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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物质》（The Substance）这个片名，恐怕是某种误译。“物质”在英文俚语里，其实就是“毒品”的意思。翻成“某种毒品”更确切：女主人公像吸毒一样沉迷于回春的魔药，而她所处的社会也像吸毒一样疯狂消费年轻女性的美貌。

《某种物质》剧照

此片创意聪明，而故事并不复杂。说某公司发明了一种神奇的“物质”，一针下去可以让细胞分裂，变成一老一新两个个体。这魔药没有具体的名字，就叫“毒品”。片中贩卖此药的人从未露脸，而且似乎也不太在意客户的死活，他们明显就是寓言里的魔鬼，志不在金钱，只想考验一下人性。

女主角伊丽莎白（黛米·摩尔 饰），是曾在星光大道留名的大明星，如今人到中年，被电视台开除。走投无路的她，碰巧得知了“物质”的存在，注射分裂出一个年轻女子苏（玛格丽特·库里 饰），后者果然如“物质”的广告所言：“更年轻、更美丽、更完美”。

这话细思极恐：“完美”就不存在“更”，而一旦有所谓“更完美”，就永远有下一件衣服、下一件化妆品、下一次手术，永远要和下一个自己竞争、永远要和下一个别人竞争，长此以往，钱包和精神至少有一个要枯竭。

伊丽莎白和苏构成了一种奇特的共生关系。苏在电视台应聘成功，拿到了原本属于伊丽莎白的节目，等于用自己代替了自己。而根据设定，苏身体不稳定，必须每隔七天换回伊丽莎白——两副身体就像换班一样轮流醒来。至于意识和记忆，则似乎随着连通两副身体的营养管无损传输了。在科学原理方面，设定比较粗糙，其实我们当一种思想实验来看就好：同样的灵魂放在美丑相距甚远的肉体里，会发生什么？

“物质”的使用警告里一再强调：“没有我和她，两个都是我。”但是，这种警告根本就没用——因为毒品的成瘾性根本不是人的主观意志可以控制的。伊丽莎白很快就对“苏”的身份上瘾，渐渐违背七日一换的规则，而这会透支伊丽莎白本体的生命力：苏越是放纵自己的青春，换回伊丽莎白的身体就越衰老，且这种衰老不可逆。这又导致伊丽莎白开始怨恨苏，尽管她们本是同一个“我”。

法国精神分析大师拉康认为，自我永远是分裂的：一个是我眼中的自己，另一个是他者眼中的我。“自我的养成有赖于他者的目光”，因为人是群居动物，不可能完全不受规训。但另一方面，人是活的，规则是死的，没有一个“自我”可以完全符合“他者”的期待。

在“美”的问题上也是如此。长久以来，女性的美并不是由女性自己来定义的。“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换成唐明皇，又以胖为美了。可见“美”不只关乎审美本身，更是一个权力问题。在权力系统的规训之下，有多少自愿，事后分析都是受到了隐形的强迫。比如以裹小脚为美的时代里，女性也会“自愿”为了这种畸形之美而备受违背天性的摧残。

当代女性不必再裹小脚，但同样被种种或暗或明的审美法则所裹挟。穿不穿高跟鞋，上班化不化妆，裙子的长度，包包的价格，应该多白多黑多瘦多丰满才是美……如今，“他者”的眼光的确不再如楚王那样唯一，但最终还是会对“自我”造成某种扭曲。舒适与美丽之间，女性的体感和男性凝视的要求之间，必然有一种分裂。

电影中，苏和伊丽莎白的分裂很像是弗洛伊德所谓“超我”和“本我”的分裂。苏必须完美，但她压抑的欲望——比如要吃鸡腿——会在伊丽莎白身上爆发。伊丽莎白之所以对苏充满怨恨，其实正是因为苏压抑的种种负面情绪，并不会凭空消失，只会转移到伊丽莎白身上。

从她（们）身上可以清晰地看到，自恋和自我厌恶是二位一体的。由此不难理解，整个系统对于美女的崇拜和厌女，也是一体两面的。其实在大量的文学作品中，女性就被简化为圣母和妓女两种刻板印象，这其实对于女性只是两种殊途同归的扭曲和不尊重，因为女性只剩下符合男性想像的“超我”和“本我”，女性的“自我”和自我的需求被抹杀了。

