汨罗江畔

司马迁来过汨罗江。他在《太史公自序》中写道：“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过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那时，他刚二十出头，年轻气盛，满怀对历史和理想的渴望。他对这位常常诵读的先秦诗人，心中充满感怀，因此在寻找大舜传说的旅途中，他特意绕道长沙，探访汨罗江，也就是传说中屈原投江的地方。

我站在屈原墓前，设想这里是他此行的重要一站。屈原墓位于汨罗江东北的汨罗山上。传说屈原在汨罗江投江殉国，然而他的灵魂却不愿随水而去，逆流而上，漂浮了整整30里，十天后才被人发现。那时，他的侧脸已被鱼虾啃噬，悲伤的女儿女媭为他镶上了半边金脸。为防亡灵被盗墓贼侵犯。在当地百姓的帮助下，她连夜又筑起了11座疑冢，让人难以辨真伪。

如今，屈原投江的河伯潭、打捞尸体的晒尸墩以及12座疑冢，依旧在汨罗江两岸可见。找到地图上标明的位置，前面立着一块牌子：“汨罗山战国墓群（屈原墓）”。自唐宋以来，这里便被文人墨客铭记，许多史籍提到屈原的埋葬之处。《元和郡县志》记载：“左徒屈平墓在县北七十一里。”《通典》也提及：“罗江有屈原冢，今有石碑，文为‘楚放臣屈大夫之碑’，其余字灭。”

现代考古的发掘也揭示了这片区域埋藏的历史记忆，有超过百座古墓，其中六十七座属于春秋战国时期，皆是真人墓，屈原的“十二疑冢”也赫然在列。

根据考古学家的推测，屈原“十二疑冢”下的高大封土，可能是罗子国贵族的墓葬

黄土夯筑的罗子国城墙遗址正在修缮，城外的护城河依旧流淌

附近耕地的大叔对前来朝拜屈原的人已是见怪不怪，他热情地指给我们寻找十二疑冢的方向。顺着他的指引，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高大的封土，矗立着一块清同治六年（1867年）立的石碑，上面写着“故楚三闾大夫之墓”。除了1958年京广铁路复线修建时破坏了一处，其他10座墓葬也都散落在附近，每座墓前都有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立的“三闾大夫之墓”石碑。

屈原纪念馆的首任馆长、副研究馆员刘石林，是汨罗当地的屈原研究者。他告诉我们，“屈原十二疑冢”的说法源于明代早期，在此之前，地方史料中对“疑冢”没有任何记载。古人有立碑的习惯，但直到东汉末，墓碑才真正用来记录墓主的身份。虽然人们为屈原立起了碑，但经历几百年的风雨，到唐代时，“残碑无字蚀苍苔”，碑上的字迹已模糊。等到明清时期，人们已经无法辨别哪一座封土才是真正的屈原墓。出于对屈原的爱戴和对其墓的保护，当地便衍生出“屈原十二疑冢”的传说。

与汨罗山隔江相望的罗子国城遗址，是楚文化进入湖南最早的地点之一。罗子国与荆楚同祖，又称罗国，是夏商时代芈部落穴熊的一个分支。春秋初期罗国为楚所灭，其遗民迁至湖北枝江，后南迁至湖南汨罗。事实上，这座罗子国城历经秦汉，一直延续到隋朝，是著名的南方重镇——罗县。在汨罗江的东岸，汨罗山与归州山的周围都曾发现大量的秦汉六朝墓葬。

屈原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或许就在此度过。自他从郢都被流放的那一刻起，他沿着夏水，进入汉水，顺流而下，最终抵达浩瀚的长江，穿过洞庭湖。他从洞庭湖沿着沅水而下后，在溆浦停留很长时间，但为何最终又溯流而上折返回汨罗呢？

