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教师不再是铁饭碗，你还会卷教资考试吗？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
01-01·阅读时长1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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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不能公平对待教师，就不能指望他们能教育好下一代。
很多年轻人读研，有意无意间都把“当老师”看作既是内心向往，又是最后托底——如果你想一生致力于研究，那能进入学术殿堂当然是梦寐以求的，而对那些求安稳的人来说，老实说当下除了考公，还有什么比教师更好的选择？
但现在这一点也正在迅速成为往事。近日，教育部发文《清华大学大力推进高水平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重点之一，就是提到“实行教师退出机制”。虽然这看起来只涉及思政课，但2024年2月，天津理工大学建立的教师转岗退出机制就面向所有教师，教学、科研能力“双弱型”教师须让出岗位，竞聘转岗。
《追光的日子》剧照
当然，你也可以说这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早在2008年，华南理工大学就推行了教师“末位淘汰制”，连续两个学期排名最末尾5%的教师，就可能遭暂停开课资格、转岗。对一些“青椒”（青年教师）来说，本来就没有“铁饭碗”一说，只有面对“非升即走”的无尽压力和煎熬，其处境甚至比普通打工人更苦更没有保障，只要出不了成果就得卷铺盖走人。
不止高校老师如此，中小学也一样。在过去这一年里，北京市丰台区、天津市西青区都开始探索在中小学建立教师退出机制，打破“一聘定终身”，要让人员“能上能下，能进能出”。浙江宁波、贵州贵阳、山东平阴县等多地前两年就已经悄悄开始试点中小学（幼儿园）教师退出机制，一旦全面推开，哪怕是在编的一线教师，一觉醒来发现丢了饭碗也是完全有可能的事。
你仔细想想就能明白，这本来也不必意外，毕竟教育也是一项社会公共服务，必然要跟着社会的需求发生变动。近十年来的少子化趋势已日渐明显，曾经很难进的幼儿园都苦于招不到学生，一些偏远乡镇的小学都在不断撤并，这迟早也要向上传导。
《少年派》剧照
以吉林省为例，大学扩招刚开始的1999年高校在校学生仅13.96万人，到2020年增至72.70万，专任教师人数也从15166人增至41447人，教师的任务倒是更重了，但问题是同期的小学生人数下跌了一半还多，从260.38万降至118.75万，小学教师也从152052人减少至88281人。东北是这些年人口流失、老龄少子化的最严重地区，吉林的高等教育又可说是东北最发达的，可以说其状况相当具有典型意义，接下来各地都可能面临同样的困境。
想来也是预见到了这一点，去年夏天，上海对中小学教师进行摸底考试，乍看是在考核专业素质，但许多教师也都心知肚明，这恐怕就是在为分流做准备：要是孩子不断减少，那学生都没了，还需要那么多教师吗？何况公立学校的在编教师都是吃财政饭的，如今财政又吃紧，那现在不顺势而为精简机构，还要等到什么时候？
大学教师的状况要更复杂一些，至少国内高校现在对教师的考核普遍重“科研”而轻“教学”，老师能多发论文，比课堂上教得好更重要。不仅如此，国内大学这些年的竞争机制，与教育市场化不无关系——高等教育已经不是九年义务教育，而是面向学生提供的一项服务，甚至一些大学生也自视为购买了服务的消费者，在这种情况下，各高校逐渐变得像是“市场竞争中的企业”，要考核KPI（高校排名、论文数量等等）、要看效益产出，导师也因此成了“老板”，既然如此，那不合格的打工人还不能裁员就说不过去了。
《天才基本法》剧照
也就是说，教育领域“打破铁饭碗”只是冰山浮出水面的那一角，但水底下实际上有着盘根错节的成因，只是诸多因素最终都指向这样一个结果。不管怎样，“教师退出机制”看来是大势所趋，现在的问题是：这是一件好事吗？
一直以来，这都被看作是必要的改革：引入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打破“铁饭碗”，这有什么不好？让不胜任者离开，能者留下，这样才能激发不断向上的动力，最终落实“建设高水平的教师队伍”。
不久前，上海一位在编教师被清退后，上网发文叫屈，同为教师的一位在了解其状况后点评说她“教学质量不佳，中等偏下；平时又不搞点学术研究”，那只能是“犹如案板上的鱼，等着被宰”。结论是：“职场还是要有点危机意识，培养一项‘硬本领’，大浪来袭前，要保证自己不会溺水。”
这么说当然也不无道理，说实话，被清退的，多多少少身上总能找到点毛病。这也是很多人支持“打破铁饭碗”的出发点：根据绩效原则，“谁行谁上”，让那些干不好的人下来，本身就是在激励那些干得好的人。不过，这就意味着公平的评价机制极为关键，否则就可能出现一种扭曲的状况：“谁不会来事谁走”。问题是，往往越是那些专业素质高的人才，越不会或不屑于“来事”。
引入必要的竞争机制当然没错，但有一点时常被人忽略：那些被考核的人，有没有得到公平对待和充分的权利保障？如果什么都无法保障，风险只能全部自行承担，那最终就只能靠自己有“危机意识”和“硬本领”，要是你做不到，就得不到同情，因为那仿佛都是你自己的错。
《无法成为野兽的我们》剧照
这种逻辑在我们社会相当盛行，很多人视为天经地义，但这么一来，教师与其说是教书育人的“灵魂工程师”，倒不如说更像是文凭工厂里流水线上的打工人。你不能既把教师这份职业说得如何神圣，指望有奉献牺牲精神，同时又把这份职业“去神圣化”，那身在其中的人难免感觉腹背受敌。
公平地说，这也不是国内首创，美国的高等教育经历这样的市场化至少有半个世纪了。《学历之死》一书认为，美国大学教师虽然是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劳动力，但大部分的在职教师其实只是“某种形式的合同工”，这些被冠以五花八门头衔的临时教师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根据课程或学年需求得到工作，不保证长期聘用，报酬常常少得可怜，且不享有任何福利待遇。文雅的措辞使人们越发看不清事实的真相，我们不妨直截了当一些：大学教师的工作，本质上变成了一份‘零工’（a pickup job），就像给优步（Uber）当司机，或是在‘跑腿兔’网站（Task Rabbit）接单一样，本质上毫无区别。”
问题是，教师这份职业毕竟和打零工接单不一样，很多人之所以投身其中，确实是出于对孩子、对教育、对学术的热爱，而当他们发现自己被无情利用时，难免感到幻灭，因为他们所热爱的集体，并没有回应他们的深情。到头来，一些教师会发现自己卡在其中进退两难，他们在一个无人施以援手的境地里艰难前行，差不多只能靠“用爱发电”，有的甚至陷入抑郁。别的不说，这样“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是不是有点强人所难？
《青春派》剧照
这并不是说不要改变，而是说教师像所有的劳动者一样需要尊严和权利保障，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尤其需要健全的机制，否则“打破铁饭碗”的结果，就有可能不是“优胜劣汰”，而是这一行的劳动条件不再足以吸引到那些优秀的头脑，当他们有更好的选择时，不用等你清退，他们自己会走。关键就在这里：如果我们不能公平对待教师，就不能指望他们能教育好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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