《某种物质》的聪明之处，就是在于它用一个很简单的脑洞，激发解读和共鸣的丰富可能。你可以把它看成某种时间旅行故事的变体，或者某种平行宇宙故事的变体。这类故事其实都是在探讨自我的分裂和人生的可能：昨日之我与今日之我、甲宇宙的我和乙宇宙的我。还有一种解读，不是“我”的分裂，而是两代人的分裂——伊丽莎白和苏之间也可以看成是一种寓言化的母女关系。

“物质”说明书里多次强调：伊丽莎白是“母体”。她是字面意义上的“供养者”，她奉献了一切，成就了女儿的闪耀。然而与此同时，女儿却也在抱怨自己只能活在“母体”的期待里，“闪耀人前”也不过是用工作换掌声，好满足母体的虚荣罢了。

大家都拼尽全力，都活得很累，到头来却谁也不满意谁，反而彼此仇视，乃至伊丽莎白和苏那样相互伤害、一同毁灭，这是多么讽刺！《某种物质》是一个犀利而激发思考的寓言，但观众看完以后也不禁要问：这就是唯一的可能吗？

《某种物质》引起的争议不难理解：如果说这部电影真的爱女性的话，为什么把主角拍得那么惨？如果说导演真的反对消费女性身体的话，为什么电影还是乐此不疲地对女性角色进行夸张的“审美”和“审丑”？

苏的完美身体，并非自然天成，而是一种精心化妆的结果。扮演苏的玛格丽特·库里透露，她一直戴着假胸，非常之不习惯，并且庆幸还好这只是电影，在生活里不必如此。苏在电影里的主要工作是接替伊丽莎白跳健美操，镜头模仿男性凝视，近距离对她的身体大拍特写。玛格丽特·库里本有舞蹈基础，但这场戏拍得还是异常艰难，甚至在片场哭了出来：尽管只是演戏，她也很难接受这样被镜头凝视。

这里有个电影伦理的难题：深度模仿和批判的界限在哪里？不管主观意愿如何，客观上电影也把苏变成一个性感的奇观和噱头。这有点像《金瓶梅》之类的古代色情小说，表面上讲了一堆劝人戒色的大道理，结果还是以色情为卖点。我还见过有些擅长拍暴力电影的导演，在接受采访时说自己的目的其实是反对暴力，此类言论，难免会让人感觉别扭和虚伪。

另一方面，《某种物质》还有一种夸张的“审丑”。伊丽莎白不断透支衰老的身体，触目惊心，但似乎是在炫耀高超的化妆技术。而到了片尾的高潮，苏与伊丽莎白反目，失去供养，身体崩坏，为了登上舞台，违反规定，强行第二次注射“物质”，变成了一个臃肿、丑陋、恶心的怪物，令观众本能感到极度不适。如果说前面拍苏跳健美操模仿的是男性凝视，那么此处，导演究竟是在玩耸人听闻的猎奇，还是在模仿极致的厌女呢？

如果我们做个双盲测试，遮掉导演兼编剧的名字科拉莉·法尔雅，在不知道导演性别的情况下观看此片，会不会将其误认为一种男性导演的恶趣味剥削片？我想是完全有可能的。作为对比，你不太可能会错认《芭比》是男性编导的作品。

抛开性别议题是否真诚的主观立场——这一点永远无法验证——此片在客观上也的确有其缺陷：它的情节和情感都有些太单薄了。好像观众对于女主投注的感情，都比导演要多一点。此片结尾令人不适，并不仅仅是由于视觉上的恶心人，更重要的或许是观众认为女主的命运并不一定非要如此。她也许可以如此悲惨，但不该如此愚蠢。其实是导演为了完成她聪明的、惊人的讽刺，而轻易牺牲了人物的智商和自由。

就像导演在片中总是让伊丽莎白穿一件黄色的大衣一样。这纯粹是出于构图的需要，而并不是伊丽莎白自发的选择——尤其是如果她害怕在买“物质”的路上被人认出来，就更不应该总是穿同一件大衣。她在片中似乎总是别无选择，并不仅仅体现在衣着方面。比如说，她为证明自己人到中年，一样有人欣赏，便选择去和一个偶遇的最最普通的老同学约会，又自卑地在镜子前反复化妆、补妆，搞得一塌糊涂，最后没有赴约，自己闷在家里暴饮暴食。