在刘石林看来，原因有四。首先，溆浦的环境并不适合人居。屈原在《九章》中写道：“入溆浦余儃徊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狖之所居。”高耸的森林和幽暗的山谷，让他感到无所适从。再加上，溆浦离郢都较远，交通不便，也让屈原意识到，并非长久留驻之地。而汨罗在经济、交通和文化方面都较为发达。它的开发较早，春秋之前已属于周朝的管辖。

并且，屈原对汨罗并不陌生。结合晋人《拾遗记》的记载可知，在屈原进入楚宫廷担任左徒之前，楚怀王曾带领朝廷“群才”巡视洞庭湖，屈原也应在其中。“因此屈原在怀王时期到过汨罗江。”刘石林分析道，汨罗是他曾经踏足的土地，熟悉的地方或许能给他一丝慰藉。更为重要的是，屈姓和罗姓同祖，都是楚王室的分支。屈原无法回到郢都，便将与自己同祖的罗氏家族视作归宿。在楚国，“鸟飞反故乡，狐死必首丘”，这是自古以来的传统。汨罗的土地成为他心灵的归属，罗氏的墓葬区也可以看作是屈氏的墓园。

汨罗江畔的屈子祠，是全国唯一现存的古代纪念屈原的建筑

来到汨罗江畔的屈子祠，似乎离屈原又近了些。这里被认为是他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在玉笥山西南坡，有一个叫“骚坛”的地方，传说屈原在这里创作的《九歌》。骚坛脚下的濯缨桥，相传屈原常在此浣缨濯足，《楚辞》中的“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在这里吟诵而出。

晋代的《拾遗记》提到“楚人为之立祠，汉之犹存”，说明屈原去世不久后，这里便修建了庙宇。这座始建于战国时期的庙，屡毁屡建。到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庙宇从汨罗江边迁至玉笥山，经过修葺，成了如今的屈子祠。进门所对的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屈原画像，若司马迁曾到此，他听到了关于屈原的故事，耳边回响着“独醒亭内诉衷情”“桃花洞里赋诗文”“古罗国内望郢城”等传奇。多年后，他感触地写道：“屈原者，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其志未改，其心不死。”

不过，刘石林认为“颜色憔悴，形容枯槁”这八个字，实际是司马迁的自画像。真实的屈原，更接近唐代沈亚之在《屈原外传》中描绘的“瘦细美髯，丰神朗秀”的形象。在刘石林看来，屈原的自沉也许并非绝望的选择，而是带着对未来的憧憬。楚人的生死观与现代人截然不同，他们认为死亡只是另一种存在方式。屈原渴望通过楚国的力量实现统一华夏的理想，尽管最终遭到流放，但他的理想始终未变。《离骚》中他写道：“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他是为了寻找实现“美政”理想的境地，以及志同道合的“美人”，才选择遨游天国。

自幼生长于汨罗江畔的刘石林，从小耳濡目染地听着许多与屈原相关的故事，和屈原结下了一生的情缘

沿着蜿蜒的山路走向汨罗江，我想象着2000多年前，司马迁也是沿着相似的山路走向这片江水。江边的风夹杂着湿润的水汽。此时正值第四届国际龙舟联合会世界杯，出租车司机热情地询问我是否来观看比赛。他开始生动地讲述着屈原的故事。这里的每个人对屈原都有不同的讲述，听起来每个都好像那么真实。

在司马迁的时代，罗县依然繁荣。他必定拜访过许多当地百姓，他们在端午节祭祀屈原，撒下米粽，祈愿他的英魂安息。在此交错的历史和传说，也给司马迁留下了一个更有血有肉的诗人形象。刘石林说，当地流传着一句老诗：“昔日子长流涕处，至今无草怆江潭。”这里的“子长”指的就是司马迁，他被屈原的故事感动得热泪盈眶，泪水洒落之处，至今未生草木。历史的痕迹在这里留存，这或许是司马迁追随屈原足迹的最好见证。

荆州怀郢

要理解屈原及其生活的时代，今天的荆州是一个重要的目的地。作为楚国数百年的核心地带，这里见证了楚国的强盛与辉煌。荆州市内的纪南城遗址，被认为是楚怀王时期的故都——郢。然而，司马迁在他的记载中并未提及自己曾造访此地，这或许与纪南城在秦人攻陷后的衰败有关。

