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作家刘勃（受访者 供图）

历史写作中的偏爱与情绪

公元前119年，即汉武帝元狩四年，这是汉代历史上总被后人津津乐道的一年。按照通常的历史记载，这一年，霍去病击败匈奴，封狼居胥，当然这不仅是霍去病的功劳，背后还有他的舅舅卫青，以及漠北之战胜利之后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在这场战役中，西汉名将李广去世。对于后世来说，李广的名气不如霍去病和卫青，但如果细读《史记》会发现，司马迁对李广的偏爱远大过后二人。

这种偏爱的记述，有别于当时刻板的史书，反而让刘勃着迷。2020年，疫情袭来，刘勃闷在家里写出了《司马迁的记忆之野》（以下简称《记忆之野》）。其实，写一本有关司马迁的书，起初并不在刘勃的写作计划里，那段时间，他更想尝试着写几个短篇历史小说，可疫情还是扰乱了一些安排，他决定暂时放下虚构，重新捡起《史记》，认真读读。

一直以来，司马迁是刘勃阅读历史的一位引路人。喜欢司马迁，不仅因为他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史记》虽是正史，但司马迁在写作时，情绪是流动的，对历史人物的好恶与判断，都多多少少隐藏在他的叙述里，比如他为李广写的那篇著名的传记，“倾注着浓郁的仰慕、亲近、痛惜之感，这太像在写一个自己熟悉的人了”。事实上，李广去世那年，30多岁的司马迁已在朝为官，可能已经做了郎中，所以这段历史是他的亲历，感情自然浓烈，他没有等到李广封侯的消息，反而是战场死讯，而封侯这件事始终是李广生前的心结。李广的一生带着悲壮的宿命感，想必正是这种宿命感打动了司马迁，使他在《史记》中流露出对李广的格外偏爱，甚至被后世诟病成“一种偏见”。

武帝一朝的史实，当代学者早有许多精彩的考辨和研究，而也正是这些研究，筛落了本来遍布于《史记》字里行间的司马迁的情绪。在写《记忆之野》的时候，刘勃决定反其道而行之，恰恰选择把这些太史公情绪最浓烈的部分放在自己的讲述里，宁可舍弃了更多基础的史料，他不希望冗杂的历史信息湮没掉情绪的传达。而《史记》不仅在历史学领域，在中国文学史上也贡献极大。与此前的史书不同，它是纪传体，而非编年体。用纪传体写史，是以人为中心的，个人的故事叙述最能唤起读者的共情，在刘勃看来，这既是一种暗藏的情绪，也是最符合一般人欣赏趣味的体裁。

在《记忆之野》里，他这样写李广：“李广看起来谨慎温厚，像个乡下人的模样，也完全不善于言辞。但并不吸引人的外在形象，反而强化了他的人格魅力。”“李广简直就是最理想的部门领导的化身。他廉洁，得到皇帝的赏赐就分给下属；家里没有多余的财富，也不谈论家产积累的事；对下属的管理则非常宽松，各种规章制度条例，能简化就尽量简化，绝不做那些形式主义的把戏。”……这其实只是《史记》原文的翻译，但刘勃觉得如今铺天盖地的《史记》白话译本里，很少有像他这样尊重原文的情绪的。而只要存着这份尊重，李广就并不像一个离我们2000余年遥远的汉代人，而是近在身边，有着与我们相似的喜怒哀乐，他那些难解的心结，种种的无奈和折辱，我们都能感同身受。“司马迁是个写情绪的高手，而我写历史，最看重的也是情绪。情绪是编不出来的，也不能直接写，它只能从语感中传递。但是这种传递，有的人能感受到，有的人并不在意，所以写作就像是在找朋友，如果你能感受到我想传达的情绪，那就很好了。”

享受非虚构历史写作的自由度

去年夏天，刘勃从工作了20年的南京三江学院离职，成为职业作家。三江学院是一所江苏省的民办大学，很边缘。但对于刘勃来说有一个好处，学校没有什么科研压力和额外的工作，只需要好好上课，他就在这样一个相对轻松的环境里教了20年书。

刘勃主要讲中国文化概论和中国小说史。中国文化概论虽然是通识课，但重点的思想都集中在先秦，且之后无论讲到哪一段，几乎都会不时回溯到先秦，先秦的思想在整个中国文化史中是重中之重，也自然成为刘勃关注的重点。另一方面，研究中国古代史，有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以前老先生常跟年轻人说，如果要研究唐史或宋史，史料不多不少，一辈子刚好看完；若要是研究明清，一辈子也看不完那些史料，只能盯着某一个具体的领域去做；至于魏晋之前，史料是非常有限的，可以很快把现有的资料都过一遍。虽然史学界对魏晋之前的研究范式非常成熟，但因为史料局限，仍有很大的写作空间。