是的，这一段戏冷酷地展示了女主的疯狂内耗，而且导演很聪明地并没让那位普通的男同学来批评她的外貌（他其实不断在赞美她），从而深刻地表现了这种规训是系统化而非个人化的，或者说男性的赞美本身恰恰给了女性无穷的压力。然而，这个聪明的桥段其实根本就不成立：哪一个成名已久的女明星会去找一个路上偶遇的最普通的老同学，来证明自己的魅力？人不是只分男女，还有阶层、阅历、品味的差异。美貌虽然可以直接带来自信，但自信并不一定只能通过美貌。

伊丽莎白和苏似乎没有除了自恋以外的任何感情（没有友情、没有爱情、没有亲情），没有除了美貌以外的任何美好品质(没有艺术追求、没有世故的智慧，甚至没有一点点小心机）。而同时，美貌的作用被过分夸大了。现实社会里永远不乏年轻的美女，电影里也不是只有伊丽莎白才注射了“物质”，为什么苏可以单凭青春就无敌，就直上青云呢？她甚至没有被极度猥琐的男主管要求潜规则（后者直接把她敬为上宾）。

对于男权系统的运作机制和反思，看似更为尖锐的《某种物质》其实远远不如作为商业片的《芭比》：在《芭比》里面，外形并不猥琐恶心的肯，也有可能是男权体系的帮凶，同时他也可能是同样一套物化体系的受害者。虽然出走的芭比像娜拉一样前途未卜，但她对世界的认知，的确让自己走向了新的可能。

芭比要走出“乐园”，而伊丽莎白却想尽办法要重新回去。看似后者的悲观比前者的乐观更为深刻。但《某种物质》其实只是立了一些很方便的稻草人而已。它极度简化了社会，然后痛批社会只看脸。它极度简化了一个中年女明星的生活和心理状态，把伊丽莎白/苏变成一个只想靠跳健美操一举成名的女范进，然后冷酷地批判她的执念多么可悲。不是伊丽莎白把路走窄了，是导演不允许她有一个偏离剧情大纲的机会。

伊丽莎白和苏都值得更丰富的人生。实际上她们本来也未必没有机会和解，就像母女之间也可能和解，自己也可以同自己和解。但导演不想为她编织更复杂的情节，也不想为她多耗费什么情感。从肉体上作弄乃至毁灭一个角色并不难，难的是让她心里有点什么东西能留下来。

《某种物质》是当代的现象级作品，但它同真正的影史经典还有差距。我想起比利·怀尔德自编自导的《日落大道》（1950），里面也有一个执着于回春的过气女明星诺玛。她可没什么魔药，她（在事业和爱情方面）的全部努力都不合时宜且相当可悲。但诺玛身上始终有一种气派和尊严，与外貌无关，是衰老、男伴、电影业的变迁都无法夺走的。在片尾，她威严地盯着镜头，说出不朽的台词：“我还是大明星，只不过银幕变得太小了！”

《某种物质》片尾的恶心怪物，则让我想起大卫·林奇的《象人》（1980），其主角正是一个天生奇丑的怪人。各路名流争相一睹他的丑容，并且表演一下自己的慈善。象人很快成了名人，但他想要的不是成名，而是获得人的尊严，他学会了背诵《圣经》和莎士比亚，学会用模型复刻窗外的建筑，最后他面对绑架他的马戏团暴徒，也终于喊出了憋了一生的那句话：“我不是动物，我也是人！”

对比之下，伊丽莎白显得太没有个性，也缺乏完整的生活，只是一个展示社会讽刺的道具。尖锐地刺中社会的痛点，的确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但也仅仅是第一步。太聪明的捷径、太轻易的成功，也会像“物质”一样令人上瘾，而代价无疑是此后的艺术生涯。比起毒舌痛骂抽象的“社会”，比起关心抽象的“女性”，对具体的人物付出耐心和温情，其实对创作者和观众来说，都是更难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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