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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需要面对面的交流空间?

作者:刘敏

09-29·阅读时长1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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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科教育要让人学会认识、理解、表达自己和社会的疼痛。面对面的交流打破圈层的壁垒,正是眼下稀缺的公共实践。

为什么我们需要面对面的交流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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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里10点半,《众手揎哗》放映结束后,观众们还留在“前台osf”继续讨论

找到真实的观众

在周二晚上的放映开始之前,青年教师章玉萍一直很忐忑。当晚她要放映一部叫《众手揎哗》的长片,片长90分钟,是她做聋人手语研究的影像记录。这是影片的第一次公开放映,她不知道陌生的观众们会有什么反应。

一年前,这个片子就已经剪辑好了,一直存在章玉萍的硬盘里。章玉萍不是专业的影视从业者,她今年36岁,在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书。当天晚上,广州“前台osf”空间邀请她来做这场讲座,预告发出后,现场来了四五十人。

观众把前台osf的房间坐得满满当当,他们看上去二三十岁,很多人穿着时髦,他们是看到微信推送,主动来参加活动的。这场活动免费,也没有人检票,所有人都准时到了。片子开始放映,大段大段的时间里,屏幕上只有手语,没有声音,房间里也是安静的,偶尔片中有人开玩笑,大家就低声哄笑起来。

章玉萍一直在留意观众们的反应,她心里很没底。从学术圈内的评价标准看,章玉萍做的研究非常成功:她从2018年开始在聋人群体做田野调查,研究聋人群体的媒介生活和沟通困境。这个课题申请到了国家社科基金,论文刚刚在国内新闻传播学的顶级期刊上发表。

但跳出学术评估体系,这个研究到底能辐射多少人?章玉萍给聋人合作者署名第二、第三作者,但她也明白这种论文署名对圈外人其实没多大价值,只是对他们贡献的承认。她把所有的采访素材重新剪辑,变成了这样一部纪录片:“第一,我希望聋人朋友接受我的访谈后,能收到一个记录,论文他们可能不会读,因为不感兴趣;第二,我希望记录能放到公共空间里,让大众了解聋人的生存状态是什么。”

影片剪辑完,章玉萍一直找不到去哪儿放映。聋人伙伴曾经在武汉和南京的聋人社群内部做过放映,反响很好,但人数有限,没激起什么水花。她也不好意思在自己的课堂上放,“用两节课放自己的纪录片,感觉有点自恋”。

出乎意料的是,前台osf的观众们非常喜欢这部片子。这里的空间可以随意出入,但90分钟后,基本上观众都从头到尾看完了长片。结束后,大部分的人都没有离场,一个接一个地提问题:手语有官方和非官方的区别吗?字幕能不能再放大一点?研究者本人的手语现在是什么水平?还有关注聋人的观众提醒章玉萍:很多聋人日常是有听觉的,所以在手语的段落,可以用白噪音,而不是绝对的静音。

映后问答持续了一个小时,夜里10点多了,有一大半的观众还没有走,现场还有两位坐轮椅的残障人士,也跟大家分享了自己的生活故事。章玉萍非常兴奋,没想到观看反响会这么好,章玉萍跟观众们讲起,2018年时,老家房子漏水,移动床铺时,她无意间在床下重新发现一沓20多年前奶奶寄给她的手写信。“亲爱的孙女萍萍……”章玉萍读信读得落泪,已故的奶奶就是位聋人,也是她决定做聋人传播研究的最大动力——这都是学术论文里永远不会写到的信息。

夜里11点,正式散场后,红色的塑料凳被摞起来收好,前台osf又变成了一个开阔的小客厅。留下来的人,有人自己洗了杯子,买了杯葡萄酒(“南法格朗多克干红”,28元/杯);有个男孩拿了一本书,径直在空地上摊成一个大字,躺了下来,一旁围绕着残障人士,人类学博士生、社工、刚辞职的年轻记者,正聊得热火朝天。

前台osf 的三位打理人:梁健华、子津、万青(从左至右)

分享与回应

每天下午3点,梁健华会来到前台osf,钻到二层低矮的隔层里,挤在一个拥挤的电脑屏幕前,开始一天的工作。他是前台osf的三位打理人之一,这里也是他的工作室。

很难定义这家独立艺术空间真正的概念,它不是真正的酒吧、餐厅,但这里白天也做过快闪店,卖饮料。每个月有几个晚上邀请各种青年学者、作家、艺术家来这里做分享。梁健华另有一份工作,是运营黄边站当代艺术研究中心(简称“黄边站”)。另外两位年轻的女性打理人,一位叫子津,在广州给职校生做公益服务;另一位叫万青,是位影像艺术家,她有时会在周一的下午,邀请视障朋友来听电影。