关于楚国何时从丹阳迁都至郢，至今仍是学术界争议颇大的话题，是楚武王还是楚文王所为，尚无定论。但通过对现代考古学出土的大量文物进行考证，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楚顷襄王东迁以前，楚郢都的位置确实位于今纪南城。这座曾经的南方大都会，因位于纪山之南，汉以后便被称为纪南城。作为楚国发展壮大的起点，纪南城距楚国早期的经营地区并不遥远，自战国以来，这里一直保持着相对的稳定，见证了20位帝王在此即位。

荆州曾是楚国的核心区域，有着许多传闻是楚王墓葬的高大封土，其中熊家冢已经过考古证实为一座楚王墓

当我踏入纪南城遗址，历史的厚重感扑面而来。残垣断壁的城墙依然矗立，尽管岁月已将它的辉煌冲刷得面目全非。这个曾经雄伟的城池，如今依旧显得庞大，东西长约4000余米，南北宽约3000余米，城内总面积约16平方千米，是迄今发现的东周时期我国南方最大的一座都城遗址。然而，城内的景象已被村落所取代，显得平整而宁静。站在其间，四周的视野模糊了曾经的边界，宫殿的痕迹更是难以辨认。历史的回响仿佛在耳边低语，随着楚怀王的去世，秦将白起攻下纪南城，顷襄王的逃离，使这座城池随之荒废。

在纪南城东南约两公里的地方，秦人重新建立了一座规模小得多的郢城，作为南郡的治所，延续至汉代。如今，纪南城、郢城遗址与荆州古城从北至南依次排列，仿佛是历史的无情翻页。如果司马迁曾站在这些残破的墙壁旁，他应该能感受到屈原那份对故土沦陷的哀伤与无奈，曾经楚国的辉煌与哀痛。

现在的荆州城墙，是三国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郢都的失陷带给楚人的冲击首先是心理上的。在秦灭楚之前，郢都曾两次被攻破。春秋末期楚昭王时，吴国出奇兵万里奔袭，在柏举歼灭楚军主力，并一举攻破了郢都，但未能占领楚国的核心区域。在楚人的抵抗和秦国的援兵到来后，吴国最终选择了主动退兵。春秋末期尚处于早期文明的最后阶段，国都尚具有很强宗教性，设有“宗庙先君之主”，是诸侯、天子祭祀祖先神灵以及土神、谷神的圣地。

到了屈原所处的战国时代，历史理性取代了早期文明的宗教性，郢都已经由宗教圣都发展成为行政首都，其宗教神圣性大为下降，但在政治和军事上的重要性却大幅提升。春秋末期，各主要诸侯国都基本完成了从部族国家向地缘国家的转型，郢都也在此时发展成为一个规模庞大、人口众多的中心聚落，其周围分布着附属的二级和三级聚落。与春秋时代的贵族战争不同，战国时期全民皆兵，国家和军队的组织力、效率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战争不仅限于贵族和国人，而是波及全体居民。因此，秦人攻破郢都时，所攻克的不仅是一座都城，而是占领了整个核心区域。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楚文化研究所的研究员尹弘兵强调：“屈原所经历的这次失败，与春秋末期的那次有着明显不同。”

离荆州市更近的秦汉郢城遗址，已开发为旅游区

在司马迁的心中，屈原是怎样的人呢？通过《离骚》和《哀郢》等作品，我们可以深切感受到屈原对楚王的忠诚与热爱。司马迁对此有着强烈的共鸣，在《屈原贾生列传》中，他塑造了一个忠君爱国的形象。而对子兰，读《史记》的人定会有深刻的印象。子兰是楚怀王的幼子，楚顷襄王的弟弟。在司马迁的笔下，子兰与上官大夫勾结，设计陷害屈原，最终使屈原与怀王疏远。屈原与其他大臣反对怀王出征秦国时，子兰却劝说怀王前去会盟。屈原指责他对怀王之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子兰则在顷襄王面前造谣，致使屈原再次被流放。

