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大学人类学教授香农 · 李 · 道迪（约翰· D. 和凯瑟琳· T. 麦克阿瑟基金会 供图）

2008年到2013年之间，芝加哥大学人类学教授香农·李·道迪（Shannon Lee Dawdy）经历了四位亲人的离世。在视频电话里，道迪向我回忆起那段难熬的日子：往往尚未从上一场悲痛中恢复，新的重击便接踵而至。然而，在极度的悲痛过后，作为考古学家的她逐渐察觉到美国人的葬礼正在悄然发生变化。尽管这些亲人都选择了火化，但他们的骨灰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归宿：有的被埋葬，有的被抛撒，有的被制成纪念首饰，还有的被装入可生物降解的容器，融入家乡那条陪伴她成长的河流。

道迪熟悉丧葬考古学的那套传统：通过观察古老的墓穴和墓中的陪葬品，考古学家们得以推断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念、宗教信仰和日常生活。但道迪从未想过，自己正在生活的当下，当肉体变成一具空壳时，会发生什么。至亲的葬礼让道迪开始思考：美国殡葬业中出现的这些新变化意味着什么？

从2015年到2020年，道迪走遍了美国各地，寻访殡葬行业的从业者，了解他们正在目睹或是亲自推动的变化；她也走上街头，向普通人提出两个几乎算是触犯禁忌的问题：你觉得我们去世后会发生什么？你希望遗体被怎样处理？

一位丧葬用品分销商的一句话精准地概括了道迪的发现：“殡葬公司在过去100年里发生的变化加起来，都不如近10年的变化多。”道迪在《我想这样被埋葬》（American Afterlives）一书中记录下了这些变化：首先是火葬变得流行，除了省钱，这种丧葬形式也使各种由骨灰制作而成的纪念品成为可能；气候危机则让“绿色殡葬”越来越受欢迎——人们不再为逝者做遗体防腐，而是用裹尸布或者可生物降解的棺材来埋葬他们；更具革命性的变化也许是，越来越多的人绕开传统葬礼，转而发明自己的仪式：有人决定在自家的后院举行“家庭自办葬礼”，有人选择把自己的遗体制作成堆肥，也有人把家人的遗骸制作成钻石戴在手上。项目进行到一半时，新冠疫情暴发。从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中，道迪看到人们的失控感如何加剧，也观察到，许多年轻人开始思考自己的身后事，并主动规划起自己的葬礼。

2005年10月7日，美国LifeGem纪念品公司宣称发明了一种技术，能把尸体焚化后的骨灰制作成钻石（视觉中国 供图）

虽然描述的是发生在美国社会的殡葬实践，道迪的发现也折射出不少全球性的趋势和变化。2024年底，我在“预制生活”的封面主题下采访了几位为自己“预制”葬礼的年轻人。虽然他们创造出的“葬礼”各有特色，但有一个共同点令我印象深刻：他们不满足于传统的丧葬仪式，想要为亲人或自己设计葬礼，作为情感的宣泄和个性的表达。当我把这些新现象讲给道迪时，她表现得很惊喜，因为这些发生在大洋彼岸的事情似乎也验证了她在书中的结论：虽然我们可能离传统的仪式越来越远，但这并不意味着已经不再需要仪式来纪念死亡。相反，人们拥有了新的空间，可以根据个人感受创造出对自己更有意义的做法，来弥合死亡留下的那个“坑洞”。

刚开始这个项目时，道迪也遭到过冷遇：一听她在研究死亡，有人便怀疑她是什么奇怪的“哥特公主”，要不就是有抑郁倾向，也有人担心参与她的研究会把自己搞得更郁闷。但随着研究的推进，道迪发现，拥抱死亡的现实，非但不会让心情变得更沉重，反而会更轻盈。就在几天前，她收到了一个朋友对这本书的反馈。对方是位学者，却没提任何和学术有关的事，只告诉她，这本书提供了一种平静的抚慰，缓解了他的生存危机。

在采访接近尾声时，我发现了道迪的手背上文着一只蜻蜓。我记得道迪在书里也提到了蜻蜓。那是一位殡葬师的故事：在朋友的葬礼之后，这位殡葬师也分到了一点骨灰。她一直把骨灰装在一个小密封袋里，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后来，在参加一次漂流活动时，她取出了密封袋。就在这时，一只蜻蜓落在了她湿漉漉的手上，直到她把朋友的骨灰都撒进水里之后，蜻蜓才飞走。这位殡葬师告诉道迪，根据美洲原住民的说法，蜻蜓落在你身上的话，就意味着有爱你的人来访了。

