短或更长振动的物质组成”。

“动机性推理”也可能以非证实性偏见，或者说一种会排斥其他意见的怀疑主义出现。罗伯特指出，虽然爱因斯坦曾大大受益于他的直觉，但这直觉也使他在晚年误入歧途，让他对任何可能推翻自己理论的说法都充耳不闻。而且，这种偏见不仅让天才们受阻，也影响着那些智商稍高的普通人。在一项试验中，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丹·卡亨（Dan Kahan）给了参与者一组关于枪支禁令的参考数据，并请他们回答禁令是否有用。按照常理，计算能力越强的参与者越可能得出正确结论，但只有更倾向于反对枪支管控的共和党选民符合我们的期待。而对于民主党选民来说，无论他们的智商高低，很多人会跳过明确的计算过程，依据自己最初的错误直觉，相信禁令已经起作用了。

那么，如何避开这些“智力陷阱”呢？罗伯森用汽车打了个比方：一个强大的引擎意味着车子可以跑得更快。但除了强劲的马力，我们还需要刹车、方向盘、里程表、指南针和一幅准确的地图来确保汽车安全地抵达目的地。如果没有这些装备，更好的引擎也许意味着更多的危险——你很可能会撞上对面的车辆，或者是在原地兜圈子。也就是说，除了智商，我们还需要制约与平衡的能力，来保证大脑更好地发挥功能。

心理学家们的研究证明，好奇心不仅能锻炼我们的智力，还能防止我们陷入片面的思维

在避开“智力陷阱”上，那些“看起来没有很聪明”却取得了非凡成就的人或许能给我们些启发。德尔斐神谕中曾写道，“没有人比苏格拉底更智慧”。但苏格拉底得知此事后，感到非常困惑，因为他自认为自己并不拥有特别的知识。他开始与那些自认为有智慧的人进行对话，比如政治家、诗人和工匠，试图找到比自己更聪明的人。然而他发现，这些人虽然在某些领域有专门知识，但往往高估了自己的智慧，而忽视了自己的无知。最终，苏格拉底得出结论：他之所以被认为是最智慧的人，是因为他意识到了自己的无知。苏格拉底的哲学至今仍影响着对“智力陷阱”的讨论：心理学家伊格尔·格罗斯曼（Igor Grossmann）致力于对智慧的研究。他指出，适度水平的智力对实践中所涉及的复杂思考是有必要的。不过越过某个特定门槛之后，其他特质，例如智力的谦逊和开放性思维，对生活中那些真正重要的决策而言就变得更加关键。换句话说，能不能看到自己的偏见盲点，对于躲避“智力陷阱”非常重要。

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小时候在智力测试中只获得了125分。人们发现，虽然起初“智力有限”，但好奇心使费曼能够持续地培养和发展自己的头脑。起初到康奈尔大学当教授的时候，费曼开始害怕自己辜负同事们的预期，并因此感到筋疲力尽。但他记起了儿时的自己是如何享受物理学，似乎那是一件玩具。自那时起，他决心只研究自己真正感兴趣的问题，而不去管其他人怎么想。在康奈尔大学的自助餐厅里，他看到一个男人往空中扔盘子又接住它们。那几个盘子的运动让费曼痴迷，他开始思考它们摆动的样子和它们的旋转速度有怎样的关联，并发现这与电子的轨道惊人的相似。最终，他提出了影响卓著的量子电动力学理论。正是对探索的渴求令费曼接触到了并不符合当时正统的新体验和新观念；而它们又推动了他在此后深入钻研，为这些新问题找到解决方法。正如费曼的经历所说明的那样，心理学家们的研究也证明了，好奇心不仅能够锻炼我们的智力，还能防止人陷入片面的思维——对新信息的渴求将允许证据渗入观念的舒适区，增强我们吸收替代性观点的能力。

罗伯森总结道，智力陷阱远非某个个体犯错的故事，而是事关我们所有人的一种现象。它提醒整个社会去实践那些可能被忽略了的思维方式。令罗伯森感到欣慰的是，他所倡导的这些品质和能力正在被纳入到我们的教育、就业和社会系统中。比如，与费曼所展示出的好奇心相关，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卡罗尔·德韦克（Carol Dweck）强调一种“成长型思维”。拥有这种思维的人在面对挑战和失败时更有可能坚持不懈，更愿意学习新东西，并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德韦克的理论不仅在教育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她还和赛车手、足球运动员及游泳选手合作，试图通过改变他们的思维模式来提升他们的竞技表现。再比如，心理学家兼神经科学家莉萨·费尔德曼·巴雷特（Lisa Feldman Barrett）发现，偏见一部分来源于被情绪和直觉统领的行动，而那些更擅长描述自己情绪的人可以更批判性地分析它，并做出更明智的决策。在现实生活中，巴雷特等人的研究也正在逐步渗透到情绪智能测评和情绪管理工具的开发中。

在批判刘易斯·特曼等人对“一般智力”的痴迷时，罗伯森引用了心理学家詹姆斯·弗林的说法：智商在20世纪的兴起成为我们“认知的历史”，它呈现了我们的头脑被周遭社会塑造的种种方式。然而，罗伯森所倡导的思维方式似乎也正在贡献于一套新的“认知的历史”：学校和大公司开始将“开放型思维”“成长型思维”“情绪感知能力”进行量化，构建起一套新的、关于“优绩”和“成功”的评价体系。和许多心理学家正在面临并努力改善的问题一样，这些测试和量表首先必须面对的质疑是，它们所生产的数字是否能够准确地呈现它们本想要测量的东西。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当一个人的价值开始被数字所标定时，和100年前的刘易斯·特曼一样，我们是否依然忽略了一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