司马迁在评价宋玉、唐勒、景差时提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他推崇的品德，就是面对错误的君王，敢于直言。屈原与子兰的对比，使屈原那被奸人诽谤的理想主义道德先驱形象，以及孤高的诗人气质，跃然纸上。屈原的死，更为这一形象赋予了悲剧的力量。

然而，尹弘兵认为，司马迁的记述只触及表面，并未揭示楚国更深层的问题。他指出，早在吴起变法时，就已提出楚国的根本问题在于“大臣太重，封君太重”。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吴起在楚悼王的支持下进行了多项改革，但引发了内部贵族的强烈反对。旧贵族极端仇视悼王和吴起，悼王死后旧贵族趁机作乱、围攻吴起，吴起伏倒在悼王的尸体上，然而，疯狂的旧贵族们毫不顾忌楚国“丽兵于王尸者，尽加重罪，逮三族”的严酷法令，乱箭射杀吴起，悼王的尸体也一并被射成了刺猬。肃王继位后追查此事，结果一次性消灭了70多家旧贵族。因此到了战国时期，活跃在楚国政治舞台上的贵族，除屈氏外几乎见不到春秋时代的旧贵族。

吴起变法时所面对的主要问题，最终以戏剧性的方式得到了解决。尹弘兵说：“许多人认为吴起的变法失败，实际上并非如此。”此后楚国迅速进入了上升期，经过肃王和宣王的治理，在威王时期到达顶峰。然而，楚国似乎没有吸取教训，滥封封君的问题再次浮现。尽管旧贵族几乎被消灭，新贵族却重新崛起。在宣王和威王时期，楚国的政治与军事优势掩盖了这些隐患。然而，到了怀王时期，丹阳之战的失败使内部问题终于爆发。尹弘兵强调：“楚国的失败，并非因楚怀王任用不称职的官员，而是内部矛盾重新积累，回到了吴起时代所面临的困局。”

真实的屈原，尹弘兵向我分析道，首先是屈氏家族的一员。战国后期，楚国地位崇高、势力最强的，正是屈、景、昭这三大家族。屈氏在其中，历史最为悠久，几乎与楚国相始终。屈原在楚怀王的宫廷中担任高级官员，既是贵族，又与楚国命运紧密相连。他管理王族事务，系统学习王族典籍，尹弘兵说：“这表明他对楚国有强烈的认同感，并且为楚国的光荣历史感到自豪。”

“屈原的出身，以及他的生活轨迹，都说明，他与楚国的命运紧密相连，无论是从主观的认同，还是客观的事实。”尹弘兵说，屈原亲眼目睹了楚国由盛转衰的全过程。尽管关于他的生卒时间尚不明确，但可以确认的是，他经历了从丹阳之战到拔郢之战的整个历程。随着丹阳之战的失利，楚国的国势急转直下，接连丧师失地，未尝一胜，直至郢都失陷。战争的惨烈程度让人难以忽视，然而更深的痛苦在于政治的失败。楚怀王被秦国欺骗，前往秦国谈判，结果被秦国扣留。《屈原贾生列传》中详细记载了丹阳之战前后屈原参与楚国军政的种种经历，以及最后被贬谪的结局。

熊家冢主墓的高大封土

司马迁自述早年生活时曾说自己一直“求亲媚，于主上”。这句话，今天听来或许显得与他的形象不太相符，但用在自比“香草美人”的屈原身上，却恰如其分。对屈原而言，失去纪南城不仅是失去一个都城，更是失去了祖先早期的根基。他在《哀郢》中所表达的哀伤，既是对纪南城的悼念，也是对历代楚王经营都城的无奈与愤懑。随着郢都的沦陷，这片土地被秦军占领，昔日的繁华化为乌有。作为一位有责任感的士大夫，屈原目睹国家的衰落以及百姓的苦难，最终选择以死来表达他的忠诚与绝望。