我问道迪，她手背上的蜻蜓是否和书里的那个故事有关。她点了点头，“与其为每个逝去的挚爱文身，我更愿意让这只蜻蜓代表我此刻心中所思念的那个人。他们虽然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但依然存在于我的记忆里、我的心中，并融入了我的生命。而当有人问起这个文身的含义时，我就可以聊起这个故事。那一刻，就是我们放下禁忌，开始谈论死亡的时候。”

以下是本刊对香农·李·道迪的专访。

2020年5月4日，美国纽约，新冠疫情期间，亲属通过视频进行遗体告别（视觉中国 供图）

参加完那场葬礼，我更加悲伤了

三联生活周刊：说到那四位亲人的离世，他们的葬礼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香农·李·道迪：我经历过好的告别，也经历过糟糕的告别。比如，虽然没有精心策划父亲的葬礼，但它确实给家人们带来了笑声和慰藉。当时，我们带着他的骨灰来到家乡的一座桥上。我们将骨灰撒入水中，刹那间，河里的鲤鱼开始游动，围绕着那片灰烬转了几圈。水面泛起了气泡。我爸是个非常健谈的人。我们笑着说，爸爸一定是在给它们讲关于大鱼的故事，而鱼群则专注地倾听着。

但并非所有的葬礼都能带来这样的慰藉，有些反而让我更加沮丧。我有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我们亲密无间，几乎像姐妹一样。然而，上大学后，我们渐渐疏远，直到某一天，我得知她因癌症去世的消息。那是一个传统的美国葬礼，她的遗体经过修复，静静地躺在棺木里供人瞻仰。她看起来完好无损，甚至不像一个癌症患者，反倒更像是一位模特。她的母亲让我有些不知所措——她微笑着，温文尔雅，像是在尽力扮演一位得体的女主人，确保每个到场的人都感到舒适。她并没有否认死亡的存在，但似乎在努力将死亡与悲伤隔离开来。在这样的氛围里，我甚至不敢真正表达自己的哀伤，尽管那一刻，我只想痛痛快快地哭一场。离开时，我感到更加悲伤。

三联生活周刊：我曾经跟一些年轻人聊过，他们在传统的葬礼后也有和你一样的感觉。因为无法抒发悲伤，一些人甚至想为家人和自己策划葬礼。

香农·李·道迪：是的。我在书里没能详细讨论这个问题。一般来说，仪式至少会承认我们的情感状态，即使它也试图以某种方式引导情绪。在世界各地，不同的文化有着各自的仪式，一些仪式甚至会刻意放大人们的情绪，让悲伤得以释放。比如，在某些葬礼上，女人会放声哀号，人们会用力敲打棺材。在这种宣泄之后，悲伤似乎应该终止。但事实并非如此，哀伤不会因为一个仪式就消散，它仍会潜伏在心底，持续存在。我们也看到，尽管一些仪式旨在帮助人们应对悲痛，它们有时却可能适得其反，让人感到更加不满足，甚至更孤独。

三联生活周刊：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在中国讨论死亡都是一种禁忌。在美国存在这种禁忌吗？

香农·李·道迪：美国文化对死亡有一种近乎痴迷的态度。看看好莱坞电影中那些充斥着血腥和暴力的场景，就能感受到这股对死亡的某种崇拜。但这种“崇拜”往往仅限于抽象的死亡，或者是他人的死亡。一旦话题转向我们自己或至亲的死亡，禁忌仍然存在。

或许，新冠疫情带来的最大变化之一，是让人们更愿意讨论自己的死亡。尽管死亡仍然是一个敏感话题，但相比过去，人们开始愿意面对它，与它共存，甚至坦然地讨论自己的死亡安排，包括如何处理自己的遗体、如何规划葬礼。我认为这种开放的对话非常重要。

骨灰挂坠盒（视觉中国 供图）

“来世”始终存在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书里描绘了各种各样的丧葬方式。为什么会有人这么在意自己的葬礼？可能会有不少人觉得，一个人的去世就意味着他已经告别了这个世界，如何被埋葬并不重要。