讲课之余，刘勃也活跃在当时的BBS上，讲课、写作、发帖、讨论，逐渐成了他自己一套行云流水的工作方式。他总认为，正是因为自己所在的学校并不算好，学生也不是最优秀的，这反而反向推动着他形成了自己写历史轻松平实的风格。“写东西的时候，会给自己很多限制，总觉得有些技法一用就俗了，不够高级。可讲课或者口头表达的时候，这些束缚反而没有了。”刘勃讲课，除了常规内容，他会夹杂很多典故和段子，他要做的工作，就是把这些“主食”和“甜品”混杂糅合，端出一桌让学生既有饱腹感又能吃得津津有味的饭菜。他的书也是写给有类似需求的历史爱好者的。

刘勃笔下，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小人物，因为先秦时代很难留下真正的小人物的记载，每一个拎出来也都是响当当的历史人物，但在他看来，“在时间的长河里，再大的历史人物都是小人物”。由于史料有限，我们如今对这些人的了解也很局限。无论写大人物还是小人物，都是普通的人，“很多时候我做的工作，是要把现在小人物的感受和历史留下来的那些具体的碎片搅拌在一起，变成一个完整的叙事。这样的工作，对我来说就是写作的享受，也是一个更大的自由”。

他看到现在年轻人的处境，工作、考研、考公都极其艰难，很多曾经顺理成章的事，现在都举步维艰，这种时代的变化对他写历史也有启发。比如商鞅变法中的军功爵位制，规定每多斩杀敌军首级一个，爵位就可以升一级，但从后来出土的秦简中可以看到，一个当时的普通人若想拿到爵位，远远没有那么容易，他们也有各种各样的考核指标，一不留神已有的功绩还会被抹除。尤其是到了战国末期，如果只是通过取人首级就拿到爵位，几乎是不可能的。从商鞅变法到战国末期，不过百年时间，考核的难度不断增加。制度刚出来的时候，或许是合理也可以实现的，但当制度成为一个长期遵守的合法上升路径时，现实也就随之发生了改变。虽然作比未必恰当，但当下与历史的轨迹总会产生相似的交集，这也是今人读史的乐趣。

《记忆之野》之后，刘勃又计划写“拆装《史记》”系列。《史记》里诸多故事，有的是可信的，但有的可信度有待考证，需要先做一番史料和叙述的拆解，把隐藏的信息和线索摊开，再将这些零部件的信息重组解读。刘勃觉得，《史记》中有很多既值得“拆”又值得“装”的故事，他先从吴王夫差和伍子胥入手，写出了《逆行的霸主》和《错位的复仇》两本小书。

不过，这两本书的蓝本都只是《史记》中的一个篇章，如何重装？如何利用史书中的留白又不违背史料的真实性，对历史细节的精度究竟应该把握到什么程度？有关这些问题，刘勃说，实际上细节本身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你看待细节的视角。不同的人、不同的社会阶层看到同一件事的视角都是不一样的，表达出来的东西也是不一样的。同样是看到皇帝的一条政令，如今学者的第一反应可能是这条政令将对国家走向产生怎样的影响，但对于一个当时的老百姓，他的第一反应一定是会对自己有怎样的影响，收成能否保证，赋税是否要增加；但对于与这条政令有关系的基层小官吏来说，他可能首要想的是“会不会又要加班了”。每个人有各自的立场和视角，解读一个历史事件的角度才会更丰富。

作为现代人，回看中国古代史，仔细看进去会发现美好之处，但也有许多黑暗的状况是今人难以接受和理解的。比如古代的阶层观念，官僚体系对老百姓的压榨，古人对女人的态度、对儿童的态度，那种残酷都是一个现代人绝对没有办法接受的。“我们不得不认清一个残酷的事实，那就是普通民众生活得是否幸福，从来都不是衡量盛世的标准。”

他谈到楚汉相争的历史，按照历史人口学家葛剑雄的推算，在那个战乱年代，中国人口从4000多万降至2000多万，可能有一半人口死于战争。但如今可获得的历史材料太少，战争如何发生、战场如何进行，那些作为个体参与其中的普通人命运又是如何在历史洪流中被淹没的，这或许无法用非虚构的方法还原出来，但却是一个写小说的好背景。刘勃以前写过先锋小说，偶尔也会觉得“有点手痒”，想要写一些虚构的故事。“我们现在都快忘了战争有多恐怖，甚至会把战争浪漫化，那种战争中的暴力、饥荒、邪恶、欲望，是否不应该被遗忘？”无法确定这是否是他下一步要写的内容，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对此一直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