屈原作为一种文人理想

虽然屈原的作品在汉朝时已广为流传。但直到贾谊作《吊屈原赋》，屈原这个名字才第一次被明确提及。学术界曾有“屈原否定论”，质疑屈原的真实存在。秦国灭楚后，秦始皇焚书坑儒，六国的典籍，尤其是楚国的史籍，几乎被彻底焚毁，唯留有一些农业方面的书籍。汉代的学者对屈原的理解，多依靠口耳相传，直至汉武帝时代，淮南王刘安才开始系统收集与研究屈原的作品，因而关于哪些究竟才是屈原的原作，历史上一直充满争议，难以确证。

淮南王刘安是屈原研究的第一位专家。汉武帝热爱辞赋，也曾作《秋风辞》，因此特别欣赏屈原的赋，便请刘安为其作传，也就是注解《离骚》。刘安完成后，递交给汉武帝。这份《离骚传》没有流传下来，但司马迁作为西汉史官，或许见过这份注解，他在《屈原贾生列传》中引述了刘安的观点，而对屈原的推崇之辞，也多源自刘安的评述。

对于《楚辞》，历朝历代都有许多考证方面的专著

到了西汉末年，文献学家刘向将屈原和宋玉的作品，以及承袭他们风格的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等人的作品汇编为十六篇，称之为《楚辞》。东汉的王逸在此基础上，将自己模仿屈原的作品纳入其中，形成了流传至今的《楚辞章句》的最早注本。

“屈原否定论”的支持者认为，迄今为止，无论是先秦的典籍，还是出土文献，都未能找到关于屈原的直接记载。最早明确提及屈原的传世文献，仅是篇依靠口耳相传的《吊屈原赋》。贾谊生活在屈原之后100年，他的《吊屈原赋》中写道：“侧闻屈原兮，自沉汨罗。”一些学者因此怀疑屈原是汉人所虚构的角色。然而，1977年出土《阜阳汉简》，里面留存有《离骚》残简，年代比贾谊所在的时代更早，证明了屈原确有其人。

贾谊，人称贾生，曾任长沙王太傅，是汉初著名的政论家、思想家和文学家。他的代表作包括辞赋《吊屈原赋》和《鵩鸟赋》，还有政论散文《过秦论》和《陈政事疏》。贾谊崇敬屈原，继承了他的直谏精神。他曾向汉文帝提出许多政治改革的建议。然而，汉文帝听信谗言，逐渐疏远了他，最终将他派到卑湿的长沙去担任长沙王太傅。到长沙后，贾谊沉痛追悼他所敬仰的屈原，不久便郁郁而终。他的《吊屈原赋》记录了屈原自沉汨罗的故事。如今，长沙市的太平街上仍有贾谊故居，供人凭吊，馆内悬挂着《吊屈原赋》的全文。

“贾谊的《吊屈原赋》，是贾谊被贬为长沙王太傅而赴长沙、涉湘水时，为吊屈原而作。赋文既是吊逝者屈原，又是悼生者贾谊。”华中师范大学楚学研究所原所长、教授蔡靖泉告诉本刊，“贾谊在赋中将屈原之哀与自己之悲相交流，将屈原之愤与自己之怨同倾诉。贾谊痛感自己忠心耿耿，为西汉王朝的长治久安而直陈时弊、进献良策，却遭到排挤与贬谪，有似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屈原。司马迁之所以将贾谊与屈原合写而成《屈原贾生列传》，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精神相通，都是伟大的爱国者；另一方面，他们的生活遭际颇为相似，都曾年少得志。屈原二十出头即任楚怀王的左徒，贾谊也是二十余岁便为汉文帝的博士，深受重用。最终，他们都遭到贬谪，离开朝廷。在中国文学史上，他们并称‘屈贾’。”