香农·李·道迪：这可能听起来有些老生常谈，但葬礼从来不是为死者而设，而是为仍然活着的人准备的。为自己的死亡做些安排，留下指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种体贴的举动。它甚至可以表达对你所爱之人的最后善意——它减轻了他们的一部分负担，让他们在悲痛之中不必做出那些艰难的决定。更重要的是，你留下的指示或许能给予他们一个空间，让他们能够通过仪式去感受、去表达对你的思念；同时，将关于你的记忆具象化，让你在他们的世界里继续存在下去。

即使有人不相信宗教意义上的来世，但在我们的记忆中、在我们的社交关系里，某种形式的“来世”始终存在。一个人去世后，并不会真的彻底消失。我们爱过的人，我们曾亲手种下的树，我们传承下来的食谱，乃至我们分享过的思想，都构成了一种持续的遗产，一种延续在人与人、人与动物、人与自然之间的生命网络。这本身就是一种“来世”。而葬礼，正是对这一点的承认。它提醒我们，正是这种延续，使我们的生活真正有意义。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说宗教已经无法填补死亡留下的“空洞”了？

香农·李·道迪：教会和宗教社区之所以能在小城镇长久存续，关键在于它们不仅是信仰的场所，更是社区中心，人们在其中彼此支持、互助共存。如果有人迎来新生儿，教会可能会提供婴儿衣物和托育帮助。如果有人去世，教会也会帮忙筹措葬礼费用。在这些小镇上，缺乏丰富的娱乐方式，去教堂唱诗、参加教会组织的电影放映或野餐，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然而，人口流动正在改变这一切，这种变化在中国或许也同样显著。人们不断迁徙，离开家乡，涌向全国各地的不同城市。过去，一个来自爱荷华州小镇的年轻人或许会搬到芝加哥后立即寻找新的教会加入，但如今，这种情况已不再普遍，宗教的影响力逐渐削弱，原本稳固的社交纽带也随之瓦解。

三联生活周刊：但是人们的精神需求确实存在？就像你在书里说的一样，美国人非但没有变得更世俗，反而更“灵性”（spiritual）了。这种“灵性”和“宗教性”有什么区别？

香农·李·道迪：当我开始这个项目时，我原以为人们只是变得更加世俗，不可知论者和无神论者的数量会持续增长。但事实并非如此。“灵性的，但非宗教的”正在成为一个独立的类别。在约会软件上，它甚至成为一个选项，与基督徒、佛教徒、无神论者并列。

我对“灵性”的理解是，它承认这个世界上存在某种神圣之物，认为个体的存在以及我们对时间、宇宙的体验是独特而深远的。这种灵性的核心在于它激发敬畏和惊叹，并让人感受到超越理性理解的联系。比方说，我们不仅在书本中学习生态学，更重要的是，当我们登上山峰，看到数百万年间沉淀出的壮丽景观时，我们会感受到一种敬畏，这正是灵性的体现。与之相比，传统的宗教往往意味着一种制度化的信仰体系，它有经典、正统教义、理论框架，以及具体的仪式和建筑。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观察到，近些年来，中国人的“情感消费”也在上升。人们不仅愿意花钱去看心理咨询师，也有越来越多人投入到冥想、星盘和禅修之中。这是否是一种全球性的趋势？

香农·李·道迪：这些现象非常有趣，虽然我在书中没有深入探讨，但我认为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关于异化的理论。通常，人们关注马克思提出的劳动异化，但他同样认为，消费也会导致异化。在资本主义体系下，我们几乎可以获得任何想要的商品，消费被塑造成一种满足感的来源，仿佛它能让我们更快乐、更完整，甚至成为自我表达的方式。但现实是，我们买了东西，却仍然不开心。被物质包围的我们，反而更渴望真实的体验，试图在某种程度上克服这种异化感。

我还观察到，人们在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寻找替代方式。比如DIY（自己动手）的流行。编织和自酿啤酒，都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享受用双手制造事物的乐趣，而不仅仅是购买现成品，或许正是一种对消费异化的反抗。

有人也开始自办葬礼，作为一种“精神自助运动”。自办葬礼一般会持续3天。这种做法在许多文化中曾经广泛存在——在欧洲及其殖民地，几天不眠不休地守灵曾是常见的传统，直到19世纪末期才没落。对于生者来说，3天的时间让他们可以悲伤、哭泣、接受事实，允许他们思考还有什么想为逝者做的，比如为逝者换上特别的衣服，或是在遗体旁放置重要的物品或信件。如果人们有勇气，也愿意花时间去完成这样的仪式，那无疑是一份珍贵的礼物。