白天路过的人会很迷惑,很难看出这个75平方米的小门市房究竟在做什么。它坐落在广州海珠区的一处80年代住宅楼的门市里,旁边是小食店、中医诊所、造型美肤中心。梁健华指指地面的大块瓷砖:装修来自上一个租户,是一家汗蒸馆。

但这里的地理位置其实又很不错。梁健华曾经是广州美院的老师,筹办空间时他和伙伴们就在广美的老校区附近找地点,广州有很多独立空间都租在旧城区的角落里,这些地方房租低,交通又便利。现在这个门市每个月房租6000块,紧挨着地铁昌岗站,是2号线、8号线南北汇集的地方。如果观众要回到遥远的大学城,门口也有很多长线公交车能直达。

青年学者和年轻听众,为什么愿意到这里来对话?

一个原因,是这种面对面的可信赖感。李嘉文是一位独立策展人,她刚刚在澳大利亚拿到第二个硕士学位,毕业论文是研究悉尼的白兔美术馆。这家美术馆是海外的中国当代艺术收藏者,也是中澳交流的重要平台。李嘉文留学期间多次去美术馆参观,她在论文中讨论,为什么这些藏品都有一种固有的叙事框架,我们能不能从中国社会自身出发,跳出这种僵局?

回国后,李嘉文想把论文改成一篇中文评论,发在艺术媒体上。但她很快就放弃了:这个话题涉及大量展品的例子,背后是中国八九十年代的历史背景,也跟中国当代艺术兴起的潮流相关,这些信息很难简单浓缩到两三千字的评论里。一旦讲不好,就像无数的网络骂战一样,读者很容易对着标签迅速站队,开始攻击。

但她总觉得那些问题应该被看见,最起码,她应该找地方说一说。8月份,李嘉文在前台osf做了一次小分享,她花了一个多小时,在PPT上详细展示白兔美术馆的展品,列举馆长接受的英文采访、中国艺术家在国内的采访,分析一件艺术品被转译时出现的理解偏差,最后再慢慢引出自己的困惑和批评。

这是一种逻辑清晰,同时也很安全的交流方式。有做艺术家的观众也分享了自己在欧美艺术展上遭遇的刻板印象,也有人表示,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这并不是一个问题。讨论针锋相对,但氛围很平和:在面对面的小空间里,大家会对彼此更有耐心和信任。

放映结束后椅子被收起来,一个男孩径自带着书躺在地上阅读

来前台osf对话的第二个原因,是社科学者们也需要一种公共实践。

英国开放大学社会学系教师唐凌,对这种面向公众的小型学术分享活动并不陌生。从2021年开始,每年暑假,唐凌都会在暨南大学担任夏校的老师,教社会学、电影史和性别研究。第一周课上完,唐凌总会问大家:“我能不能把课堂开放给外面的人?”

这种夏校课程的学生,都是正在欧美高校读本科的中国孩子,十几人的小班课,学费不菲,但所有人都同意把教室开放。每次课程都会有三四个校外的听众加入,如果有人进不了暨大的教室,学生们会帮着刷门禁卡。

唐凌说,这些学生本身在读社科专业,就是要对真实的社会有关照,年轻学生们天然认为课堂应该是公开的、可分享的。“文科教育并不是要人掌握一大堆理论黑话,而是要学会认识、理解、表达自己和社会的疼痛。”

“有教无类。”孔子的这句话也对应了唐凌在英国的工作,她所在的开放大学可能是公共教育实践里做得最彻底的大学了,这所学校大多数学生都在校外远距离上课,学费是一般高校的1/3。唐凌发现,她的房东老爷爷、去旅行时的导游,都在开放大学进修过;还有监狱服刑人员、出门困难的残疾人,和被繁重照护工作困在家中的人,都在开放大学上课。有朋友告诉她,自己的父亲是一名货车司机,年轻时一边工作,一边自学开放大学的教材,最终拿到了本科学位。

唐凌也见过绝对精英化的教育,她是牛津大学的博士,很清楚文化资本如何在精英阶层里不断自我复制。见识过来自不同阶层的学生之后,高等教育最光鲜的一面在她眼里已经被打破了,唐凌说,真正有价值的教育,“都是生命影响生命”。

今年7月,唐凌也在前台osf开了一次讲座,主题是“去增长的生活方式,怎么与爱和关怀联结?”这是她给开放大学撰写的教材中的内容。她提问:为什么和朋友促膝长谈不促进生产力,找心理咨询则算生产力?为什么吃外婆做的菜不怎么促进生产力,吃“外婆家”餐厅算?你去村里听老人们讲自己的故事不算生产力,而付费参加乡村旅游团算——对经济增长、消费增长的追求,真的是一个社会唯一的衡量标准吗?

