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
05-31·阅读时长20分钟
访谈嘉宾
康琳 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
吴琪 《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
在医疗行为里,没有完美的决定
康琳:经常会有患者家属问我,如果(这个患者)是你奶奶,你会采取什么治疗?我都会说第一是没有完美的决定,因为任何治疗都要承担风险,这是个概率事件。我可以告诉患者治疗方案的花费,会产生的副作用,会发生的风险。但最后这些事都是要患者方来承担,医生无法替你承担这些事情。她是你奶奶,毕竟不是我奶奶,我们要做的可能是共同决策。
吴琪:您说的共同决策,也确实要视具体情况来定,或者说大夫的情商在这种时候就显得极为重要。
康琳:患者之间的差异是非常大的。我印象最深的案例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女性被诊断为急性白血病,病程很短,大概就十几天时间。她的丈夫很快就说不治了,人的第一反应会觉得他是不是“渣男”。但当你再详细了解他的决定后,会发现他上有老下有小,收入很低。即便他把所有钱都投入到治疗,最后的结局也是不一定的,整个家庭也可能崩溃。所以你很难站在道德立场去批判他,他的选择是由他所有的社会支持资源和经济实力决定的。我们医生第一不做道德评判,第二要尊重每一个患者的家庭。
紧急情况下不适合做理性决策
吴琪:他的人是清醒又痛苦的,会表达自己希望能拔管。
康琳:是的,他后面也堵着气管插管,要求拔管。那个时候家属做决定就更难了,拔管就意味着终止他的呼吸。
吴琪:虽然这是个慢性病,但面对急性发作的最坏结果,我们最好要提前有共识。
康琳:是的,不要在那种紧急情况下做决策,很难做一个特别理性的决策,很多时候还会被感情左右,你在当时也不可能会考虑得很全面。他以后会怎么样?他会面临着什么样的痛苦?还是要在患者清醒的时候,在病还没有到紧急要命关头的时候,就把这些事提前想清楚。
谈话应该往前推一步
康琳:有个很有意思的例子。我们曾有一个90多岁的患者,是因为肺部感染来治疗的,我们和他的家人谈抢救,然后说鼻导管维持不了就要改面罩,面罩维持不了就要插管。家属给我们的答复是,不想他受罪。我说那我明白了,让住院医生去和他签知情同意书。最后知情同意书回来,是全部同意,插管也同意。我就问家属,你不是说不遭罪吗?为什么还签这些?他说插了管就不遭罪了。
吴琪:理解是完全相反的。
康琳:不遭罪就代表着不插管,这是医疗团队的共识。这就启发我后来跟我团队说,我们一定要多问一句,要知道他实际到底想要什么。
老人说不想活了
观众:我的姥姥她并不是一个癌症末期患者,她91岁,带心脏起搏器30多年,她最近就到了该换起搏器的时间了,她就表示说“我不想换了,我的起搏器如果没电了,我就这样走吧”。其实我第一次听到是很震惊,因为她是一个生活可以完全自理的老人,她可以自己买菜做饭,她喜欢写书法,在小区里面的社交也很好。我作为家人,我怎么样和她沟通或者和她对话?还有对于老年人觉得自己以后就没有用了,他是一个废人了,这样的想法我们怎么样能够跟他去交流?
康琳:如果是纯医疗上的办法,要去维持它的指标,让人一直活着,其实有很多手段可以达到那个指标,让心跳和呼吸都在,血压也正常。但这个是东西有什么意义,有没有价值,每个人的判断标准是不一样的。我试着代入了下90岁人的生活,比如说她的听力、视力和消化系统该是什么样的?她会不会每天被便秘的问题困扰?睡眠质量怎么样?......但我们永远不能代替对方去感受一些事情。
吴琪:需要亲密的人去辨别背后的需求是什么。对一个70岁老人来说的有用,和对一个90岁老人来说的有用,其实是不一样的。他是希望对家人有用,还是对小区有用,还是对社会有用,这背后可能有非常多层次的问题。
康琳:大家为什么觉得老了就没用了,我们也分析过。工业革命以后,大家把速度和效率作为定义成功和积极的标准,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老去,他的速度和效率会变慢。但这也不应该是判断价值的唯一标准。
吴琪:但现在好像老人就得带孩子和做家务。
康陵:这也是一种社会现象,会引发其他的心理问题。
“老老人”困住“小老人”的照护之苦
吴琪:大家对五六十岁的老人,还要照护八九十岁父母的现象会产生很大共鸣。这个过程会有很多个人决定。比如说要不要辞职后全职照顾老人,如何照顾孙子。这些决策背后,会涉及很多财力和精力的投入。
康琳:是的,这个现象很普遍,我甚至把它叫做“祖父母综合症”。有老人检查身体,一直说不舒服,但是没有器质性疾病。我就会多问一句,我说你是不是在带孩子?一个五六十岁的人背井离乡到一个新的城市,跟自己的晚辈在同一个屋檐下,又面临着新生命接手的很多细节和生活习惯的不一样。在这么一个大的变动下,他的身体心理都会出现很多问题。我甚至会给他说,你要不要我给你把“不能带孩子”这个事情写到病历上?
吴琪:但如果他还要照顾自己的老人,那个角色脱离,可能也脱离不了。
把老人送进养老院的纠结和困境
吴琪:在您的临床经验里,一个家庭决定把老人送到养老院,最大的纠结和困境主要是什么?
康琳:一部分是内部的经济压力。政府民办的养老院收费是低廉的,但它的容量有限,所以排队时间长。环境和服务相对好的养老院,就会贵一点,有经济压力在。还有来自外部观念的影响,好像传统观念里会认为把老人送去养老院,就是不孝顺。
吴琪:那老年人自己的态度呢?
康琳:有的老年人也会这样想,认为是子女不要自己了,才把自己送到疗养院去。但我认为这个观念也在转变,我听到很多呼声说自己要把房子卖掉,以后住在养老院里有人照顾。我们的本科生会去养老机构参观,了解老年医学的范式。现在养老院里有音乐治疗,会有音乐治疗师带着老人做打击乐,大家在一起很开心。有学生就会开始问价格,我还以为他们是在给长辈问。结果那个孩子告诉我,我可以住在这里吗?我也想做义工,我也想和老年人互动。
照顾者在恐惧什么?
吴琪:照顾者可能有时也要分清楚,是他舍不得离开世界,还是我舍不得离开他,到底是我的恐惧还是他的恐惧。
康琳:照顾者也是一个需要去关注的群体。在老年科,我们说完病人的事情,也要说说家属的事情,我们对家属说你也不容易,有的家属会因为这一句话当场就崩溃就哭了。照顾老人真的会精疲力尽,可能也看不到变好的希望。所以他们的照护压力也需要被看见。
(以上内容为访谈节选,完整版请观看视频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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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秋秋 / 审核: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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