汉人对屈原的认识，实际上源自屈原自己的作品。司马迁也不例外，若不读屈原和《离骚》，他如何能够了解屈原的真实面貌呢？然而，《离骚》对屈原本人未过多涉及。人们无法从《离骚》本身重构屈原的形象。所以，当司马迁撰写《屈原贾生列传》时，他对屈原的生平并不十分清楚。他在《史记》中并非只依赖现存的朝廷文献，还广泛搜集失落的旧闻，“考之行事”，力求“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他在《太史公自序》中提到，自己20岁时南游江、淮，“窥九疑，浮于沅、湘”，但对屈原的叙述却不够完整，夹杂着不少评论与议论，内容显得零散。

蔡靖泉教授指出，“这大概是由于司马迁所见相关资料有限。他或许未能看到有关屈原生平记载的先秦文献，故在《屈原列传》中的记述语焉不详甚至前后矛盾，给后世学者研究屈原带来了不小的困惑。”《史记》是中国最早的通史，采用纪传体，以人物为主。司马迁不仅是史学家，更是一位文学家。他在《史记》的创作中融入了自己内心的真实情感，屈原无疑是他情感倾注最多的对象。司马迁借用多方材料，以一种文学化的手法塑造了这个人物。

每年四月底到五月初四，是汨罗屈子祠最热闹的时候，人们扛着龙舟和龙头，敲锣打鼓来到这里，举行“朝庙”仪式

虽然屈原的诗歌在汉初已经流传，但他的形象直到西汉时期才逐渐丰满。普林斯顿大学的柯马丁教授曾指出，“屈原的形象是一种合成文本的构拟，寄寓着汉帝国文人怀旧的理想和处于转型时期的抱负”。人们根据自己的需要不断塑造屈原的形象，表达各自的情感，刘安、贾谊、司马迁皆是如此。因此，屈原的形象得以代代相传，愈加丰富，成为理想人格的象征，融入集体的文化记忆中。

值得注意的是，在为李陵辩护前，司马迁心中依然怀有对汉代统一的美好憧憬，对汉武帝也心存敬意。然而，为李陵辩护的经历让他看清了专制帝王的残酷，改变了他原本迎合权贵的仕宦思想。此后，他的笔锋愈发锐利，开始关注那些与他一样被压迫的普通人，对他们倾注了更多的同情。

关于司马迁长沙之行的主要目的，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的副研究员王准认为，是为了追溯古人的足迹，目标直指屈原。至于屈原是否因贾谊而被司马迁所熟知，王准表示，司马迁曾任太史令，接触过大量宫廷藏书，因此对这些作品，尤其是文学作品应该十分熟悉。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很可能早已读过屈原的作品。然而，这次访问汨罗江才是他与屈原的真正相遇，正是在这次凭吊中，他深刻感受到屈原的存在，产生了深远的触动。

在蔡靖泉看来，汉赋是“拓宇于楚辞、扬厉于楚赋”的产物。东汉的王逸也是楚人，他不仅曾任校书郎，还官任侍中，侍从皇帝而能够“入则与王图议国事”。王逸对屈原理解深刻，是汉代最有成就的楚辞学家和杰出的文学家。他曾赞叹“屈原之词，诚博远矣”。自屈原去世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词造赋”，无不祖式屈原，“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矣。”王逸的评价正是对屈原崇高地位和深远影响的中肯说明。蔡靖泉教授指出，“汉代是文化大融汇、大整合、大总结的时代，如果说其典章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政从秦制’，那么可以说其文学艺术则是‘文尚楚风’。”

事实上，汉朝的宫廷与楚国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密。刘邦和项羽都是楚人，许多功臣也出自楚地。秦末流传的“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之说，虽是预言，却深刻反映了楚人对秦朝的仇恨与反抗意识。在刘邦和项羽起义时，张楚政权对他们给予了支持，项梁与项羽还从民间找到楚怀王之孙,并拥立他为王，被称为“楚义帝”。因此，楚国的文学形式能够延续至汉，在情理之中。屈原的再发现，不仅仅是贾谊或司马迁个人的功劳，而是汉代对楚文化全面重新认知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