这样的讨论,很难在标准的大学课堂上出现。当晚大家自发带了葡萄和气泡酒,默默洗好了分给在场的听众。散场后有个女孩给唐凌送了一本韩国的女性主义小说,但不愿意有更多交流,甚至散场时女孩就跟唐凌走在一条小马路的两侧,也不愿意多说一句话。凌晨4点,唐凌突然在微博私信里收到一篇长长的私信,讲述自己的感受。私信正是来自这个女孩,这个敏感的女孩其实只是羞怯。唐凌把这样的分享和回应,视为她作为一名社会学者的工作里最为重要的那部分。

聚合与流失

当然也有不买账的观众。在李嘉文那场关于白兔美术馆的分享里,最后有一名观众提问,说:“中国当代艺术就是垃圾,我觉得你们做的所有东西都没价值。”

梁健华主动替李嘉文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是“70后”,从中学开始学美术,见证过中国当代艺术影响力的变化。他解释,当代艺术的自我要求,就是要跟当下有联结,要有公共性。眼下我们确实缺少公众讨论,美术馆基础设施的支持也远远不足,所以很多观众无法阅读、理解当代艺术,无法和它产生共鸣。而很多当代艺术作品也不易直接回应当下的生活。

梁健华曾经是广州美术学院、中山大学的老师,2010年他从高校体制内跳槽出来,到广东时代美术馆做策展人,又加入了黄边站。整个20世纪头10年,正是中国房地产狂飙突进的黄金时期,时代美术馆每年都可以从地产投资方得到充足的运营资金。梁健华所在的黄边站,从2012年开始,创办人请来广州知名的艺术家黄小鹏、徐坦,每周给青年艺术家上课。讨论课期间,年轻艺术家们把头脑中的概念落地成作品,梁健华上楼去美术馆借用资源,就能帮助新人办一场自己的展览。

黄边站当时的活动空间,就是美术馆楼下一处一直没有卖出去的闲置商铺,算下来给每个学员办展,其实只需要500块钱成本。但很多青年艺术家的艺术生涯,就可以在这儿得以练习,真正起步。

另一位年轻的打理人子津是清华的教育学硕士,她今年夏天在城中村租了一处二层的农民房,起名叫“扔石头”,周边紧邻着四个职业技术学校。跟前台osf一样,子津每周也在“扔石头”办各种小活动,召集访客们看脱口秀,一起去爬山,做沙画。活动里常常一半是社会人士或高校本科生、硕士生,还有一半是来自远近职校学电力、机械、会计的职校生。大家坐在一起,其实并不容易看出分别,有时他们也一起来前台osf听讲座。

第三位打理人万青,在做自己的影像拍摄项目。她从中山大学新闻系毕业后,陆陆续续拍了几部关注视障群体的影像作品。这两年,她把很多作品配上了讲解音轨,很多个周一下午,在盲人按摩店不太忙碌的时间,她会走到昌岗站,把视障朋友接到前台osf听电影。

与此同时,很多象牙塔内的学者,也在找教室之外的讨论空间。

青年学者章玉萍(中),第一次把自己的聋人手语研究田野调查记录片《众手揎哗》给公众放映

章玉萍发现,做一名青年教师,要学会调整自己上课的热情。她做过一次实验,在一堂课上把所有同学的手机收上来。如同一次集体戒断反应,她发现学生们已经很难长时间集中注意力听课了,有人在桌子上画画,有人叠瓶子,有人手拉手在教室后面聊天。“这个画面很搞笑,我一点都不生气,不光是我们的学生,像武大、北大的学生也未必能全身心投入你的课堂,因为诱惑太多了,游戏那么好玩,互联网那么精彩,学生为什么要老老实实听你上课?”

像前台osf这样的公共空间,就变成了一个灵活的接口。章玉萍的第一次放映效果不错,连续几天都收到了详细的观众反馈,很多师友看到了海报,纷纷邀请她去自己的学校做分享。

但不得不提的是,前台osf目前还无法盈利。这个周二的活动,只卖出9杯酒。当晚万青把前台osf收到的打赏分给章玉萍一半,有119.8元。他们日常就靠大家打赏或者捐助。几个月前,前台osf拟了一份筹款信,陆续筹到了几万块,可以勉强支付半年的房租。

不过看起来三个人都不是特别着急。前台osf是2022年12月成立的,再之前好几年,这里曾经是一个叫“上阳台”的集体自治式青年空间,由十多个实践小组分摊房租。更早之前,2016年,是黄边站支付了这里的改造装修。很多微型空间和组织都有自己的生命周期,青年人总在以不同的方式聚合或流失,这个客厅已经开放了8年,它会有自己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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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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