海葬逐渐被视为一种环保的丧葬方式（视觉中国 供图）

仪式的本质

三联生活周刊：在美国，为什么会发生从土葬到火葬的转变？你提到，骨灰所制作的艺术品挑战了我们对“‘人’到底是什么”的传统理解。这种变化背后有什么深层原因？

香农·李·道迪：很长一段时间内，遗体防腐、遗容瞻仰、混凝土套棺都是美国人葬礼的标配。但是从上世纪60年代末，就开始有人觉得，防腐处理和开放式棺材太贵了。但火化的普及还有精神层面的原因。“9·11”就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所有人都从电视上看到，生命可以在顷刻之间化为乌有，遇难者无法通过传统的丧葬仪式得到安葬。与其让这种遗憾给我们带来更多创伤，不如放下这种执念。于是我们看到，火化在“9·11”之后变得愈发普遍。

与此同时，遗骸制作的纪念品则挑战了我们对“‘人’到底是什么”的理解。长期以来，美国人一直相信个体的人就等同于他们的身体，遗体艺术摄影以及后来的遗体防腐就是明证。但现在，遗体的完整性概念已经变得没那么重要了。一种模糊了科学与未知、物质与精神的世界观正在兴起，按照这种观念，哪怕是最细小的碎片，也包含了一个人神秘而重要的部分。我们若是留下这个部分，逝者就会继续陪在我们身边。

三联生活周刊：近年来，树葬、花葬、草坪葬等新的生态葬形式开始被中国社会所接收，并被政府所鼓励。你在书里也提到了逐渐在美国流行起来的“绿色殡葬”。这背后是怎样的观念转变？

香农·李·道迪：“绿色殡葬”确实代表着一种重要的转变，也已成为一场全球性的运动——它不仅关乎个体的生死安排，更是人类对全球气候危机的积极回应。近年来，人们开始探索更可持续的殡葬方式，其中包括人体堆肥，即通过自然分解过程将遗体转化为富含养分的土壤，并将其重新用于生态环境。这一实践不仅减少了传统殡葬对环境的影响，也反映出人们对死亡的认知正在发生变化——人体不再仅仅是一个终结，而是可以循环再生的一部分。

三联生活周刊：作为一位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你怎样定义仪式，什么样的殡葬实践可以被称作“仪式”？虽然尝试用开放的心态理解书里的各种葬礼，当我看到有人会把朋友的骨灰做成子弹时，还是吃了一惊。

香农·李·道迪：我不想给出一个教科书式的解释。在我看来，至少有两种类型的仪式：一种是日常仪式，它们以可预测的方式重复出现，标记时间的流动。例如，每天早上5:30起床，煮咖啡，做瑜伽，然后做填字游戏。你为自己设定规则，在特定的时间执行特定的行为，使其成为一种习惯化的仪式。但另一种仪式则完全不同。它们打破日常节奏，创造出一个短暂的、超越寻常时间的空间。这类仪式与转化和治愈有关，它们通过不寻常的方式唤起对神圣的感知。

把朋友的遗骸制成子弹，然后用它猎猪或猎鹿，也是一种仪式。在某种意义上，这让这位曾是猎人的朋友继续参与狩猎。而当使用那颗特殊的子弹射中猎物时，他会想到是朋友帮助他完成了这次狩猎。

虽然很奇怪，但这些仪式的本质在于，它们迫使我们暂停日常生活，促使我们思考：我是谁？宇宙如何运作？生与死意味着什么？未来的生活将如何继续？在理想情况下，仪式的结束并不意味着一切归于原样，而是会在我们身上留下某种改变——可能是一段新的记忆、一种全新的思考方式，甚至是身体上的某种转变。而这，正是仪式的意义所在。

三联生活周刊：最后，我们想问两个你曾经不断问出的问题：你觉得我们去世后会发生什么？你希望遗体被怎样处理？

香农·李·道迪：我希望拥有一场“绿色葬礼”。把我和我的书一起埋葬，让我成为一座未来的考古遗址，一个几百年后能被发掘的文化沉积层。

几个月前，我的母亲去世了。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她开始在房间里看到我已逝的父亲和侄女，这从未发生过。尽管她卧床不起，身体虚弱，但在某个深夜，她突然想要起身。我问她：“妈妈，即使你能起来，你要去哪儿呢？”她回答：“走向光的地方。”

我不知道她到底经历了什么，但我确信，生命的终点并不意味着一切的彻底结束。或许，只有当我们真正抵达那里时，才能理解死亡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